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强制—任意二分困局:公司法规则约束力分层体系确立论——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

来源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iminis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学界习惯于对公司法规则做强制性与任意性二元划分,这一分类方法简洁但失之精确,在实践中时常遭遇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以“三元逻辑”观察相关规则体系,不难发现其中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大量规则实际上处于强制性与任意性之间.在“三元逻辑”下引入约束力分层技术,可将公司法规则依其约束强度降序依次划分为强约束力规则、弱约束力规则与零约束力规则,并可进一步做光谱化展开,呈现为处罚型、效力型、取缔型、复选型、自建型、解释型、自由型等不同层级.公司法规则约束力分层技术的发现与运用,为解决现行规则刚性有余、韧性不足,以及规则约束力度与内容难以识别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技术方案.据此审视《公司法(修订草案)》可见,其部分规则设计已运用了公司法规则约束力分层技术,提高了公司法规则的弹性,但仍存在缺陷,亟待完善.
其他文献
由于殖民主义500年的扩张历史,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深受其影响,只是表现形式大不相同而已.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深刻影响,全球的文化意识虽然在政治层面与过去的殖民主义已无多少直接的关联,但其核心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以新殖民主义的面貌呈现,而新殖民主义的精神内核就是汉学主义理论所探讨的文化无意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世界范围的文化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会表现为殖民无意识及其变体.文化无意识是阻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健康交流的无形障碍,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任重而道远.
温州人向美国洛杉矶的迁移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按其动因可以分成商业驱动型移民、生活驱动型移民、教育驱动型移民和混合驱动型移民.他们大多利用合法的L1、EB5和H1B签证登陆美国并获得绿卡,也有极少数通过政治避难手段获得合法身份.这些移民在洛杉矶分散居住,在不同行业耕耘,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也有差异,但是与温州本地联系都非常紧密.洛杉矶温州人的迁移历程显示,侨乡人口向海外迁徙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传统商业和经济因素不再是温州人定居海外的目的,反而成为他们迁徙的助力.
以浙江省青田侨乡为例,从三个不同阶段总结了青田人移民以及青田移民对故乡文化的影响.早期青田移民更多是为侨乡带回来自外乡的物资.改革开放以来,青田人移民与侨乡文化发展显示出双向式互动发展的趋势.侨乡文化的当代变化可对如何应对以华侨回流、华侨回归创业为主旋律的时代变迁提供借鉴.
“格律”作为各类诗歌传统中的主要特征之一,历来受到诗论家的重视;诗歌传统本含摄于语言传统,但语言传统本身却易为人所忽略.以“诗律”为核心,通过比较汉语中的格律诗、现代诗,与英语、拉丁语中的格律诗,则“诗歌传统”与“语言传统”二者的分疏崭然可见:“格律诗”具有极强的“反语法性”,如汉语格律诗中的自由语序,省略以造就的语义含混,拉丁语“六音步”诗中的“连锁句”、“丫叉句”所构建的有别于散文的特殊句法,等等;而“自由诗”看似自由,其语法的规定性却是最强的,其突破有赖于对“格律诗”传统的继承.因而,格律诗的“自由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光绪被害”“择定新君”“择期禅让”等流言在报刊的加持下肆意散播.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清廷与新党围绕“圣躬”的安危,各自制造流言向对方施加舆论压力.1900年初清廷颁布立嗣诏书,新党立即揭露“立嗣即废立”的本质,并公开号召武力勤王.面对新党的“肆言”,清廷以“肆权”应对,不仅厉行报禁,查拿报人,还出台一系列“不得诋毁宫廷”的报律.己亥“废立”显示出作为最古老的媒介,流言不仅仅构成一种社会现象,更应被视为一种与现代媒介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力量,其在近代中国历史建构中的意义亟待重新认识.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
浙江作为中国重点侨乡之一,向海外移居的历史久远,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关于浙江籍华侨华人在中东欧的缘起,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出国记录是20世纪初的青田人.浙江籍华侨华人在中东欧主要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1949年以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苏东剧变之后,并且每个阶段有各自的时代特点.
在民众运动的影响下,上海记者群体着手重建职业共同体,以新闻记者联合会取代原有的记者联欢会,成为其时新闻界协作运动蓬勃发展的典型样本.该组织致力职业合作,创办专业期刊,提升职业水准,强化同业联系,保障行业权益,反映出近代上海新闻职业化进程存在区域优势.由于受到国民党政权“以党治报”“党化新闻”的制约,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时常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呈现显著的政治化倾向.政治干预明显削弱了新闻记者群体的职业自主性,使之难以完成职业和社会整合的使命,通往职业共同体的道路尤为艰辛曲折.
权力的本质属性在于主体间的非对等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凭借技术资源优势,通过立法授权和服务协议形成与用户之间事实上的不对等,从而促使互联网场域内权力生成.权力与资本的勾连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代码、算法、数据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中偏离预设价值,逐渐呈现干预用户行为选择、威胁用户信息安全以及对权力的僭越等权力异化现象.对此,相关法律规范当以尊重人的主体尊严为导向,引导互联网场域内权力运行理念由资本逻辑转向人本主义;借鉴公法原理发挥正当程序对权力运行的规范作用;对网络中立原则给予制度性确认,确保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同时满足
为技术进步测度提供价值论基础,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时间维度出发,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中商品价值量决定含有三个关键性命题:第一,商品价值具有与市场均衡条件相应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格以及“冯金华方程”等多种转化形态;第二,商品的共时价值量由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第三,商品历时价值量的决定建立在设定基期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非均衡条件下商品历时价值量的数理表达式,有助于实现采用历时价值测度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