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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7日，尔冬强在上海青浦朱家角的影廊开幕。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带有“尔冬强”标志的固定场所越来越多，而尔冬强本人的踪影却越来越难寻。2000年做完上海题材，他开始进行宏大的“丝绸之路”视觉文献计划，足迹遍布中国河西走廊、新疆全境以及欧亚草原、蒙古国、伊朗、土耳其、匈牙利、埃及等地。
如果按通常的摄影师的标准来衡量尔冬强的话，他的摄影之路走得可谓“另类”。上世纪80年代，当国人拼命想挤进体制捧个“铁饭碗”时，尔冬强却辞去了报社稳定、高薪的工作，成为国内最早的自由职业摄影师。当大多数同行都忙着参赛、得奖时，尔冬强却或跑到野外、乡村、人迹罕见的地方拍风俗人情，或一条街一条街地深入拍摄上海的老街老房。当人们争相追逐时髦、新潮的时候，尔冬强却在周围人诧异的眼光中，忙着收藏“老旧东西”。人们心目中的艺术家似乎应该是心无旁骛专注于艺术。尔冬强却不，他作为独立艺术家似乎一直在探索体制外的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可能性……他建起了自己的书店（汉源书店）、自己的出版社（中国通出版社）、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和尔冬强艺术中心。
在采访前，我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去的，这位摄影师的“著名”加“另类”足以激发提问的热情。但是尔冬强的回答似乎也很“另类”，往往让我更生疑窦。“三十年来，你的摄影创作可分为哪几个阶段？”“没有太大改变，我几乎一直都是在做一个专题。”（从一开始就找准一个方向，三十年不变，太有远见了吧？）“摄影家，收藏家、旅行家、董事长、学者，你最喜欢哪个身份？”“我觉得旅行家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我走过的路比徐霞客还多得多。至于摄影家，现在已很普遍，以后摄影不再是独立的专业……”（显然“著名摄影家”的身份他并不特别看重。）“你拍多少张照片会成功一张？”“对我而言，不是数量的问题，想清楚了，拍出来就是有用的。”（似乎狂妄了点吧，事先想好，咔嚓一声，完美的照片就出来了？成功率百分之一百？）……围绕着摄影，我发现很难接近真实的尔冬强，仿佛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进行着看似连贯的问答。
不甘心，继续追问。“在拍摄前，你会看很多书和资料，这对你的摄影有怎样的帮助？”“摄影是一个手段，重要的是被拍的东西打动我了，我通过查资料有了更深的了解，并通过艺术的手法把它最大限度地再现出来。作品的意义，作品最打动人的是内容本身，而不是一定要打上‘尔冬强’的烙印。”“你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摄影。办公司，开汉源书屋，成立艺术中心，并举办各类文化沙龙，目的是什么？”“就像拍照一样，也是为了传播文化和艺术。”
忽然间豁然开朗。我发现一旦把眼前的尔冬强看成是“文化传播者”而不是仅仅的“摄影家”时，很多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也许，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把“中外关系史”作为毕生研究课题的学者，摄影只是他最擅长的手段，而摄影作品是他的研究成果。所以在尔冬强眼里，作品的“好”不只是光影色上的艺术美，更在于作为视觉文献的价值；所以尔冬强能有独到的眼光，在他的镜头里，异域风情的美让人震撼，而熟悉不过的建筑也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所以尔冬强会涉猎多个领域，他收藏的之前不被看好的东西现在变得炙手可热，他给旧厂房注入文化的元素，点石成金，使之成为了当今的时尚。但是尔冬强也有困难，“最重要的是口袋里的钱”，周游世界需要钱，传播文化需要钱，体制外的他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挣钱、筹钱，以达到收支平衡。
接下来，采访话题转到了他的研究上，尔冬强兴奋了，开始滔滔不绝……
记者：你怎么想到做“丝绸之路”？
尔冬强：我原来做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曾用视觉文献的手段系统梳理了中国近代的通商口岸、租界和租界地，独立出版了《中国近代通商口岸》、《中国的教堂》、《中国的教会学校》等数十本画册。后来我在研究上海史的过程中，发现了拜火教徒在上海租赁土地的契约。我曾在吐鲁番周边的古遗址里看到过拜火教徒的遗存，那是汉唐时期的，这跟近代上海出现的拜火教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去追查了，专门到了起源地伊朗……这样关节打通了，原来我研究的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现在的“丝绸之路”是古代的中外关系史。我主要是以人物为线索，比如我查斯坦因，我觉得他不只是强盗那么简单，于是就去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找出大量资料，又在资料里面发现了内藤湖南，很重要的汉学大师，曾到我们江南这一带活动过，那我就专门去日本找内藤湖南的资料……拔出萝卜带出泥，越做越深，牵扯出的人物也越来越多。
记者：有个问题，摄影是你的主要手段，但是摄影也有局限性，比如你对很多资料的研究无法用图像表现出来。
