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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三亚市郎典村为案例来研究黎族普遍兼用汉语的现状及成因，通过入户调查、问卷采访等方法，从郎典村普遍兼用汉语的现状出发，对黎族兼用汉语的现状和成因进行研究与探讨，重点探讨了双语模式的成因及挑战。
关键词：黎族；郎典村；兼语模式；成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155-03
2015年暑假期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黎语生态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语言学团队再次前往海南省三亚市郎典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问卷、采访和抽样调查获取了大量新的材料，对黎族兼用汉语的现状和成因有了进一步的新认识和新发现。
一、郎典村语言使用现状
由于三亚市郎典村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加速了村内黎族人与汉民族的接触交往，因此，黎族人在语言的使用上受到了汉语的极大影响。村民在熟练使用母语的同时，普遍也能熟练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际。
我们进入郎典村进行入户调查时，发现村民基本上都可以用汉语跟我们进行交流。为证实汉语的使用情况，我们进行了不同年龄段的抽样调查，调查表如下。
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发现郎典村村民的第二语言基本上全是普通话，而且都能够用普通话进行日常的交流沟通。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由于郎典村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村民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即郎典村黎族人兼用汉语的范围和对象也正逐步扩大化。为了调查郎典村黎族人语言选择的使用情况以及兼用汉语的范围和对象等情况，我们针对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选取了不同年龄阶段的黎族人进行问卷调查。所抽样调查的六位受访者中，在村内活动时，有一人选择聊天时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有两人选择买卖时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有两人选择看病时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会议时，几乎全部选择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学校以及节日、集会、婚嫁、丧葬时，六人全部选择兼用汉语普通话进行交流。
根据之前的调研结果和此次村民董振利（男、50岁、黎族人、务农）的讲述做比较发现，以前只有学校教育中偶尔会出现汉语普通话的使用，但现在村内活动、会议、学校、节日、集会、婚嫁、丧葬等场合都出现汉语的使用情况。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郎典村黎族在兼用汉语的场合范围上正在逐步扩大。
同样，由于受子女影响，在家庭内部语言的使用选择上也是如此。在与父母、爷奶、本族客人、外族客人的交流中都出現了兼用汉语现象。所以，郎典村黎族人在兼用汉语的对象上也在逐步地扩大。
二、黎族人普遍兼用汉语的成因
海南黎族人之所以能够普遍形成语言兼用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仅包括经济文化、语言环境等外部因素，还包括本民族内部的语言态度以及婚恋观念因素。内外的不同因素共同推动了黎族人语言兼用现象的发展和演变。
（一）经济文化因素
过去，郎典村最活跃的汉语兼用群体主要集中在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人。在郎典村以及崖城调研期间，我们了解到，虽然当地教育得到了很大普及，但总体来讲，较之内地，仍然处于落后水平。一方面，这是由于当地“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独特生活方式决定的；另一方面，村民的教育观念以及文化意识普遍较为淡薄。所以，一些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村庄学校的教育也相对滞后。由此导致大量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以及提早辍学的青年流向社会，最终选择外出务工。他们通常选择经济水平高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有流向广西、广东等邻近省市的，这就加强了他们与汉族的交流与学习，为兼用汉语提供一个天然的语言环境。加之，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又很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多语言模式的生活环境。因此，一旦这些务工黎族人回流郎典村，就给郎典村单一的语言生活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催生出更多的汉语兼用群体。
一些问卷采访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例如：
（1）如果有人在外地学习或工作几年后回到村里，不再讲方言，您是如何看待的？
——60%的人选择“可以理解”。
（2）对您来说，下列哪种语言最重要？
——80%的人选择了普通话。
这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郎典村黎族人心理上非常愿意接受汉语成为他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从侧面也反映了为什么郎典村“外出务工”的黎族人能够很快地影响整个郎典村兼用汉语的语言生活模式。
另外，新兴的旅游文化产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加速了汉语的普及和传播。旅游业会引导大量的国内游客来海南度假，国内游客一般都只讲普通话，因此，在与外族人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地就受到汉语的影响，用汉语和游客们进行交流。尤其是当地的导游和景区的各种服务人员，为了能够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具有很强的汉语学习意愿。据介绍，一个说汉语的游客一天至少要跟20位黎族人进行交流，这种扩散式的交流使汉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和传播。而且，旅游业会拉动外商的投资和贸易。郎典村黎族人以种植芒果、香蕉、豆角为主，每到农作物成熟的季节，他们将采摘好的农作物进行加工，卖给来自安徽、广东、福建、东北等地的客商，与外地客商交流的时候主要使用汉语，黎族人基本能够听懂且会说汉语。因此，随着经济、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黎族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除了使用黎语外，普遍都能使用汉语。这是黎族人较快学会汉语，并且普遍兼用汉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语言环境因素
