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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3）11-0717-01
脑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为59.42%，不仅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而且阻碍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康复，增加了病死率[1-2]。有关PSD发生的生物学因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研究旨在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患者的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对PSD发生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1.1 抑郁组 为2011年2月—2013年2月在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病程大于2周。入组标准：①脑卒中诊断符合1995年中华医学会第4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标准[3]，并经CT或MRI扫描证实；②意识清楚；③检查合作，无明显智能减退和失语；④既往无抑郁症病史，无阳性精神障碍个人史和家族史；⑤符合CCMD-3的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4]；⑥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标准分≥50分。共89例，男63例，女26例，年龄（61.45±9.38）岁。其中缺血性脑卒中73例，脑出血16例。 1.1.2 非抑郁组 为抑郁组同期住院的脑卒中患者。入组标准：①SDS标准分﹤50分，符合抑郁组标准第1～4条。共77例，男58例，女19例，年龄（63.53±8.97）岁。其中缺血性脑卒中63例，脑出血14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种、病程无显著性差异（P>0.05）。1.2 方法1.2.1 评定方法 采用：①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共10条，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②医学应对问卷（MCMQ），共20条，包含“面对”、“回避 ”、“屈服”3种应对策略，各条目按1、2、3、4级评分，测定患者的应对方式[5]。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2 结果 2.1 SSRS评分结果 抑郁组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主观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评分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1），而客观支持分2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2.2 MCMQ评分结果抑郁组MCMQ面对因子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5），而屈服量表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组（P<0.01），回避量表2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3 讨 论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PSD的发生是多因素致病的结果，而且在脑卒中后的不同时期，PSD的危险因素各不相同，但心理社会因素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6]。社会支持系统是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缓解应激性生活事件给个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健康起着保护作用。而个人能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又是关键性的因素。本研究发现，脑卒中后抑郁组患者得到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分、社会支持利用度分均明显低于非抑郁组，而客观支持因子分2组无显著性差异，表明造成社会支持总量差异的原因在于抑郁组的主观支持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较低，面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系统的缓冲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从而导致抑郁发生。应对方式反映个体对各种应激事件相对稳定的应对行为和认知活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缓冲应激所造成的压力，消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加重应激反应。“面对”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已被证实能提高生活质量；“回避”作为另一种应对方式，由于个体回避应激源的存在，可有效减少负性情绪的发生；“屈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康复希望渺茫的慢性病人可能更多地采用“屈服”应对策略[7]。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组面对因子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组，而屈服因子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组，表明抑郁组采取以屈服为主的消极应对方式，屈服应对方式则促发或加重抑郁情绪；“面对”应对方式能缓解抑郁情绪，帮助个体最终成功地解決问题。 综上所述， 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或利用度较低和消极的应对方式是PSD发生的心理社会因素。因此，有针对性的早期心理干预并加强社会支持和利用度可以成为防治PSD的有效途径之一。
脑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率为59.42%，不仅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而且阻碍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康复，增加了病死率[1-2]。有关PSD发生的生物学因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研究旨在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患者的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对PSD发生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1.1 抑郁组 为2011年2月—2013年2月在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病程大于2周。入组标准：①脑卒中诊断符合1995年中华医学会第4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标准[3]，并经CT或MRI扫描证实；②意识清楚；③检查合作，无明显智能减退和失语；④既往无抑郁症病史，无阳性精神障碍个人史和家族史；⑤符合CCMD-3的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4]；⑥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标准分≥50分。共89例，男63例，女26例，年龄（61.45±9.38）岁。其中缺血性脑卒中73例，脑出血16例。 1.1.2 非抑郁组 为抑郁组同期住院的脑卒中患者。入组标准：①SDS标准分﹤50分，符合抑郁组标准第1～4条。共77例，男58例，女19例，年龄（63.53±8.97）岁。其中缺血性脑卒中63例，脑出血14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种、病程无显著性差异（P>0.05）。1.2 方法1.2.1 评定方法 采用：①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共10条，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②医学应对问卷（MCMQ），共20条，包含“面对”、“回避 ”、“屈服”3种应对策略，各条目按1、2、3、4级评分，测定患者的应对方式[5]。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2 结果 2.1 SSRS评分结果 抑郁组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主观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评分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1），而客观支持分2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2.2 MCMQ评分结果抑郁组MCMQ面对因子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0.05），而屈服量表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组（P<0.01），回避量表2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3 讨 论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PSD的发生是多因素致病的结果，而且在脑卒中后的不同时期，PSD的危险因素各不相同，但心理社会因素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6]。社会支持系统是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缓解应激性生活事件给个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健康起着保护作用。而个人能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又是关键性的因素。本研究发现，脑卒中后抑郁组患者得到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分、社会支持利用度分均明显低于非抑郁组，而客观支持因子分2组无显著性差异，表明造成社会支持总量差异的原因在于抑郁组的主观支持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较低，面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系统的缓冲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从而导致抑郁发生。应对方式反映个体对各种应激事件相对稳定的应对行为和认知活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缓冲应激所造成的压力，消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加重应激反应。“面对”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已被证实能提高生活质量；“回避”作为另一种应对方式，由于个体回避应激源的存在，可有效减少负性情绪的发生；“屈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康复希望渺茫的慢性病人可能更多地采用“屈服”应对策略[7]。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组面对因子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组，而屈服因子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组，表明抑郁组采取以屈服为主的消极应对方式，屈服应对方式则促发或加重抑郁情绪；“面对”应对方式能缓解抑郁情绪，帮助个体最终成功地解決问题。 综上所述， 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或利用度较低和消极的应对方式是PSD发生的心理社会因素。因此，有针对性的早期心理干预并加强社会支持和利用度可以成为防治PSD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