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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后，坚定地转变立场，脱离“左”的阵营，并在中央负总责期间与毛泽东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在领导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自觉转向并支持毛泽东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对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的认同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排斥——认可——尊重”的转变过程。1931年2月，张闻天由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段时间，他对于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估量基本和王明、博古等人一样，都是照搬共产国际“左”的一套东西。由于长期在莫斯科学习、工作，对国内革命形势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王明等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极力排斥和打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工作，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对毛泽东也采取了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度，认为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党内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反“围剿”斗争中创造的“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策略看成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以致在1932年10月6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①。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进入中央苏区。这时的他仍未真正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和毛泽东接触得少，关系也很平常。直到1934年1月，他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同年1月21日至2月1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分管政府工作后，与毛泽东的接触才多起来。正因为有了共同的工作领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加上在中央苏区一年多来斗争实践的亲身感受和经验总结，张闻天对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思想日益抵制，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逐渐增多，不仅转变了过去对毛泽东的错误认识，而且在工作上配合得更加紧密。因为毛泽东在政府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才干，赢得了张闻天的认可。随着在诸如重视调查研究和反对组织广昌战役等重大问题上共识的增多，二人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密。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3人一起随军委第二纵队行动。在长征路上，他们3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讲述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一系列争论，表示了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则向张闻天、王稼祥详细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及原因，并同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进行对比，说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经过交流，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中央领导层在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导致的。张闻天后来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②
的确如张闻天所说，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等中央负责人会议或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都同李德、博古等作了不妥协的斗争，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这几次争论，成功地阻止了李德、博古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战略方针。但是，博古依然是党中央负总责、李德依然把持着军事指挥大权。如果不改变军事领导人，错误指挥就在所难免。黎平会议后，张闻天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1934年12月20日，他在和王稼祥的谈话中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③王稼祥当晚就把张闻天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澤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通称为“反报告”），用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苏区西征途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原因主要是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错误。遵义会议最终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作为当时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人，张闻天从“左”倾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及其对毛泽东的支持，影响了很多同志，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党的七大上还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④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始终与毛泽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尊重和维护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如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和新的军事“三人团”成员等，为在长征路上的党和红军实现生死攸关的转折以及在此后粉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发表社论，为长征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提供总根据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的大门被打开，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红军被迫于10月份进行战略转移。虽然早在当年5月中央书记处就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一些准备工作只是在最高“三人团”中秘密进行，并且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次战略转移的艰巨性、复杂性，没有及时地对全党全军作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战略转移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哪里等问题都没有作理论上和实际上的解释。
党内最早对战略转移进行阐释的是张闻天。1934年9月29日，他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了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并从理论上阐明了战略转移的必要性、长期性和革命的策略。首先，他在总结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左”倾“进攻路线”。他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是对“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在国内战争延长到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张闻天基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判断，指出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因此，保卫苏维埃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公式与万应良药”，而应该“根据于每一个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⑤虽然《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还带有“左”倾色彩，但它实际上成为红军长征前的动员令和宣言书，为红军战略大转移提出了“总根据”。聂荣臻曾回忆说，此文是红军长征前“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⑥。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出发前》一文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要求“根据张闻天同志《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论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⑦。 三、主持召开系列会议，研究、部署战略行动方针，并根据实际变化及时调整，为长征胜利指明方向
遵义会议后，根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精神，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正式替代博古“负党内总的责任”。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闻天立即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和及时调整战略方针策略，为长征胜利指明了方向。
长征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应该说中央在长征出发前及其后一段时间里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央红军打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民党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目的后，在通往湘西的路上派出重兵围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固守原定计划，去湘西只能是一条绝路（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多次变化的）。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经研究后率先提出转兵贵州，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这与博古、李德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张闻天始终和毛泽东一起坚持从实际出发，强调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红军攻占遵义之后，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以西地区“聚而歼之”。面对新形势，遵义会议同意刘伯承等提出的“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⑧的主张。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内总的责任”后，立即于2月5日至9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红军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特别是红军的落脚点问题。2月7日，在石坎子和大河滩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确定了“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战略方针。