根据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的语言习得理论指出：“语言习得是在自然交际环境中使用语言的意识过程。”简单说，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讲，想要习得一种新的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参与这种语言环境。我们都知道印度“狼孩”的故事，“狼孩”之所以长到十来岁还不会讲话，只会学狼叫，即使后来通过教育也只学会几个简单的单词。原因就是“狼孩”一出生就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语言环境，周遭没有人类说话的声音，听到的都是“狼叫”的语言环境，那他只能是学会“哀号”了。同理，要想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兼用，对兼用群体来说，无论是家庭语言环境的培育，还是后天语言环境的熏陶，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方面是家庭语言环境的产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不少家长主动在家里教孩子使用汉语。也正因如此，21世纪出生的青少年，其第一语言多为汉语，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儿童与同龄汉族儿童的汉语水平基本相当。这种家庭教育的新变化对黎族人汉语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是后天语言环境的潜移默化。根据调查表获取的资料和访谈结果，我们将后天语言环境对郎典村黎族人兼用汉语的影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学校系统的正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主动创造的语言环境；一种是工作环境，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语言环境。在我们的调研中了解，郎典村50岁以上的黎族人几乎都接受过学校教育。所以，由政府组织的学校教育在黎族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学校成为他们系统学习汉语的主要场所。被动型即是工作环境的熏染。根据村民黄仁杭对教育情况的介绍，村内年龄在20岁左右仍在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数较少，除了个别上大学的，其余的都外出务工，因此，对于这一批汉语兼用的潜在群体，工作环境对于他们兼用汉语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教育机会，久而久之这种由于工作环境的交际需求而创造的被动的语言环境促使他们学会汉语。
所以说，无论是家庭语言环境的培育还是后天的语言环境的潜移默化，对于汉语的习得者来讲，都是形成汉语兼用的关键因素，这种环境能够使他们全方位地去接受汉语。特别是黎族的学生，再经过学校的系统教学以及课余在校期间语言能力的强化，他们在汉语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这是促使黎族人熟练兼用汉语的关键。
（三）自由式的婚恋观念
语言的连续使用既要依靠一代一代的传承，还要依靠家庭内部的教育习得，而婚姻则是维系家庭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体现。我们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现代以来，黎族人现代自由主义恋爱方式和婚恋观念的产生已经成为影响他们形成汉语兼用现象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影响郎典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打工结识。郎典村的年轻人大部分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外出打工，工作地有来自各地的未婚青年男女，以汉族人居多，他们通过汉语互相交流生活情感，时间久了，便容易产生感情。另外，自由的恋爱方式使青年男女的通婚范围和对象扩大，比如族际通婚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选择配偶已经没有了民族间的限制。这就使汉语的使用侵入到语言生活中。
（四）开放式的语言态度
黎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在和外族人交流时，他们通常会采用对方所能说的语言。不少受访对象告诉我们，他们见到黎族人时说黎语，见到外来的汉族人时说汉语。可见，黎族人普遍兼用汉语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们开放的语言态度分不开的。
我们对郎典村黎族的语言观念進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随机发放了20份问卷调查表，被调查者中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58岁。我们把学习汉语和黎语的首要目的进行对比分析（见表2）。
从上图可以看出，大部分黎族人是为了交流的需要去学习汉语，也就是说他们把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这是一种非功利的语言学习。一般来说，以交际为目的的语言学习，其动机往往更为强烈，学习时间更持久，学习范围也更广泛。这是黎族人汉语能力普遍较高的一个原因。而且，黎族人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可见，黎族人把语言兼用看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对语言使用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这种开放的态度是他们能较好掌握汉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分析，黎族人学习汉语的愿望较为强烈，目的也比较单纯。他们乐于接受汉语的同时，也忠实于自己的母语，一直保持着双语的使用现状。
三、黎族人兼用汉语对母语的影响
