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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我应邀参加在加拿大卑诗大学（UBC）举行的一个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加拿大学者在谈及当今技术人才跨国流动之社会影响时，挥舞着拳头激动地大声说道：“是千百万中国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其时正是比尔·盖茨的微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此言一出，全场一阵唏嘘声。作为当时在场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我深感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在那之后，每当我探讨国际移民之社会影响时，脑海里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当年会议的场景；也是从那之后，每年在给学生讲授“移民社会学”课程时，我总会论及“中国农民与比尔·盖茨”命题。我的理解：因为中国农民养育了无数IT业青年才俊，其中不少加入比尔·盖茨的微软为其效力，以宝贵的青春年华和知识才干将微软推向了IT业的巅峰，因此可以说，是千百万中国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
近日，我饶有兴味地一口气读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项飚博士的英文专著《全球猎身：从信息产业看印度劳工体系》（以下简称《猎身》）。几乎从开卷伊始，“中国农民与比尔·盖茨”的命题就一直跳跃在字里行间。我想，如果当时项飚在场的话，他一定还要补充一句：养育了比尔·盖茨的还有千百万印度农民！更重要的是，细读全书，咀嚼作者如何将印度IT人跨国流动提升到经济全球化与当代劳动力市场重构的制度性层面进行剖析，深感言近旨远，入木三分。
如果不算附录的话，《猎身》一书不过百来页，描述的现象也简单明了：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印度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量被称为“技能店”（T-shop）的私立IT技术培训学校，吸引了成千上万怀揣致富梦想的印度青年。他们为了能够入校学艺而想方设法筹措高额学费，好不容易获得一纸证书后，又为能够尽快出国务工而向劳务中介行缴纳五花八门的费用。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早日奔向被誉为“IT麦加”的美国，从而实现“在（印度）农村有地，在（印度）城市有房，在美国有高薪工作”的IT梦。
很容易，这会被写成一个学人们已经重复过无数次的“跨国迁移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然而，《猎身》的价值却在于它脱出了此类老生常谈之窠臼，另辟蹊径。该书以印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架构中特殊的“猎身行”（Body Shop）为切入点，追踪印度IT青年如何实现跨国流动的全过程，在展示一个立足印度、全球运作、号称“猎身”之信息产业劳动力管理体系的同时，剖析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群体价值如何在全球化体系内被创造、被利用、被增值，进而指出：跨国化猎身操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构建了新的跨界流动纽带，还在于它体现了创造财富的新战略，转移价值的新途径，以及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新模式。
猎头与猎身
我曾经为该书的英文书名《Global “Body Shopping”》如何准确译为中文犯难：如果直译为“全球卖身”，恐怕读者立马联想到的就是色情业“小姐”。当我向项飚讨教、得知他已经将书名意译为《全球“猎身”》时，不能不为之拍案叫绝。“猎身”源自“猎头”却又有别于后者，妙就妙在巧用“猎”之“迅速寻找与购买”之意，却又区分出“身”与“头”之别，而如此创意完全基于对印度IT人培养、雇用、流动之系列流程的深刻洞察。
IT业无疑是高科技行业，IT从业者是公认的技术人才，然而，构成IT业基础的大量“程序员”日以继夜所从事的，却是《猎身》所描绘的“沉闷乏味、单调，且收入偏低的所谓‘驴活’（印度IT人语）。”因为，无论是编程、检测或试错，都需要能够熟练运用在业外人眼里如天书般的专业代码，但是，其工作过程却是在看似洁净、舒适的环境中，埋头从事没有多少创造性、却极度耗费时间、脑力直至体力的艰苦工作。尤其在大型软件工程的编写测试过程中，基层程序员个人的作用，是确确实实的“螺丝钉”。因而在我国，也有IT程序员不时自我调侃是“IT民工”。