红军经过两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后，中央红军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会师，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央红军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终于实现。由于国民党重兵尾随追击，红军向东、向南发展都已经不可能，向西又是茫茫草原和少数民族区域。当时形势只能向北，北上川陕甘，因此，党中央会理会议上重新确定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但是，张国焘提出了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的设想。两种方案存在严重分歧。张闻天不同意张国焘的西进方针，他明确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⑨为了解决思想分歧，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为开好这次会议，张闻天于6月24日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分析一、四方面军会合伟大意义的基础上指出：“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在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⑩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它也是党内最早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随后张闻天先后在两河口、沙窝、毛儿盖等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面同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作斗争，一面努力团结、争取、等待张国焘认识错误，执行中央的决定。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并且妄图危害党中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更大危害，張闻天、毛泽东等果断地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了危险。
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并指出：“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11。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20日，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等人在哈达铺读到先头部队从当地邮局得到的报纸，意外地看到陕北仍然有红军和苏区根据地。22日，张闻天写下“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表示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毛泽东和博古等人也都表达了到陕北去的主张。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铁边城会议上正式批准了上述决定。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结束。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了张闻天的重要贡献。
四、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不仅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而且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形势对红军非常有利。但是，张国焘拥兵自重，不仅向中央要权，而且在战略方针上固执己见，甚至同中央闹分裂。张闻天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以最坚定的原则和最大的耐心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最终迫使张国焘承认错误，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还在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就与中央在战略方针上出现了分歧。中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确定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的方针，而张国焘提出了向西或向南进军的方针。两种方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面对分歧，张闻天和毛泽东等通过电报与张国焘加强磋商，耐心地说服并期待张国焘改变主意，但是，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的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的方针。6月18日和20日，张闻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连续两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当时的形势以及北上、西进和南下三种方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进、南下的方针，力主北上，同时邀张国焘见面议决大计。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会，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为了开好这次会，张闻天在会前即发表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强调不论是西进还是南下都是“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的倾向”，对“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根据会议安排，张闻天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把北上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确定下来，并明确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2
迫于集体决定，张国焘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实际上还是暗中继续策划南下西移川康边，并且向中央提出要“统一指挥”，解决“组织问题”，公开向中央要权。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张闻天从大局出发，曾主动提出将自己担任的党中央负总责的职位让给张国焘，但毛泽东不同意。经商量，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位。张国焘这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四方面军北上至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他再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在主持召开的四方面军紧急干部会议上诬蔑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由于张国焘始终延宕不进，红军攻打松潘的计划无法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雪山草地北上，红军处境已极其凶险。即便如此，张闻天、毛泽东等还是坚持从全局和团结出发，对张国焘采取了特殊的忍耐方针。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部分地同意了张国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要求，但沙窝会议仍然坚持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正确方针，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南下”方针。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决定会合后的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可是，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伎俩，他在沙窝会议上赞同会议决议，但会后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在右路军通过草地后，他却带领左路军南下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电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遭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坚决抵制后，张国焘于9月9日发密电给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妄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决定党中央暂时同四方面军分离，连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第二天，张闻天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陈昌浩、张国焘，声明南下是“完全不适宜的”，“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13同时，发布了《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同志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14可是张国焘一再置中央的劝诫于不顾，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在反中央的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还通过决议宣布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张国焘又致电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中央红军改为北路军，并都听从他的领导和指挥。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电令张国焘“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那“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张国焘必须“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15同时，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开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还请刚从苏联回国的駐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由于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由于张国焘“南下”“西进”方针的失利，再加上朱德等人的坚持原则，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同时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勉强同意北上。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会师。自此，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陕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的出发地，中国革命也从此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注释：
① 转引：《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②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
③ ⑨ 15 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0、109页。
④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⑤⑥ ⑩《张闻天文集（1919-1935）》（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360、374页。
⑦ 《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红色中华》，第239期。
⑧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1112131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35.1-1935.12）》，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226、304、305-306页》。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编 孟红）
