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当一串串曲径分岔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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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亥年惊蛰前两日,建强在微信里给我传来他已经编讫的一部书稿:《大道与别径》。浏览了一下目录,一多半文字早先读过,有的还在我们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即便如此,我禁不住仍要为他榨取时间汁液、酣然锻造文字金蔷薇的韧力和拼力,拱手示敬,感佩再三。毕竟,对于一个曾经担纲综合性市民生活报的总编来说,日日如负泰山,时时如履薄冰、刻刻如临深渊,终竟而能呼吸匀称,气壮如牛,头不昏,眼不花,恐怕绕不过他对文学不可救药的沉溺。木心不是说过吗:文学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自救者郭建强在此之前,相继出版过《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三本诗集。藉此,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在当代汉语诗坛可谓头角峥嵘,他的名气也更其响亮地从原乡传播到远方。而《大道与别径》则迥异于先前的书写:它是一本“文集”——涉及他对一些诗人的印象,读书、藏书、搬书的经历,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赏析,对个别诗人、作家的品评。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四十年前写过一篇《诗人与散文》的文字(收录在坊间口碑甚佳的散文集《小于一》中)。布罗茨基如是表达了他对诗人写作散文的疑虑和慰藉:“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而大受裨益。”他接着拿茨维塔耶娃为例,指出诗人由“诗”而“文”之后所获得的文本效应,乃是:“把诗学思维的方法论重新植入散文文本中,使诗歌生长到散文中。”郭建强的由“诗”而“文”,路数与茨维塔耶娃如出一辙,也是把诗歌的基因输入到散文的肌体,频繁地运用意象思维去谈艺衡文、知人论世,于娴习的诗人法器——情感、意象、通感、比喻、象征、想象力、内在节奏、跳跃思维等等诗性的“暗物质”之外,又抖搂出理智、逻辑、判断、知识、灼见这些耀眼、明亮、尖锐的理性物质。郭建强似乎就此在理智与情感的跷跷板上,稍稍平衡了一下他的左脑和右脑,他的情智世界。
  依我看,由“诗”而“文”,就是诗人的由内而外,由隐而显,就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显形。而诗歌骨子里就袅袅然冒着一股子隐身的气质;它总是在词语里滋生神秘,幻织迷雾,总是在舌尖下弹射巫辞、谶言和灵语,总是在用高超的迂回方式,发布着世俗世界里难言的智慧与洞见,还有真相。而诗人的转向为文,几近于把深海洋流里的游鱼,抛到陆地,间或明亮而短促地闪耀一下片片鳞甲的光芒,然后满身尘土地在地上翻腾、翕张鱼鳃,开张的鱼唇,仿佛叠印出蒙克那幅名画中桥上男人捂着耳朵呼叫的嘴形。
  按照东西方文人约定俗成的文体等级,我把郭建强的诗歌视作“正文”,而把《大道与别径》这样的转型文字——散文,统统视作对诗歌文体的一串串曲径分岔的脚注。
  也就是说,诗歌是郭建强写作生涯和文学世界里的帝王,其余文字当是王之扈从(尽管他曾经也尝试写过若干短篇小说,仅从他的才情禀赋来看,他日的郭建强有无可能在小说这个包容性更强的文学体裁上,盯着诗歌,像刘邦那样轩昂一叹:“彼可取而代之!”,尚不可得而知)。
  翻阅这本文集,郭建强最漂亮的文字当然是那些描画诗人、赏析诗作的篇什。诗人的灵与肉,使他但凡谈及与诗歌相关的话题,必会气爽神清,睛瞳放光,诸根互通,妙语纷披,发出一连串本色当行的声音。口说无凭,以例为证:
  ——“海子的天才在于,他能极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以近乎稚拙的手法,捕捉、定格光与影之间你进我退的残酷迷局,他的抒情含有一种来自血液和泪水的质地。”(《海子》)