黎族普遍兼用汉语的语言生活模式。一方面，这种兼语模式不仅有利于黎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发展；而且更加方便黎族日常的语言生活，满足不同的交际需求；另一方面，黎族人在兼用汉语的过程中，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使黎语遭受来自汉语等其他兼用语的冲击。
（一）主观来讲，黎族人对汉语兼用语的心理认同感较强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郎典村的黎族人无论是自己兼用汉语，还是对于别人兼用汉语的态度都抱有极大的热情，所以，从主观方面来讲，势必会使黎语的使用频率和范围大大削减。青少年都倾向于说普通话，甚至普通话的水平超过黎语，相反大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黎语词汇都已经忘记或者是发音不准确。
比如，受访者黄彩云（女黎族17岁高中生），我们对她进行200个黎语的核心词汇测试，其中有26%的核心词汇遗忘，经过老人提醒后仍不记得。并且还告诉我们，她日常生活中（学校和家里），讲普通话较多，黎语越来越弱化。可见，年轻人对于黎语的使用频率大大降低。一位黎族老人向我们口述：“一些黎语词汇，很多老人会讲，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没问题，但是，对年轻一代人，（他们）无法记起，在具体到某样东西时，很多年轻人一时无法想起对应的黎语词汇，这就加速了黎语的消失。”我们看出了老人对于黎语遭受到汉语冲击的担忧。
不仅如此，采访中我们注意到，有些青少年的兼用语不止汉语一种，如董胜帅、男、黎族、25岁、务工，他是在外出工作与会说泰语的人长期生活交流中学会的泰语，此外，还有英语（学校教育习得）等语言，虽然使用这些语言还达不到像兼用汉语一样普遍，但是，从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不平衡好兼用语与母语的使用比例，也会对黎语形成一定的冲击。
（二）客观来讲，黎语本身的适用性较弱
黎语的词汇有限，而且黎语的再生能力较弱，比起汉语适用性差很多，远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新事物产生的需要。所以，面对新事物，黎语从本身的词汇范围内无法呼读。因此，为了平衡这种呼读盲区，黎族人大多用普通话来代替，避免无法用黎语称呼新事物所带来的尴尬与不便。从而，不可再生的黎语词汇和借用汉语都从客观上加速了汉语对黎语的冲击。
与此同时，当今社会互联网、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日新月异，新事物不断涌现。然而，黎语由于其本身构词的限制，其构造新词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汉语的更新速度。很多词汇都是黎语从汉语词汇中借用的，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广播、影视、传媒以及汉语的普及等各种方式，大量的汉语词汇被黎语借用，逐步扩散到黎族人生活当中。
综上所述，黎族人兼用汉语的语言生活模式普遍存在并将长期稳固发展，与此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兼用语汉语和母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确保母语和汉语二者有一个和谐统一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吴永章.黎族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2]高泽强，文珍.海南黎族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关键词：黎族；郎典村；兼语模式；成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155-03
2015年暑假期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黎语生态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语言学团队再次前往海南省三亚市郎典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问卷、采访和抽样调查获取了大量新的材料，对黎族兼用汉语的现状和成因有了进一步的新认识和新发现。
一、郎典村语言使用现状
由于三亚市郎典村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加速了村内黎族人与汉民族的接触交往，因此，黎族人在语言的使用上受到了汉语的极大影响。村民在熟练使用母语的同时，普遍也能熟练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际。
我们进入郎典村进行入户调查时，发现村民基本上都可以用汉语跟我们进行交流。为证实汉语的使用情况，我们进行了不同年龄段的抽样调查，调查表如下。
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发现郎典村村民的第二语言基本上全是普通话，而且都能够用普通话进行日常的交流沟通。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由于郎典村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村民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即郎典村黎族人兼用汉语的范围和对象也正逐步扩大化。为了调查郎典村黎族人语言选择的使用情况以及兼用汉语的范围和对象等情况，我们针对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选取了不同年龄阶段的黎族人进行问卷调查。所抽样调查的六位受访者中，在村内活动时，有一人选择聊天时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有两人选择买卖时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有两人选择看病时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会议时，几乎全部选择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学校以及节日、集会、婚嫁、丧葬时，六人全部选择兼用汉语普通话进行交流。
根据之前的调研结果和此次村民董振利（男、50岁、黎族人、务农）的讲述做比较发现，以前只有学校教育中偶尔会出现汉语普通话的使用，但现在村内活动、会议、学校、节日、集会、婚嫁、丧葬等场合都出现汉语的使用情况。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郎典村黎族在兼用汉语的场合范围上正在逐步扩大。
同样，由于受子女影响，在家庭内部语言的使用选择上也是如此。在与父母、爷奶、本族客人、外族客人的交流中都出現了兼用汉语现象。所以，郎典村黎族人在兼用汉语的对象上也在逐步地扩大。