由此，就形成了一对耐人寻味的悖论：由于IT业不断展示出的“神奇魅力”，IT人被罩上“科技人才”之光环，因此需要“猎”；然而，由于IT业实际上需要的是大批专业的“IT民工”干“驴活”，因此被猎的是“身”而非“头”。虽然软件通过程序控制的合理化、标准化、自动化从而提升使用者之效益，但软件开发自身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近二三十年来，以美国为首之发达国家IT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正是通过增加软件开发的人力投入不断试错，“即便是最著名的(IT)成功故事……也有赖于大量的无偿劳动力，以克服软件生产过程本身的低效和瓶颈”（K. Eisch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33）。正因为如此，由美国而大洋洲而欧洲，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极其开放乃至附加各种优惠条件的“技术移民优先”政策，“寻猎”发展中国家的IT人。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二○○九年统计资料，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允许临时性技术移民入境，93%的发达国家还允许技术移民获得本国永久居留。在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移民申请人“评分测试系统”和“紧缺职业清单”中，IT人被列为最紧缺人员而给予最高分。新西兰移民局曾在印度设置机构，专门为新西兰寻猎IT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欧洲的德、法、意、奥等国也加入了寻猎IT人的“全球大战”。例如，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后一再宣称“零移民”的德国，在二○○○年五月宣布向非欧盟国家两万名IT人发放可延期至五年的工作签证。在全世界人才争夺中独占鳌头的自然是美国。美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付诸实施的H-1B签证制度，为外国专业人才进入美国工作设立直通车：他们可以到美国工作三年后再续签至六年。美国国会在一九九九和二○○○年间，将H-1B签证的限制人数从六万五千增加到十一万五千人，并在此后三年再次增加到十九万五千人。持H-1B签证进入美国者近三分之二是IT人，其中70%以上是印度人，H-1B签证因而也被称为“印度人签证”。
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与社会投入，也需要其自身的聪明才智与艰苦付出，当发达国家面临人才供需矛盾时，通过移民渠道的“拿来主义”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正是通过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大批“寻猎”价廉物美的IT人，才成就了如同比尔·盖茨那样的IT巨头。
“卢比生美元”
《猎身》通过大量事实指出，印度的IT热不是热在“IT业”，而是热在IT人，因为印度是从大批IT人的跨国流动、跨国服务中获益，故而有所谓“卢比生美元”之奇观。那么，为什么印度能够“生产”出大批受国际市场欢迎的IT人呢？局外人往往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印度英语普及，技术教育发达。然而，《猎身》作者通过深入调研所描绘的图景，却令我们看到了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其一，印度以私人IT培训机构（即所谓“技能店”）为主体的“IT人生产线”实现了与国际先进IT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IT业所具有的突出时代标志之一，就是其主要专业标准全球划一，且几乎由少数几家全球化大公司制定。因此，与那些需要接受移入国政府特殊资格认证的传统专业人士不同，IT人只要能够持有诸如“微软授权认证系统工程师”、“Sun公司授权认证的Java程序员”或“Cisco授权认证网络工程师”之类的专业证书，就等于获得了可以在世界各国IT业任职的资格。印度所有私人IT培训机构的指向都简单明了：面向西方，志在移民，因此，其课程设置无不以美国IT业马首是瞻。“如果你有五个朋友在美国（IT业），其中三个说Java好，你立刻教Java；明天有人说Oracle（甲骨文）好，你立马就得上Oracle……”这些学校还鼓励学生设法打听哪些技术在美国好找工作，回来后就可以向学校“点”这些课程。而印度首屈一指的全国信息技术学院（NIIT）更是直接与微软、甲骨文、红帽(Red Hat)、思杰（CITRIX）等世界IT巨头保持密切联系，这些公司通过NIIT在印度发布其最新技术，而NIIT则有义务在给定的时限内“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使用这些最新技术的IT人。正因为印度众多技能店具有如此与时俱进的高度实用性，方得以批量化生产出能够如同“伊妹儿”（E-mail）一样去往世界各方的IT人。
其二，以大量低廉乃至无偿的底层劳动集中培育“价廉物美”的IT人，使印度的隐形资源在一个相对少数的群体上，显示出最大效用。印度极不平等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在印度，能够接受大学教育者仅为同龄人的6%，而且，虽然印度人口52%以上属于“落后种姓”（backward castes，即原来的低级种姓），但IT人中出身于“先进种姓”（forward castes，即原来的高级种姓）的达80%以上。如此数字差距的背后，是亿万落后种姓挣扎于贫穷农村，因与生俱来的“不洁净”只能蛰伏于社会底层并接受远远低于其劳动价值的低微报酬。反之，前文提及的印度大批私立技能店则主要由大地主、教育者（如退休校长）和当地政要联合兴办，它们吸纳了25%以上的农业盈余。多数人在制度性逼迫下贡献的大量农业剩余价值为少数人享有，印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无形的剪刀差大量攫取农村剩余资源并转入国际市场，由此，大量低廉乃至无偿的底层劳动，就成为培育IT人之丰厚的隐形资源。