尔冬强：我只能做一方面内容，我找到的古代遗址或文献资料，该拍摄就拍摄，能拿回来就拿回来。我成立了一个视觉文献中心，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都可以到我这边查视觉文献资料。我在国内碰到很多敦煌学的专家，因为经济、年纪等各种原因，无法深入到中外的古代遗址，他们的研究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我可以通过拍照、做视觉文献，跟他们合作，来弥补他们的不足。今年5月到7月在新疆有两个大的考察我都得到了邀请，考察队里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人，其中我负责视觉文献的拍摄工作，大家做的学术准备都不同，在一起工作能互补。
记者：一般人理解的摄影属于艺术范畴，不少人还喜欢玩观念摄影，但是你更强调它作为“视觉文献”的价值。
尔冬强：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的时代，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把它们记录下来，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当初我在《上海画报》工作的时候，开了一个“上海印象”的栏目，记录上海的变化，那时我天天拍，拍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的青年等等，为记录上海也尽了一份力。但是后来我发现新事物不是一天冒一样，是一天冒十样，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记录得下来的。很可惜，整个中国的摄影界并没有把这30年里中国的巨变记录下来，看看我们的档案馆、图书馆，存有多少相关图片资料？我觉得摄影要肩负起记录时代的重任，摄影艺术不应该只考虑光影构图，还应具有文献价值，这也是目前比较忽视的。
记者：你密切关注的是快要消失的东西，而且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发现它们的价值，但是除了旁观的记录，你是否也进行过呼吁，尽一切可能挽救？
尔冬强：一个人不可能扮演很多角色，我的作用就是把这种美的历史信息传播出来，传播也很重要。我年轻时拍老房子没有同行者，但是现在看多少人在写老房子，拍老房子。当年我出《最后一瞥》一书时，送了几百本出去，给很多作家、媒体的朋友，我想还是对人有影响的，时间会说明一切。
记者：怎么想到在青浦朱家角成立一个影廊？多久开一次展览？一般会展出什么主题的作品？
尔冬强：因为像这些古镇需要文化的注入，不然都是卖粽子、卖肉的。世界各地的游客那么远跑到这里，应该能看到一些江南的地域文化，这也是朱家角为什么引进我的原因。每个月影廊都有展览，以前我拍过的外国古镇的保护、民间节庆活动等照片都会在那里展出，让大家看看人家国外是怎样保护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这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如果按通常的摄影师的标准来衡量尔冬强的话，他的摄影之路走得可谓“另类”。上世纪80年代，当国人拼命想挤进体制捧个“铁饭碗”时，尔冬强却辞去了报社稳定、高薪的工作，成为国内最早的自由职业摄影师。当大多数同行都忙着参赛、得奖时，尔冬强却或跑到野外、乡村、人迹罕见的地方拍风俗人情，或一条街一条街地深入拍摄上海的老街老房。当人们争相追逐时髦、新潮的时候，尔冬强却在周围人诧异的眼光中，忙着收藏“老旧东西”。人们心目中的艺术家似乎应该是心无旁骛专注于艺术。尔冬强却不，他作为独立艺术家似乎一直在探索体制外的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可能性……他建起了自己的书店（汉源书店）、自己的出版社（中国通出版社）、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和尔冬强艺术中心。
在采访前，我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去的，这位摄影师的“著名”加“另类”足以激发提问的热情。但是尔冬强的回答似乎也很“另类”，往往让我更生疑窦。“三十年来，你的摄影创作可分为哪几个阶段？”“没有太大改变，我几乎一直都是在做一个专题。”（从一开始就找准一个方向，三十年不变，太有远见了吧？）“摄影家，收藏家、旅行家、董事长、学者，你最喜欢哪个身份？”“我觉得旅行家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我走过的路比徐霞客还多得多。至于摄影家，现在已很普遍，以后摄影不再是独立的专业……”（显然“著名摄影家”的身份他并不特别看重。）“你拍多少张照片会成功一张？”“对我而言，不是数量的问题，想清楚了，拍出来就是有用的。”（似乎狂妄了点吧，事先想好，咔嚓一声，完美的照片就出来了？成功率百分之一百？）……围绕着摄影，我发现很难接近真实的尔冬强，仿佛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进行着看似连贯的问答。
不甘心，继续追问。“在拍摄前，你会看很多书和资料，这对你的摄影有怎样的帮助？”“摄影是一个手段，重要的是被拍的东西打动我了，我通过查资料有了更深的了解，并通过艺术的手法把它最大限度地再现出来。作品的意义，作品最打动人的是内容本身，而不是一定要打上‘尔冬强’的烙印。”“你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摄影。办公司，开汉源书屋，成立艺术中心，并举办各类文化沙龙，目的是什么？”“就像拍照一样，也是为了传播文化和艺术。”