二、黎族人普遍兼用汉语的成因
海南黎族人之所以能够普遍形成语言兼用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仅包括经济文化、语言环境等外部因素，还包括本民族内部的语言态度以及婚恋观念因素。内外的不同因素共同推动了黎族人语言兼用现象的发展和演变。
（一）经济文化因素
过去，郎典村最活跃的汉语兼用群体主要集中在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人。在郎典村以及崖城调研期间，我们了解到，虽然当地教育得到了很大普及，但总体来讲，较之内地，仍然处于落后水平。一方面，这是由于当地“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独特生活方式决定的；另一方面，村民的教育观念以及文化意识普遍较为淡薄。所以，一些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村庄学校的教育也相对滞后。由此导致大量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以及提早辍学的青年流向社会，最终选择外出务工。他们通常选择经济水平高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有流向广西、广东等邻近省市的，这就加强了他们与汉族的交流与学习，为兼用汉语提供一个天然的语言环境。加之，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又很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多语言模式的生活环境。因此，一旦这些务工黎族人回流郎典村，就给郎典村单一的语言生活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催生出更多的汉语兼用群体。
一些问卷采访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例如：
（1）如果有人在外地学习或工作几年后回到村里，不再讲方言，您是如何看待的？
——60%的人选择“可以理解”。
（2）对您来说，下列哪种语言最重要？
——80%的人选择了普通话。
这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郎典村黎族人心理上非常愿意接受汉语成为他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从侧面也反映了为什么郎典村“外出务工”的黎族人能够很快地影响整个郎典村兼用汉语的语言生活模式。
另外，新兴的旅游文化产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加速了汉语的普及和传播。旅游业会引导大量的国内游客来海南度假，国内游客一般都只讲普通话，因此，在与外族人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地就受到汉语的影响，用汉语和游客们进行交流。尤其是当地的导游和景区的各种服务人员，为了能够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具有很强的汉语学习意愿。据介绍，一个说汉语的游客一天至少要跟20位黎族人进行交流，这种扩散式的交流使汉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和传播。而且，旅游业会拉动外商的投资和贸易。郎典村黎族人以种植芒果、香蕉、豆角为主，每到农作物成熟的季节，他们将采摘好的农作物进行加工，卖给来自安徽、广东、福建、东北等地的客商，与外地客商交流的时候主要使用汉语，黎族人基本能够听懂且会说汉语。因此，随着经济、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黎族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除了使用黎语外，普遍都能使用汉语。这是黎族人较快学会汉语，并且普遍兼用汉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语言环境因素
根据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的语言习得理论指出：“语言习得是在自然交际环境中使用语言的意识过程。”简单说，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讲，想要习得一种新的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参与这种语言环境。我们都知道印度“狼孩”的故事，“狼孩”之所以长到十来岁还不会讲话，只会学狼叫，即使后来通过教育也只学会几个简单的单词。原因就是“狼孩”一出生就脱离了人类社会的语言环境，周遭没有人类说话的声音，听到的都是“狼叫”的语言环境，那他只能是学会“哀号”了。同理，要想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兼用，对兼用群体来说，无论是家庭语言环境的培育，还是后天语言环境的熏陶，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方面是家庭语言环境的产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不少家长主动在家里教孩子使用汉语。也正因如此，21世纪出生的青少年，其第一语言多为汉语，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儿童与同龄汉族儿童的汉语水平基本相当。这种家庭教育的新变化对黎族人汉语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是后天语言环境的潜移默化。根据调查表获取的资料和访谈结果，我们将后天语言环境对郎典村黎族人兼用汉语的影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学校系统的正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主动创造的语言环境；一种是工作环境，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语言环境。在我们的调研中了解，郎典村50岁以上的黎族人几乎都接受过学校教育。所以，由政府组织的学校教育在黎族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学校成为他们系统学习汉语的主要场所。被动型即是工作环境的熏染。根据村民黄仁杭对教育情况的介绍，村内年龄在20岁左右仍在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数较少，除了个别上大学的，其余的都外出务工，因此，对于这一批汉语兼用的潜在群体，工作环境对于他们兼用汉语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教育机会，久而久之这种由于工作环境的交际需求而创造的被动的语言环境促使他们学会汉语。