其三，亲缘乡情网络内的互惠互助是IT人筹措成长经费的重要渠道。由于IT工作的特殊性，印度IT人出身于富豪之家的并不多，然而，即便是小康家庭大多亦无法独立支付培育子弟成为IT人并将其送往发达国家的巨额经费，因此，以跨国互惠为特征的家族性经费筹措就成为动员资源的有效途径。在家族圈子里，为年轻人学习IT技能和出国提供金钱支持几乎天经地义。这一点与我在中国闽、浙侨乡调查中看到的跨国流动经费筹措可谓异曲同工。此类借贷以基于互惠的信任为依托，在具体运作上既基于经济规律又超越经济法则，因为，乡土社会的亲情互助是一种“社会规范”，其不仅具有交换的理念，还具有伦理道德的逻辑，是“道德经济”和“理性主义”糅合的产品。亲缘网络内的资金筹措因蕴含着获得回报、实现“滚雪球”般向上流动的合理期待，因此有可能以零利率或低利率降低成本。
在此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特殊的“嫁妆”经济，它既是资源动员的有效方式，又是IT人展示其身价、地位的T型台，进而还成为推动社会中下层年轻人通过入行IT改变命运的原动力。《猎身》作者的调查显示，当印度农村某个家庭出了个成功的IT儿子，首先引起周围人羡慕或妒忌的是他能为家庭挣来数额不菲的嫁妆，而新郎父母则理所当然地视之为自己对儿子教育投资的回报。当地的行情显示，一名 IT工程师能够得到的嫁妆比非IT工程师高出两倍以上；而如果IT新郎已经在发达国家，则身价还将翻番。例如，身在澳大利亚的印度IT新郎可望得到五六万美元的嫁妆额，而如果已经身在美国，其所能得到的嫁妆额将高达十二万美元以上。由于IT新郎如此炙手可热，导致在印度一些乡村出现了“嫁妆期货市场”。富有的父亲四处寻猎“有前途”的男孩，一旦找准目标，就以对方承诺日后迎娶其女儿为条件，将“嫁妆”转化为资助其学习、出国的费用。而防止“准女婿”日后食言的措施，则是在“投资”确定之时就举行公开的订婚仪式，利用潜在的“乡规民约”拴住“准女婿”。由此，“有钱农家女配有才IT郎”成为典型的婚姻模式，而如此模式所蕴含的意义则在于体现了“嫁妆”如何成为转移剩余价值的手段。伴随着嫁妆的流动，资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地方社会转移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无论在哪个国家，从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一名合格的IT专业人士，都需要总量可观的培育成本。然而，如果将同一成本置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那么，这一社会成本在如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然要比欧美发达国家低廉许多。因为，一方面，从父母、老师、妻子到各类社会公共服务人员，所有这些与IT人成长相关的劳动都被赋予极低的价值；另一方面，从住房、学校、医院到交通等公共设施，也都在低位成本上运行，因此，无数与培育印度IT人相关的成本都被严重低估，甚至直接被隐性化、零价值化乃至负价值化。加之印度社会内部阶级、种姓和性别的极端不平等，又导致从全社会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一个人数有限的特殊群体，从而创造出了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有竞争力的“价廉物美”IT人。当IT人将其在发达国家的“高工资”源源不断寄送给在印度农村的亲人时，“卢比生美元”自然展示诱人的魅力。
然而，从地主办学、家族筹款到嫁妆流动，在印度IT人“无限风光”地满足于“卢比生美元”的背后，真正从中最大获益的实乃发达国家资本。对此，《猎身》提出了“高额跨国剩余价值”的概念：即印度生产IT劳动力所需的投入和全球市场平均薪金（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回报）之间存在巨大差额。换言之，从印度IT人如何汲取本土资源实现个人“成材”，到如何进入全球体系追求个人成功，实质上是印度内在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经济的特殊对接，是劳动力生产体系中国际分工系统的反映，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又一层掠夺。由此，不能不令我再次联想到著名国际移民学家斯蒂芬·卡斯特一针见血的论断：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托儿所”。
“被板凳”与“买工作”
当二○○一年经济危机不期而至时，美国曾解雇了六十多万技术雇员，但与此同时，来自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IT人却仍然被源源“猎身”入境。如此矛盾现象的原因何在？《猎身》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为我们剖析了猎身行的两大关键操作程序：“被板凳”与“买工作”。
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政策往往规定必须以雇用合同为获得移民签证的前提，而且一旦合同终了，“技术移民”很可能随之失去继续留居当地的合法身份。然而，在以猎身行为核心环节的连环操作中，各猎身行从提供担保、办理工作签证、安排住宿到支付工资，直接“代表”IT老板招募、管理印度IT人。IT老板要人即直接到猎身行老板那里雇用，不需要时就将其退回。当IT业轰轰烈烈时，IT人几乎一下飞机就上岗，但当IT业不景气时，IT人就被闲置于冷板凳上，空有“技术移民”证件却没工作，无收入，即“被板凳”。
就IT老板而言，由于他们是间接从猎身行获得所需之技术移民，不直接与受雇者发生法律关系，因此就不必为其承担跨国迁移、失业保险之类的社会责任。《猎身》给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数据：二○○○年美国微软总部的两万名员工中，有六千人系通过中介机构招聘雇用。许多人已经为微软工作多年，但劳动关系仍然在中介机构，被称作“永久的临时工”，其所得以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就被大打折扣。