  ——“以肉身探触世间的那种疼痛和苦涩,像结晶的粗粒盐一样,凸显出昌耀最核心的诗歌主题:命运。”(《昌耀》)
  ——“张枣早期诗歌中的‘微妙’,到后来变得有些呛人,却仍然散发着奇怪的美感。‘我奇妙的肺朝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卡夫卡致菲丽丝》)张枣对于热情和绝望的书写,如此诡异,如此真切,如此美丽……”(《张枣》)
  ——“他也说话,低低的,有种过滤杂音的感觉;他就在咫尺之间遥遥劝酒,举杯致意,带着隐士间手谈的意味,有一种亲切的疏离的风度。我只觉得这夜饮也真也幻,梦残如花。”(《洛嘉才让》)
  诸如此类的文字,在书里俯拾即是,我想特别地说一声,郭建强这般如庖丁解牛般深中肯綮的文评,可不是什么文学研究生和文学博士们,包括许多学院派文学教授们能够轻易咳唾出来的文字。何以故?此乃诗人郭建强的“郭氏秘制”,一般人哪里能控得出这般精妙透辟的文辞!这样的文案,钱锺书的著述里早就反复下过截铁斩钉的断言:“文人慧悟愈于学士穷研”。
  郭建强在这本书里自我披露了他的一种怪癖(一见“怪癖”一词,我的海马CA3区神经元就会串联到布罗茨基的一句名言:“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郭诗人的这个怪癖,倒也跟什么“抗恶”挂不上钩,不过是“以动物比拟友朋”罢了,来路也不过是诗人屡试不爽的“诗法”,理论上我们把此法唤作隐喻、概念转换。我记起当代文评里几乎要空前绝后的“动物喻论”,当属于胡河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撰写的作家论,他以术数文化冠名“蛇精格非”“灵龟苏童”“神猴余华”。因其英年早逝,斯法也就半世而斩,回过头来瞻顾当下文坛,称为绝响也不为过。不过,倘若想要往久远里追怀,我倒觉得“动物喻论”大抵是原始思维里初民动物崇拜、“互渗律”、交感巫术之类神秘思维和集体无意识的孑遗。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瓦利斯在《碎金集》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每个人都是从一棵古老帝王树上萌生而出的,但是,仍然具有这一出身来源印记的人又有多少呢?”诗人郭建强身上无疑带着这么一种古老的胎记,他浑然憨实地遥承着这一心绪和文脉,他拿动物喻人的好意思、妙意味,隐伏在书里,这里一句那里一段地散布着,野香着,我这里就不越权替明眼的读者代劳拾取了。我倒是想借机模仿一下他以动物喻人的方法,以便和“癖主”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这本文集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诗人郭建强给自己画的一幅嗜读自画像草稿。茨维塔耶娃說过:“阅读是创作过程的共谋。”一位诗人、一位作家谈论他的阅读,至少会让目光锐利的读者,见出他们心智的蜜源,见出他们与心仪的高人之间吮吸的蛛丝马迹。   关于他的阅读,我想用三个动物来设喻作譬。
  一是饕餮,古代钟鼎彝器上的贪食者(杜预细解为“贪财曰饕,贪食曰餮”)。郭建强的阅读兴趣,范围除了各种文学书籍(尤其偏嗜诗歌),他还阅读耽读历史(尤其是地方史)、地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植物学、神话、美术、考古、建筑等等庞杂的人文学科著述。只要是能勾起他食欲的,他都会大快朵颐一番。这本书里他随口点出的阅读书目,不过是他通吃海喝里的“一鳞半爪”和“冰山之一角”,姑且名之曰“老餮食单之一”,俟诸异日,当有之二、之三、之七之八的文字络绎以续。
