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一头连着上海最大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另一头连着上海的西大门——安亭，是这座城市最长的路之一。时过境迁，几番改建，如今它不再通往曹杨新村，但曹安路这个名字依然保留了下来。
　　1
　　 母亲的嫁妆就是从这条路送走的。那是1981年的秋天，当时母亲还在安徽一家县级医院当医生，外公外婆执意要她先回上海，从上海的家中出嫁。一辆十吨的解放牌卡车披红挂彩，装得满满当当：樟木箱、梳妆台、衣橱、骆驼绒毛毯、红绸绿绸被子、描着“喜”的痰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外公外婆几乎倾其所有，他们要女儿嫁得风光，以后不受欺负。
　　 卡车沿着曹安路一路开到安亭，过了江苏地界，停在一条小河边。父亲带了四五条船来迎接，如同梁山好汉。那时，那个叫陆家的小镇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父亲身穿一套灰色西装，胸前别着塑料花，喜气洋洋地指挥着接亲的队伍。
　　 父亲母亲此前并没有见过面，只是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信的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母亲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父亲的主要原因。母亲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淮北农村插队的母亲与保送复旦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她哭红了眼睛。几年后恢复高考，母亲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母亲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外公流泪了。
　　 在送亲的队伍里，唯一见过父亲的是我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察”，电话里他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
　　2
　　 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母亲提前好几天就高兴，父亲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子里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从小镇北边的汽车站出发，到了安亭再换一趟叫“北安线”的公交车，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新公房时，我知道，上海到了，而之前的道路仿佛都不能算是上海。
　　 1990年的一天，父亲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武宁路上开了一家肯德基。当时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哪知道什么“啃的鸡”，只知道爸妈要带我去吃外国鸡了。我依然记得那人潮汹涌的景象，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母亲撇撇嘴说：“这里的吃的像不要钞票似的。”当时爸妈的月工资也就一百多，吃完一份不到二十块的套餐，父亲实诚地讲了一句：“下次我们只买鸡肉就可以了，其他的家里都可以做。就吃鸡，吃鸡最划算！”到了外婆家，我兴奋地见人就嚷嚷：“今朝吃过肯德基了！”
　　 后来，每次路过这家店，我都盼着爸妈再带我吃一次，只买鸡肉，不要土豆泥和色拉。我拉着母亲的手叫：“快看，肯德基！”她望向别处：“哦，我们吃过的呀！”
　　3
　　 每年春节都在上海过，这是母亲嫁给父亲时提的条件。过完年要回去了，照例又是大包小包，凯司令的水果蛋糕、三阳盛的芝麻核桃粉、王家沙的糕团，还有整包的大白兔奶糖，这些都是在小镇买不到的。母亲一边整理一边叹气：“没劲啊没劲！年过完了……”外婆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哭哭啼啼做啥？又不是回安徽插队落户，哪天想家了再来！”骂着骂着，自己也流下泪来。
　　 有一天我得知，流过小镇的吴淞江原来就是苏州河上游，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和上海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在河这头，外公外婆在河那头，我在上游打水仗，他们在下游倒马桶。
　　 曹安路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回上海的路就这么一条。我犹豫着该写“回上海”还是“去上海”，就像我分不清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和小伙伴坐北安线，在一个叫陆家宅的地方下车，然后各自换乘公交车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我的小伙伴里有一个姓车的，大人们喜欢开玩笑叫我们“车匪路霸”。有时我气愤地想，肯定是“车匪路霸”这个名字叫坏了，导致我们整个童年都在无休止地赶路坐车。
　　4
　　 在镇上，上海知青家的小孩从小就会讲三种语言：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本地话，回家说上海话。有一次“车匪”在家吃饭时说了句本地话，他爹放下筷子，隔着饭桌就是一记耳光：“叫你不记得自己是上海人！”
　　 “车匪”的伯伯早年在华亭路倒卖牛仔裤，是上海第一批“万元户”，他出手阔绰，压岁钱一给就是一千。“车匪”不声不响抽掉两张，剩下八百上交爸妈。他把两张钞票叠成小块，塞在鞋垫底下，像情报一样带回小镇。那是个两分钱一颗玻璃弹、一毛五分钱一根橘子棒冰、五毛一盒划炮的年代，而两百块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概念，我俩甚至不知道怎样破开这两张折痕累累、气味浓烈的大钞。学校附近有个废弃的工地，翻过一堵矮墙，在一堆水泥管里藏着“车匪”的那笔巨款。一个傍晚，我俩又来到工地，眼前却一片空旷，水泥管不见了！“车匪”愣在那里“哇”一声蹲在地上哭，我也跟着哭，那真是无比忧伤的一天。
　　 初二时，“车匪”转学去了上海的一所私立中学。一个月后，班上每个同学都收到了他的信，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新学校怎么厉害、怎么受欢迎，并督促大家回信，说不许忘了他。但只有我知道，“车匪”的信是写给黄潇潇的，他暗恋了黄潇潇三年，一直到离开都没勇气开口。于是，他写了五十四封信，拉上所有人做幌子，只为一个人的回信。中考后，又有几个小伙伴回上海了，而剩下的则把希望寄托在高考。我们的目标是复旦、交大，考回上海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我如愿考回了上海，母亲还在小镇的医院上班，外婆年事已高，外公的身体也不太好。母亲周五晚上来，周一早晨走，四点不到就起床赶头班车，八点前必须到医院。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执意要送她。走出家门，寒风刺骨，街道黑暗冷清。穿过小马路，一盏昏暗的路灯下，头班车在终点站静静地停着。母亲上车了，她隔着车窗做手势催我赶紧回家。我摇摇头，一直看着她，看她的眼里怎样溢出泪水，又怎样把脸深埋在掌中。车开了，一阵轰鸣，载着母亲消失在街角。
　　5
　　 我依旧往返于小镇和上海间，从北安线到陆安线，到6号旅游专线，再到地铁11号线，车程不到两个小时。窗外始终是盛大的施工现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小镇也变了模样，昔日的国二厂（国营第二粮厂）旧址建起了均价七千的楼盘，水产大队成了高档别墅区，南圩、邵村、夏驾桥……这些地名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退休后的知青陆续回到了上海，他们说这叫叶落归根，但儿时记忆里的上海注定是回不去了。
　　 一次初中同学聚会，黄潇潇向我打听“车匪”的消息，我说：“不清楚，很久没见了。”人这么小，上海这么大，童年的玩伴就像童年的玩具，等想起来的时候早就找不着了。当年那个温柔腼腆的少年，默默地喜欢，默默地告别，然后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那该是多寂寞。他把心事抄上五十四遍，却不过是“你好吗？不要忘了我！”的青涩告白。
　　 坐在末班的11号线上，车厢空空荡荡，像喝干的汽水瓶，而我是瓶底的一粒沙。戴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听一个男人嘶吼：“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我对自己说，不要矫情，不要矫情，但泪水还是无声地滑过我的脸颊。
　　 我认出了窗外的曹安路，灯火通明，像老情人的晚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