对于猎身行老板而言，手中握有一定数量的IT人，是以低成本猎取高利润的必要前提。因为，其一，谁也不知道何时会有招聘项目突然而至；其二，面对竞争而急于上岗的IT人不可能对工资、待遇讨价还价；其三，有的猎身行老板还可以因此从免费劳动力身上获得额外收益。这就是更进一层的“买工作”。
所谓“买工作”，就是当IT新手源源而至供大于求时，一些猎身行老板趁机在自己的公司内创造出“实习生”或“软件开发师”这样的职位，然后将其作价出售。《猎身》的调查显示：印度海德拉巴的IT新手，可能要交纳八九万卢比去为自己购买一个为期六个月的“实习生”职位。猎身行对此打出的广告是：“掏腰包工作，有机会赚钱”（work on self-support basis with chance to earn）。用猎身行老板的话说：就业不景气，没有工作阅历的年轻IT人为了冲出职业生涯的零起点，除了花钱买工作，又能怎样？
如此，猎身行老板又凭空生出了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猎身》中有这样一个典型事例：一个猎身行老板以极低的价格竞争一个软件开发项目，并且承诺在项目完成之前不收取任何前期费用。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就因为他手中握有可观的随时愿意自掏腰包工作的IT人。“如果（开发出来的软件包）能卖出去，当然最好；如果卖不出去，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赔掉任何东西……我培训他们（IT新手）、雇用他们、为他们出具证明，在每个环节上我都可以向他们收费。”
由此可见，IT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满足缺口的劳动力本身，而且更需要一个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群体，以便在最短时间内适应市场波动。正是基于如此深入的条分缕析，《猎身》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在“风险、不确定性和持续不断的变化是常规而非意外”的所谓“新经济”中，作为“技术移民”的印度IT人如何被摆布，并进而得出结论：虚拟的劳动力短缺是永远不可能被填满的！技术人才的“短缺”和高失业率可以并存，并可能成为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
我以为还需要强调的是，以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雇用为主要内涵的非正规经济，之所以也能够在高科技领域大行其道，根源之一还在于全球化正如同由跨国资本把握方向盘的巨型“压路机”，力图突破一切不利于其扩张之国境边界，朝着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化目标呼啸前行。与此相应，全球化时代包括技术移民在内的国际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以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竞争为主导，又因前者被标签化的不同身份地位而被资本那“看不见的手”推入与移入国正规劳动群体之间的竞争。如此劳动力市场跨国化的发展趋势，已经造成资本获益的提升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此趋势还将延续。因此，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在身不由己的竞争中，出现劳动者工作条件及劳工相对利益“奔向底层的竞赛”（race to bottom），业已成为跨国资本“制造出来的”、劳动者“心甘情愿”接受不公平待遇（Michael Burawoy著，林宗弘等译：《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的又一典型例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把劳工运动一百年来的成就一扫而光”（巴里·卡尔：《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下的劳工国际主义》，《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二○○○年第一期）。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意味着许多当权者已不再把极端不平等视作一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提高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
《猎身》对印度IT人流动的分析，还值得我们对中国当代农民工问题做进一步思考。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大量流动，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并且波澜不惊的重要原因。经济繁荣时，他们如潮水般涌入厂矿车间及各类社会服务领域；经济萧条时，他们默默退回乡里田间。如今，当第一代农民工陆续进入退休年龄时，又有多少人能够充分享受到他们既往贡献的剩余价值？亿万中国农民工实际上是自己承担了劳动力哺育、成长、流动、伤病乃至退出市场的全部成本，这部分隐性成本对中国GDP的贡献值，实难估量。