所以说，无论是家庭语言环境的培育还是后天的语言环境的潜移默化，对于汉语的习得者来讲，都是形成汉语兼用的关键因素，这种环境能够使他们全方位地去接受汉语。特别是黎族的学生，再经过学校的系统教学以及课余在校期间语言能力的强化，他们在汉语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这是促使黎族人熟练兼用汉语的关键。
（三）自由式的婚恋观念
语言的连续使用既要依靠一代一代的传承，还要依靠家庭内部的教育习得，而婚姻则是维系家庭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体现。我们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现代以来，黎族人现代自由主义恋爱方式和婚恋观念的产生已经成为影响他们形成汉语兼用现象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影响郎典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打工结识。郎典村的年轻人大部分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外出打工，工作地有来自各地的未婚青年男女，以汉族人居多，他们通过汉语互相交流生活情感，时间久了，便容易产生感情。另外，自由的恋爱方式使青年男女的通婚范围和对象扩大，比如族际通婚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选择配偶已经没有了民族间的限制。这就使汉语的使用侵入到语言生活中。
（四）开放式的语言态度
黎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在和外族人交流时，他们通常会采用对方所能说的语言。不少受访对象告诉我们，他们见到黎族人时说黎语，见到外来的汉族人时说汉语。可见，黎族人普遍兼用汉语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们开放的语言态度分不开的。
我们对郎典村黎族的语言观念進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随机发放了20份问卷调查表，被调查者中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58岁。我们把学习汉语和黎语的首要目的进行对比分析（见表2）。
从上图可以看出，大部分黎族人是为了交流的需要去学习汉语，也就是说他们把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这是一种非功利的语言学习。一般来说，以交际为目的的语言学习，其动机往往更为强烈，学习时间更持久，学习范围也更广泛。这是黎族人汉语能力普遍较高的一个原因。而且，黎族人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可见，黎族人把语言兼用看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对语言使用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这种开放的态度是他们能较好掌握汉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分析，黎族人学习汉语的愿望较为强烈，目的也比较单纯。他们乐于接受汉语的同时，也忠实于自己的母语，一直保持着双语的使用现状。
三、黎族人兼用汉语对母语的影响
黎族普遍兼用汉语的语言生活模式。一方面，这种兼语模式不仅有利于黎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发展；而且更加方便黎族日常的语言生活，满足不同的交际需求；另一方面，黎族人在兼用汉语的过程中，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使黎语遭受来自汉语等其他兼用语的冲击。
（一）主观来讲，黎族人对汉语兼用语的心理认同感较强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郎典村的黎族人无论是自己兼用汉语，还是对于别人兼用汉语的态度都抱有极大的热情，所以，从主观方面来讲，势必会使黎语的使用频率和范围大大削减。青少年都倾向于说普通话，甚至普通话的水平超过黎语，相反大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黎语词汇都已经忘记或者是发音不准确。
比如，受访者黄彩云（女黎族17岁高中生），我们对她进行200个黎语的核心词汇测试，其中有26%的核心词汇遗忘，经过老人提醒后仍不记得。并且还告诉我们，她日常生活中（学校和家里），讲普通话较多，黎语越来越弱化。可见，年轻人对于黎语的使用频率大大降低。一位黎族老人向我们口述：“一些黎语词汇，很多老人会讲，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没问题，但是，对年轻一代人，（他们）无法记起，在具体到某样东西时，很多年轻人一时无法想起对应的黎语词汇，这就加速了黎语的消失。”我们看出了老人对于黎语遭受到汉语冲击的担忧。
不仅如此，采访中我们注意到，有些青少年的兼用语不止汉语一种，如董胜帅、男、黎族、25岁、务工，他是在外出工作与会说泰语的人长期生活交流中学会的泰语，此外，还有英语（学校教育习得）等语言，虽然使用这些语言还达不到像兼用汉语一样普遍，但是，从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不平衡好兼用语与母语的使用比例，也会对黎语形成一定的冲击。
（二）客观来讲，黎语本身的适用性较弱
黎语的词汇有限，而且黎语的再生能力较弱，比起汉语适用性差很多，远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新事物产生的需要。所以，面对新事物，黎语从本身的词汇范围内无法呼读。因此，为了平衡这种呼读盲区，黎族人大多用普通话来代替，避免无法用黎语称呼新事物所带来的尴尬与不便。从而，不可再生的黎语词汇和借用汉语都从客观上加速了汉语对黎语的冲击。
与此同时，当今社会互联网、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日新月异，新事物不断涌现。然而，黎语由于其本身构词的限制，其构造新词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汉语的更新速度。很多词汇都是黎语从汉语词汇中借用的，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广播、影视、传媒以及汉语的普及等各种方式，大量的汉语词汇被黎语借用，逐步扩散到黎族人生活当中。
综上所述，黎族人兼用汉语的语言生活模式普遍存在并将长期稳固发展，与此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兼用语汉语和母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确保母语和汉语二者有一个和谐统一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吴永章.黎族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2]高泽强，文珍.海南黎族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