一、在领导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自觉转向并支持毛泽东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对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的认同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排斥——认可——尊重”的转变过程。1931年2月，张闻天由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段时间，他对于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估量基本和王明、博古等人一样，都是照搬共产国际“左”的一套东西。由于长期在莫斯科学习、工作，对国内革命形势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王明等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极力排斥和打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工作，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对毛泽东也采取了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度，认为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党内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反“围剿”斗争中创造的“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策略看成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以致在1932年10月6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①。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进入中央苏区。这时的他仍未真正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和毛泽东接触得少，关系也很平常。直到1934年1月，他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同年1月21日至2月1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分管政府工作后，与毛泽东的接触才多起来。正因为有了共同的工作领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加上在中央苏区一年多来斗争实践的亲身感受和经验总结，张闻天对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思想日益抵制，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逐渐增多，不仅转变了过去对毛泽东的错误认识，而且在工作上配合得更加紧密。因为毛泽东在政府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才干，赢得了张闻天的认可。随着在诸如重视调查研究和反对组织广昌战役等重大问题上共识的增多，二人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密。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3人一起随军委第二纵队行动。在长征路上，他们3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讲述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一系列争论，表示了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则向张闻天、王稼祥详细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及原因，并同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进行对比，说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经过交流，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中央领导层在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导致的。张闻天后来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②
的确如张闻天所说，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等中央负责人会议或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都同李德、博古等作了不妥协的斗争，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这几次争论，成功地阻止了李德、博古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战略方针。但是，博古依然是党中央负总责、李德依然把持着军事指挥大权。如果不改变军事领导人，错误指挥就在所难免。黎平会议后，张闻天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1934年12月20日，他在和王稼祥的谈话中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③王稼祥当晚就把张闻天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澤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通称为“反报告”），用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苏区西征途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原因主要是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错误。遵义会议最终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作为当时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人，张闻天从“左”倾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及其对毛泽东的支持，影响了很多同志，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党的七大上还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④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始终与毛泽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尊重和维护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如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和新的军事“三人团”成员等，为在长征路上的党和红军实现生死攸关的转折以及在此后粉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发表社论，为长征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提供总根据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的大门被打开，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红军被迫于10月份进行战略转移。虽然早在当年5月中央书记处就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一些准备工作只是在最高“三人团”中秘密进行，并且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次战略转移的艰巨性、复杂性，没有及时地对全党全军作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战略转移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哪里等问题都没有作理论上和实际上的解释。
党内最早对战略转移进行阐释的是张闻天。1934年9月29日，他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了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并从理论上阐明了战略转移的必要性、长期性和革命的策略。首先，他在总结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左”倾“进攻路线”。他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是对“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在国内战争延长到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张闻天基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判断，指出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因此，保卫苏维埃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公式与万应良药”，而应该“根据于每一个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⑤虽然《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还带有“左”倾色彩，但它实际上成为红军长征前的动员令和宣言书，为红军战略大转移提出了“总根据”。聂荣臻曾回忆说，此文是红军长征前“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⑥。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出发前》一文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要求“根据张闻天同志《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论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⑦。 三、主持召开系列会议，研究、部署战略行动方针，并根据实际变化及时调整，为长征胜利指明方向
遵义会议后，根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精神，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正式替代博古“负党内总的责任”。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闻天立即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和及时调整战略方针策略，为长征胜利指明了方向。
长征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应该说中央在长征出发前及其后一段时间里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央红军打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民党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目的后，在通往湘西的路上派出重兵围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固守原定计划，去湘西只能是一条绝路（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多次变化的）。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经研究后率先提出转兵贵州，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这与博古、李德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张闻天始终和毛泽东一起坚持从实际出发，强调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红军攻占遵义之后，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以西地区“聚而歼之”。面对新形势，遵义会议同意刘伯承等提出的“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⑧的主张。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内总的责任”后，立即于2月5日至9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红军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特别是红军的落脚点问题。2月7日，在石坎子和大河滩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确定了“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战略方针。