再放眼世界，从中国农民默默奉献中获益的，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正是因为中国两亿农民工的成长和劳动成本被大大低估，才能有海量的廉价中国商品铺天盖地般流向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提升了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之亿万家庭的生活品质。在此意义上，中国农民不仅养育了如同比尔·盖茨那样的跨国资本巨头，而且为全世界各阶层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都做出了无形的贡献。我们似乎还可以说：因为是无数中、印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因此，今日这位巨富的“裸捐”，实质上是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亿万农民的隐形贡献，在阳光下回归社会！
（Xiang Biao,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近日，我饶有兴味地一口气读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项飚博士的英文专著《全球猎身：从信息产业看印度劳工体系》（以下简称《猎身》）。几乎从开卷伊始，“中国农民与比尔·盖茨”的命题就一直跳跃在字里行间。我想，如果当时项飚在场的话，他一定还要补充一句：养育了比尔·盖茨的还有千百万印度农民！更重要的是，细读全书，咀嚼作者如何将印度IT人跨国流动提升到经济全球化与当代劳动力市场重构的制度性层面进行剖析，深感言近旨远，入木三分。
如果不算附录的话，《猎身》一书不过百来页，描述的现象也简单明了：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印度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量被称为“技能店”（T-shop）的私立IT技术培训学校，吸引了成千上万怀揣致富梦想的印度青年。他们为了能够入校学艺而想方设法筹措高额学费，好不容易获得一纸证书后，又为能够尽快出国务工而向劳务中介行缴纳五花八门的费用。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早日奔向被誉为“IT麦加”的美国，从而实现“在（印度）农村有地，在（印度）城市有房，在美国有高薪工作”的IT梦。
很容易，这会被写成一个学人们已经重复过无数次的“跨国迁移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然而，《猎身》的价值却在于它脱出了此类老生常谈之窠臼，另辟蹊径。该书以印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架构中特殊的“猎身行”（Body Shop）为切入点，追踪印度IT青年如何实现跨国流动的全过程，在展示一个立足印度、全球运作、号称“猎身”之信息产业劳动力管理体系的同时，剖析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群体价值如何在全球化体系内被创造、被利用、被增值，进而指出：跨国化猎身操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构建了新的跨界流动纽带，还在于它体现了创造财富的新战略，转移价值的新途径，以及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新模式。
猎头与猎身
我曾经为该书的英文书名《Global “Body Shopping”》如何准确译为中文犯难：如果直译为“全球卖身”，恐怕读者立马联想到的就是色情业“小姐”。当我向项飚讨教、得知他已经将书名意译为《全球“猎身”》时，不能不为之拍案叫绝。“猎身”源自“猎头”却又有别于后者，妙就妙在巧用“猎”之“迅速寻找与购买”之意，却又区分出“身”与“头”之别，而如此创意完全基于对印度IT人培养、雇用、流动之系列流程的深刻洞察。
IT业无疑是高科技行业，IT从业者是公认的技术人才，然而，构成IT业基础的大量“程序员”日以继夜所从事的，却是《猎身》所描绘的“沉闷乏味、单调，且收入偏低的所谓‘驴活’（印度IT人语）。”因为，无论是编程、检测或试错，都需要能够熟练运用在业外人眼里如天书般的专业代码，但是，其工作过程却是在看似洁净、舒适的环境中，埋头从事没有多少创造性、却极度耗费时间、脑力直至体力的艰苦工作。尤其在大型软件工程的编写测试过程中，基层程序员个人的作用，是确确实实的“螺丝钉”。因而在我国，也有IT程序员不时自我调侃是“IT民工”。
由此，就形成了一对耐人寻味的悖论：由于IT业不断展示出的“神奇魅力”，IT人被罩上“科技人才”之光环，因此需要“猎”；然而，由于IT业实际上需要的是大批专业的“IT民工”干“驴活”，因此被猎的是“身”而非“头”。虽然软件通过程序控制的合理化、标准化、自动化从而提升使用者之效益，但软件开发自身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近二三十年来，以美国为首之发达国家IT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正是通过增加软件开发的人力投入不断试错，“即便是最著名的(IT)成功故事……也有赖于大量的无偿劳动力，以克服软件生产过程本身的低效和瓶颈”（K. Eisch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33）。正因为如此，由美国而大洋洲而欧洲，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极其开放乃至附加各种优惠条件的“技术移民优先”政策，“寻猎”发展中国家的IT人。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二○○九年统计资料，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允许临时性技术移民入境，93%的发达国家还允许技术移民获得本国永久居留。在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移民申请人“评分测试系统”和“紧缺职业清单”中，IT人被列为最紧缺人员而给予最高分。