忽然间豁然开朗。我发现一旦把眼前的尔冬强看成是“文化传播者”而不是仅仅的“摄影家”时，很多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也许，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把“中外关系史”作为毕生研究课题的学者，摄影只是他最擅长的手段，而摄影作品是他的研究成果。所以在尔冬强眼里，作品的“好”不只是光影色上的艺术美，更在于作为视觉文献的价值；所以尔冬强能有独到的眼光，在他的镜头里，异域风情的美让人震撼，而熟悉不过的建筑也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所以尔冬强会涉猎多个领域，他收藏的之前不被看好的东西现在变得炙手可热，他给旧厂房注入文化的元素，点石成金，使之成为了当今的时尚。但是尔冬强也有困难，“最重要的是口袋里的钱”，周游世界需要钱，传播文化需要钱，体制外的他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挣钱、筹钱，以达到收支平衡。
接下来，采访话题转到了他的研究上，尔冬强兴奋了，开始滔滔不绝……
记者：你怎么想到做“丝绸之路”？
尔冬强：我原来做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曾用视觉文献的手段系统梳理了中国近代的通商口岸、租界和租界地，独立出版了《中国近代通商口岸》、《中国的教堂》、《中国的教会学校》等数十本画册。后来我在研究上海史的过程中，发现了拜火教徒在上海租赁土地的契约。我曾在吐鲁番周边的古遗址里看到过拜火教徒的遗存，那是汉唐时期的，这跟近代上海出现的拜火教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去追查了，专门到了起源地伊朗……这样关节打通了，原来我研究的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现在的“丝绸之路”是古代的中外关系史。我主要是以人物为线索，比如我查斯坦因，我觉得他不只是强盗那么简单，于是就去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找出大量资料，又在资料里面发现了内藤湖南，很重要的汉学大师，曾到我们江南这一带活动过，那我就专门去日本找内藤湖南的资料……拔出萝卜带出泥，越做越深，牵扯出的人物也越来越多。
记者：有个问题，摄影是你的主要手段，但是摄影也有局限性，比如你对很多资料的研究无法用图像表现出来。
尔冬强：我只能做一方面内容，我找到的古代遗址或文献资料，该拍摄就拍摄，能拿回来就拿回来。我成立了一个视觉文献中心，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都可以到我这边查视觉文献资料。我在国内碰到很多敦煌学的专家，因为经济、年纪等各种原因，无法深入到中外的古代遗址，他们的研究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我可以通过拍照、做视觉文献，跟他们合作，来弥补他们的不足。今年5月到7月在新疆有两个大的考察我都得到了邀请，考察队里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人，其中我负责视觉文献的拍摄工作，大家做的学术准备都不同，在一起工作能互补。
记者：一般人理解的摄影属于艺术范畴，不少人还喜欢玩观念摄影，但是你更强调它作为“视觉文献”的价值。
尔冬强：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的时代，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把它们记录下来，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当初我在《上海画报》工作的时候，开了一个“上海印象”的栏目，记录上海的变化，那时我天天拍，拍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的青年等等，为记录上海也尽了一份力。但是后来我发现新事物不是一天冒一样，是一天冒十样，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记录得下来的。很可惜，整个中国的摄影界并没有把这30年里中国的巨变记录下来，看看我们的档案馆、图书馆，存有多少相关图片资料？我觉得摄影要肩负起记录时代的重任，摄影艺术不应该只考虑光影构图，还应具有文献价值，这也是目前比较忽视的。
记者：你密切关注的是快要消失的东西，而且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发现它们的价值，但是除了旁观的记录，你是否也进行过呼吁，尽一切可能挽救？
尔冬强：一个人不可能扮演很多角色，我的作用就是把这种美的历史信息传播出来，传播也很重要。我年轻时拍老房子没有同行者，但是现在看多少人在写老房子，拍老房子。当年我出《最后一瞥》一书时，送了几百本出去，给很多作家、媒体的朋友，我想还是对人有影响的，时间会说明一切。
记者：怎么想到在青浦朱家角成立一个影廊？多久开一次展览？一般会展出什么主题的作品？
尔冬强：因为像这些古镇需要文化的注入，不然都是卖粽子、卖肉的。世界各地的游客那么远跑到这里，应该能看到一些江南的地域文化，这也是朱家角为什么引进我的原因。每个月影廊都有展览，以前我拍过的外国古镇的保护、民间节庆活动等照片都会在那里展出，让大家看看人家国外是怎样保护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这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