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老友书信至，附赠明前采炒的碧螺春一盒。其言道：“柴米油盐酱醋茶，浮生如此而已”，颇有陆放翁“饭白茶甘不觉贫”的淡定与超脱。只是老友未可知我眼前的小烦恼——明前采炒的碧螺春，在我看来，只能以细长透明的玻璃杯冲泡。然而去冬某日，家猫睡醒后的懒腰，将我的细长玻璃杯给打碎了。当时不以为意，如今方觉可惜。为今之计，只好退而求其次，以文代器，粗品这故鄉名茶碧螺春。

　　关于碧螺春名字的由来，流传最广的是康熙南巡钦定的传说。话说千古一帝康熙，在平三藩、收台湾之后，决定到处溜达溜达，饱览大好河山的同时，顺便视察一下王国的交通命脉——河道。于是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坐着龙船，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了。可以想见，康熙视察运河途中到达苏州，偶然或必然地品尝了这种汤色碧绿（这正是我认为必须用细长玻璃杯的主要原因）、卷曲如螺的茶，倍加赞赏，一问之下得知此茶名唤“吓煞人香”，甚觉不雅，下人随即附和“请皇上金口赐名”，于是就有了“碧螺春”，再于是，碧螺春从此成为贡茶，名动天下，年年春时，贡船沿着运河北上皇城……
　　细侬软语的吴地方言把喝茶叫做“吃茶”，一字之别，将茶的必要性提升到与粮米同等，足见人们对茶的重视。简单的“喝茶”，矫情地说，仅仅体现了茶水的物质属性，解渴；而“吃茶”，显得“细嚼慢咽”，有力甚至隆重，也便有了“品”的感觉，品，色香味，望闻问，体现更多的便是茶的文化属性了。
　　隋唐时，文人雅士之间便盛行品茶，茶圣陆羽青年励志，遍访各地之茶，终得《茶经》著作，足可见当时对茶文化追求之殷切。《茶经》开篇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可见北方并不适宜产茶，然而隋唐政治中心始终处于北方，官宦士绅、文人墨客自然也云集于北方，南茶北运的重要渠道便是隋炀帝着力开凿的大运河了。这也是千年运河与茶文化最早的渊源吧。只不知碧螺春（或许该叫“吓煞人香”或别的俗名？）当时是否受人赏识。料想吴地富庶，吴人内敛温和不张扬，当时碧螺春必定默默无闻，孤芳仅由吴人独赏。想到此，真为当时的好茶者感到惋惜。也不知自称陆羽云孙，“茶诗三百续《茶经》”的陆放翁是否有幸得品，若不曾，这里一并表示惋惜。
　　身在姑苏，碧螺春产地，运河水系至关重要的名城，不得浮生半日以临水品茗，绝对属于人生一大遗憾。十数年前的暮春时节，我曾有幸在虎丘下运河边不知名的茶馆与开篇提到的老友小坐品茗。水壶吱吱，沸点之前时，端两盏身段苗条的玻璃杯，注水二分，继而将随身携带的碧螺春新茶徐徐撒入，一时春色盎然，香溢满室。稍顷，则螺展而开，晶莹彻透，此时续水而入，但见绿意上下翻腾，诸烦可休。虎丘下，运河边，木楼之上琵琶婉约，评弹述情，一切似乎过于完美，春光滞缓，乃至于回忆之时竟忘了茶之味，只隐约记得黄昏降临时，清风细雨至，河水微澜起，千古一河，碧意南北。隐约记得当时笑言：“如果我们下到运河去摸一碗螺蛳来做茶食，岂不名副其实？”
　　向老友致谢，向家猫致歉，我不该如此“记仇”。当然，我得去觅得一口称心的玻璃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