新西兰移民局曾在印度设置机构，专门为新西兰寻猎IT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欧洲的德、法、意、奥等国也加入了寻猎IT人的“全球大战”。例如，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后一再宣称“零移民”的德国，在二○○○年五月宣布向非欧盟国家两万名IT人发放可延期至五年的工作签证。在全世界人才争夺中独占鳌头的自然是美国。美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付诸实施的H-1B签证制度，为外国专业人才进入美国工作设立直通车：他们可以到美国工作三年后再续签至六年。美国国会在一九九九和二○○○年间，将H-1B签证的限制人数从六万五千增加到十一万五千人，并在此后三年再次增加到十九万五千人。持H-1B签证进入美国者近三分之二是IT人，其中70%以上是印度人，H-1B签证因而也被称为“印度人签证”。
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与社会投入，也需要其自身的聪明才智与艰苦付出，当发达国家面临人才供需矛盾时，通过移民渠道的“拿来主义”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正是通过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大批“寻猎”价廉物美的IT人，才成就了如同比尔·盖茨那样的IT巨头。
“卢比生美元”
《猎身》通过大量事实指出，印度的IT热不是热在“IT业”，而是热在IT人，因为印度是从大批IT人的跨国流动、跨国服务中获益，故而有所谓“卢比生美元”之奇观。那么，为什么印度能够“生产”出大批受国际市场欢迎的IT人呢？局外人往往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印度英语普及，技术教育发达。然而，《猎身》作者通过深入调研所描绘的图景，却令我们看到了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其一，印度以私人IT培训机构（即所谓“技能店”）为主体的“IT人生产线”实现了与国际先进IT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IT业所具有的突出时代标志之一，就是其主要专业标准全球划一，且几乎由少数几家全球化大公司制定。因此，与那些需要接受移入国政府特殊资格认证的传统专业人士不同，IT人只要能够持有诸如“微软授权认证系统工程师”、“Sun公司授权认证的Java程序员”或“Cisco授权认证网络工程师”之类的专业证书，就等于获得了可以在世界各国IT业任职的资格。印度所有私人IT培训机构的指向都简单明了：面向西方，志在移民，因此，其课程设置无不以美国IT业马首是瞻。“如果你有五个朋友在美国（IT业），其中三个说Java好，你立刻教Java；明天有人说Oracle（甲骨文）好，你立马就得上Oracle……”这些学校还鼓励学生设法打听哪些技术在美国好找工作，回来后就可以向学校“点”这些课程。而印度首屈一指的全国信息技术学院（NIIT）更是直接与微软、甲骨文、红帽(Red Hat)、思杰（CITRIX）等世界IT巨头保持密切联系，这些公司通过NIIT在印度发布其最新技术，而NIIT则有义务在给定的时限内“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使用这些最新技术的IT人。正因为印度众多技能店具有如此与时俱进的高度实用性，方得以批量化生产出能够如同“伊妹儿”（E-mail）一样去往世界各方的IT人。
其二，以大量低廉乃至无偿的底层劳动集中培育“价廉物美”的IT人，使印度的隐形资源在一个相对少数的群体上，显示出最大效用。印度极不平等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在印度，能够接受大学教育者仅为同龄人的6%，而且，虽然印度人口52%以上属于“落后种姓”（backward castes，即原来的低级种姓），但IT人中出身于“先进种姓”（forward castes，即原来的高级种姓）的达80%以上。如此数字差距的背后，是亿万落后种姓挣扎于贫穷农村，因与生俱来的“不洁净”只能蛰伏于社会底层并接受远远低于其劳动价值的低微报酬。反之，前文提及的印度大批私立技能店则主要由大地主、教育者（如退休校长）和当地政要联合兴办，它们吸纳了25%以上的农业盈余。多数人在制度性逼迫下贡献的大量农业剩余价值为少数人享有，印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无形的剪刀差大量攫取农村剩余资源并转入国际市场，由此，大量低廉乃至无偿的底层劳动，就成为培育IT人之丰厚的隐形资源。
其三，亲缘乡情网络内的互惠互助是IT人筹措成长经费的重要渠道。由于IT工作的特殊性，印度IT人出身于富豪之家的并不多，然而，即便是小康家庭大多亦无法独立支付培育子弟成为IT人并将其送往发达国家的巨额经费，因此，以跨国互惠为特征的家族性经费筹措就成为动员资源的有效途径。在家族圈子里，为年轻人学习IT技能和出国提供金钱支持几乎天经地义。这一点与我在中国闽、浙侨乡调查中看到的跨国流动经费筹措可谓异曲同工。此类借贷以基于互惠的信任为依托，在具体运作上既基于经济规律又超越经济法则，因为，乡土社会的亲情互助是一种“社会规范”，其不仅具有交换的理念，还具有伦理道德的逻辑，是“道德经济”和“理性主义”糅合的产品。亲缘网络内的资金筹措因蕴含着获得回报、实现“滚雪球”般向上流动的合理期待，因此有可能以零利率或低利率降低成本。