红军经过两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后，中央红军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会师，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央红军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终于实现。由于国民党重兵尾随追击，红军向东、向南发展都已经不可能，向西又是茫茫草原和少数民族区域。当时形势只能向北，北上川陕甘，因此，党中央会理会议上重新确定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但是，张国焘提出了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的设想。两种方案存在严重分歧。张闻天不同意张国焘的西进方针，他明确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⑨为了解决思想分歧，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为开好这次会议，张闻天于6月24日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分析一、四方面军会合伟大意义的基础上指出：“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在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⑩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它也是党内最早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随后张闻天先后在两河口、沙窝、毛儿盖等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面同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作斗争，一面努力团结、争取、等待张国焘认识错误，执行中央的决定。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并且妄图危害党中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更大危害，張闻天、毛泽东等果断地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了危险。
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并指出：“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11。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20日，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等人在哈达铺读到先头部队从当地邮局得到的报纸，意外地看到陕北仍然有红军和苏区根据地。22日，张闻天写下“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表示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毛泽东和博古等人也都表达了到陕北去的主张。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铁边城会议上正式批准了上述决定。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结束。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了张闻天的重要贡献。
四、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不仅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而且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形势对红军非常有利。但是，张国焘拥兵自重，不仅向中央要权，而且在战略方针上固执己见，甚至同中央闹分裂。张闻天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以最坚定的原则和最大的耐心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最终迫使张国焘承认错误，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还在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就与中央在战略方针上出现了分歧。中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确定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的方针，而张国焘提出了向西或向南进军的方针。两种方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面对分歧，张闻天和毛泽东等通过电报与张国焘加强磋商，耐心地说服并期待张国焘改变主意，但是，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的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的方针。6月18日和20日，张闻天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连续两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当时的形势以及北上、西进和南下三种方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进、南下的方针，力主北上，同时邀张国焘见面议决大计。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会，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为了开好这次会，张闻天在会前即发表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强调不论是西进还是南下都是“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的倾向”，对“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根据会议安排，张闻天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把北上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确定下来，并明确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2
迫于集体决定，张国焘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实际上还是暗中继续策划南下西移川康边，并且向中央提出要“统一指挥”，解决“组织问题”，公开向中央要权。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张闻天从大局出发，曾主动提出将自己担任的党中央负总责的职位让给张国焘，但毛泽东不同意。经商量，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位。张国焘这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四方面军北上至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他再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在主持召开的四方面军紧急干部会议上诬蔑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由于张国焘始终延宕不进，红军攻打松潘的计划无法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雪山草地北上，红军处境已极其凶险。即便如此，张闻天、毛泽东等还是坚持从全局和团结出发，对张国焘采取了特殊的忍耐方针。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部分地同意了张国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要求，但沙窝会议仍然坚持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向北进攻”的正确方针，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南下”方针。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决定会合后的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可是，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伎俩，他在沙窝会议上赞同会议决议，但会后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在右路军通过草地后，他却带领左路军南下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电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遭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坚决抵制后，张国焘于9月9日发密电给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妄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决定党中央暂时同四方面军分离，连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第二天，张闻天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陈昌浩、张国焘，声明南下是“完全不适宜的”，“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13同时，发布了《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同志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14可是张国焘一再置中央的劝诫于不顾，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在反中央的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还通过决议宣布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张国焘又致电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中央红军改为北路军，并都听从他的领导和指挥。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电令张国焘“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那“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张国焘必须“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15同时，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开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还请刚从苏联回国的駐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由于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由于张国焘“南下”“西进”方针的失利，再加上朱德等人的坚持原则，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同时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勉强同意北上。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会师。自此，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陕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的出发地，中国革命也从此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注释：
① 转引：《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②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
③ ⑨ 15 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0、109页。
④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⑤⑥ ⑩《张闻天文集（1919-1935）》（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360、374页。
⑦ 《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红色中华》，第239期。
⑧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1112131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35.1-1935.12）》，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226、304、305-306页》。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