在此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特殊的“嫁妆”经济，它既是资源动员的有效方式，又是IT人展示其身价、地位的T型台，进而还成为推动社会中下层年轻人通过入行IT改变命运的原动力。《猎身》作者的调查显示，当印度农村某个家庭出了个成功的IT儿子，首先引起周围人羡慕或妒忌的是他能为家庭挣来数额不菲的嫁妆，而新郎父母则理所当然地视之为自己对儿子教育投资的回报。当地的行情显示，一名 IT工程师能够得到的嫁妆比非IT工程师高出两倍以上；而如果IT新郎已经在发达国家，则身价还将翻番。例如，身在澳大利亚的印度IT新郎可望得到五六万美元的嫁妆额，而如果已经身在美国，其所能得到的嫁妆额将高达十二万美元以上。由于IT新郎如此炙手可热，导致在印度一些乡村出现了“嫁妆期货市场”。富有的父亲四处寻猎“有前途”的男孩，一旦找准目标，就以对方承诺日后迎娶其女儿为条件，将“嫁妆”转化为资助其学习、出国的费用。而防止“准女婿”日后食言的措施，则是在“投资”确定之时就举行公开的订婚仪式，利用潜在的“乡规民约”拴住“准女婿”。由此，“有钱农家女配有才IT郎”成为典型的婚姻模式，而如此模式所蕴含的意义则在于体现了“嫁妆”如何成为转移剩余价值的手段。伴随着嫁妆的流动，资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地方社会转移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无论在哪个国家，从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一名合格的IT专业人士，都需要总量可观的培育成本。然而，如果将同一成本置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那么，这一社会成本在如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然要比欧美发达国家低廉许多。因为，一方面，从父母、老师、妻子到各类社会公共服务人员，所有这些与IT人成长相关的劳动都被赋予极低的价值；另一方面，从住房、学校、医院到交通等公共设施，也都在低位成本上运行，因此，无数与培育印度IT人相关的成本都被严重低估，甚至直接被隐性化、零价值化乃至负价值化。加之印度社会内部阶级、种姓和性别的极端不平等，又导致从全社会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一个人数有限的特殊群体，从而创造出了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有竞争力的“价廉物美”IT人。当IT人将其在发达国家的“高工资”源源不断寄送给在印度农村的亲人时，“卢比生美元”自然展示诱人的魅力。
然而，从地主办学、家族筹款到嫁妆流动，在印度IT人“无限风光”地满足于“卢比生美元”的背后，真正从中最大获益的实乃发达国家资本。对此，《猎身》提出了“高额跨国剩余价值”的概念：即印度生产IT劳动力所需的投入和全球市场平均薪金（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回报）之间存在巨大差额。换言之，从印度IT人如何汲取本土资源实现个人“成材”，到如何进入全球体系追求个人成功，实质上是印度内在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经济的特殊对接，是劳动力生产体系中国际分工系统的反映，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又一层掠夺。由此，不能不令我再次联想到著名国际移民学家斯蒂芬·卡斯特一针见血的论断：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托儿所”。
“被板凳”与“买工作”
当二○○一年经济危机不期而至时，美国曾解雇了六十多万技术雇员，但与此同时，来自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IT人却仍然被源源“猎身”入境。如此矛盾现象的原因何在？《猎身》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为我们剖析了猎身行的两大关键操作程序：“被板凳”与“买工作”。
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政策往往规定必须以雇用合同为获得移民签证的前提，而且一旦合同终了，“技术移民”很可能随之失去继续留居当地的合法身份。然而，在以猎身行为核心环节的连环操作中，各猎身行从提供担保、办理工作签证、安排住宿到支付工资，直接“代表”IT老板招募、管理印度IT人。IT老板要人即直接到猎身行老板那里雇用，不需要时就将其退回。当IT业轰轰烈烈时，IT人几乎一下飞机就上岗，但当IT业不景气时，IT人就被闲置于冷板凳上，空有“技术移民”证件却没工作，无收入，即“被板凳”。
就IT老板而言，由于他们是间接从猎身行获得所需之技术移民，不直接与受雇者发生法律关系，因此就不必为其承担跨国迁移、失业保险之类的社会责任。《猎身》给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数据：二○○○年美国微软总部的两万名员工中，有六千人系通过中介机构招聘雇用。许多人已经为微软工作多年，但劳动关系仍然在中介机构，被称作“永久的临时工”，其所得以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就被大打折扣。
对于猎身行老板而言，手中握有一定数量的IT人，是以低成本猎取高利润的必要前提。因为，其一，谁也不知道何时会有招聘项目突然而至；其二，面对竞争而急于上岗的IT人不可能对工资、待遇讨价还价；其三，有的猎身行老板还可以因此从免费劳动力身上获得额外收益。这就是更进一层的“买工作”。
所谓“买工作”，就是当IT新手源源而至供大于求时，一些猎身行老板趁机在自己的公司内创造出“实习生”或“软件开发师”这样的职位，然后将其作价出售。《猎身》的调查显示：印度海德拉巴的IT新手，可能要交纳八九万卢比去为自己购买一个为期六个月的“实习生”职位。猎身行对此打出的广告是：“掏腰包工作，有机会赚钱”（work on self-support basis with chance to earn）。用猎身行老板的话说：就业不景气，没有工作阅历的年轻IT人为了冲出职业生涯的零起点，除了花钱买工作，又能怎样？
如此，猎身行老板又凭空生出了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猎身》中有这样一个典型事例：一个猎身行老板以极低的价格竞争一个软件开发项目，并且承诺在项目完成之前不收取任何前期费用。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就因为他手中握有可观的随时愿意自掏腰包工作的IT人。“如果（开发出来的软件包）能卖出去，当然最好；如果卖不出去，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赔掉任何东西……我培训他们（IT新手）、雇用他们、为他们出具证明，在每个环节上我都可以向他们收费。”
由此可见，IT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满足缺口的劳动力本身，而且更需要一个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群体，以便在最短时间内适应市场波动。正是基于如此深入的条分缕析，《猎身》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在“风险、不确定性和持续不断的变化是常规而非意外”的所谓“新经济”中，作为“技术移民”的印度IT人如何被摆布，并进而得出结论：虚拟的劳动力短缺是永远不可能被填满的！技术人才的“短缺”和高失业率可以并存，并可能成为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
我以为还需要强调的是，以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雇用为主要内涵的非正规经济，之所以也能够在高科技领域大行其道，根源之一还在于全球化正如同由跨国资本把握方向盘的巨型“压路机”，力图突破一切不利于其扩张之国境边界，朝着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化目标呼啸前行。与此相应，全球化时代包括技术移民在内的国际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以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竞争为主导，又因前者被标签化的不同身份地位而被资本那“看不见的手”推入与移入国正规劳动群体之间的竞争。如此劳动力市场跨国化的发展趋势，已经造成资本获益的提升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此趋势还将延续。因此，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在身不由己的竞争中，出现劳动者工作条件及劳工相对利益“奔向底层的竞赛”（race to bottom），业已成为跨国资本“制造出来的”、劳动者“心甘情愿”接受不公平待遇（Michael Burawoy著，林宗弘等译：《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的又一典型例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把劳工运动一百年来的成就一扫而光”（巴里·卡尔：《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下的劳工国际主义》，《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二○○○年第一期）。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意味着许多当权者已不再把极端不平等视作一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提高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
《猎身》对印度IT人流动的分析，还值得我们对中国当代农民工问题做进一步思考。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大量流动，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并且波澜不惊的重要原因。经济繁荣时，他们如潮水般涌入厂矿车间及各类社会服务领域；经济萧条时，他们默默退回乡里田间。如今，当第一代农民工陆续进入退休年龄时，又有多少人能够充分享受到他们既往贡献的剩余价值？亿万中国农民工实际上是自己承担了劳动力哺育、成长、流动、伤病乃至退出市场的全部成本，这部分隐性成本对中国GDP的贡献值，实难估量。
再放眼世界，从中国农民默默奉献中获益的，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正是因为中国两亿农民工的成长和劳动成本被大大低估，才能有海量的廉价中国商品铺天盖地般流向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提升了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之亿万家庭的生活品质。在此意义上，中国农民不仅养育了如同比尔·盖茨那样的跨国资本巨头，而且为全世界各阶层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都做出了无形的贡献。我们似乎还可以说：因为是无数中、印农民养育了比尔·盖茨，因此，今日这位巨富的“裸捐”，实质上是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亿万农民的隐形贡献，在阳光下回归社会！
（Xiang Biao,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