  二是蜜蜂。贺拉斯说过:“吾辛苦为诗,正如蜜蜂之遍历河滨花丛,勤劬刺取佳卉”(钱锺书译)。蜜蜂的勤快与忙碌,再配上《野蜂飞舞》这支钢琴名曲,才能仿佛于郭建强钻入书丛的醺然意态。没错,他必须得比喻为一只野蜂,才可与他禀赋里的野性子、野路子、阅读行迹的无定等个性匹配得丝丝入扣。就其致知造艺的路数来说,他不像大多数作家、诗人,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逐级而上,他非“正规的科班出身”,只是在青海铝厂充满“有毒气体和粉尘弥漫”的铝电解质车间,读完了他的赫拉巴尔式的“社会大学”。那时候,他和铝厂的一帮“文青”(我名之曰“精神饥饿兽”),被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学期刊、抢手的文学书籍,煽动得火烧火燎。按捺不住青春期的情感骚动和迷茫,他们一个个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拖着沉重的肉身,借助阅读轻快一下自我,然后磨砺词语,锻造诗行,把倾诉悄悄地写在日记本上,秘密地锁在抽屉里,隔一段时日拿出旧作晾晾,掸掸词语,蓬松蓬松文字的肌理,再学着皮鞋匠反复擦拭,以求过往的文字磨亮如新。出于对文学的神圣感和朴素得近乎庄重起来的虔敬,他们一面“袖着”习作,“羞于示人”,很少放开胆子投寄给那些神圣的文学期刊;他们一面又在志同道合的工友间半隐蔽半公开地负气争胜。小环境里的比试较劲,不知不觉间练就着他们写作的肌腱,提升着彼此的表达质量。及至后来(1991年间)郭建强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了一年半(堪称他最美好的一段文学时光),算是从自修自证,走向了老师、同道面对面的高级别开示,从此悟力、创作力日益勇猛精进。
  三是秃鹫。诗集《昆仑书》原先的书名不叫《昆仑书》,诗人自己的命名叫《秃鹫》,后来遵照出版社的建议,改成了现在的书名。诗人初衷里用“秃鹫”为书名,肯定有着他不苟同于世俗的价值趋向和审美考量,至少他把这种在很多人眼里视为“不雅驯”的动物,进行了一次诗学意义的加冕,赋予其若干高贵的价值和神妙的仪态,比如“哲学家的冷静眼神”,“王者的漫步”,比如“懒懒地起身”,比如“飞行吞噬时光”。在那首同名诗里,郭建强没有写到的一个地方,乃是秃鹫吞食骨头的习性。凭着超强的胃酸,秃鹫可以消融掉任何坚硬的骨头。我曾观看过一个视频,是一只秃鹫遇到比它的嘴最大的张合度还要大许多的整块骨头,它就把骨头叼到半空里,从高处把骨头丢到坚硬的岩石上,借助重力加速度去摔碎骨头。我想说的是,郭建强的一种阅读风格,太像秃鹫的吞咽了,他有时候未必去细嚼慢咽,而是迅速大块吞下,让胃去慢慢分解和消化。我以前阅读郭建强的诗歌,发现“骨头”一词是他诗歌里的一个高频词语,原先我只想到这与他对生命、对死亡的极度敏感有关,现在我似乎在秃鹫的意象联想中得到了新的感悟。
  郭建强使用过用多种动物来比喻诗人或作家的法子,他称此法为“形象重叠”。我也效仿他的方法,把饕餮、野蜂、秃鹫三种动物,叠印为我对他的印象。这种方法也不稀罕,世界上輾转流传的各种生物神话,全都是这个样子。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对此有几句让我信服的解释:动物神话反映了远古人“对于生命形式的混杂有着热切的信仰”;这些故事的意义在于:“不同的生物都有一种这样的倾向,就是结合在一起,建立联系,生长在彼此的体内,回返到早先的秩序,只要有可能就一块儿过下去。这不就是世上的众生之道吗?”
  诗人利用的比喻,利用的想象力,就是在万事万物间寻找着数不清的隐秘联系,就像蜘蛛把蛛丝从一个枝杈挂到另一个枝杈上。
  苏珊·桑塔格在1983年回应布罗茨基的话题,写下《诗人的散文》一文,文中她道出了这么一个洞见:“诗人的散文不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种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
  这本集子里郭建强描画了多位诗人和作家,谈了那么多阅读感受,究其实,它都具有双面的相互映射的效果,这一点正如他自己在《流水映倒影》一文里的道白:“你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掉。你写下的文字,最终像不断升起的水底火焰,显出你审美的趣味,笔力的虚实,知识的多寡,乃至心理的明与暗,性格的方与圆,精神的强与弱,灵魂的轻与重。简而言之,写作之人在描摹他人及世态之时,总是不知不觉地映出了自己的倒影。”
  这本书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诗人郭建强自觉而又清晰地阐释了“诗人使命感的形成”,他恳挚、机敏、略带焦虑的回答,全部写进了《宿命的负债人》一文。正是这篇文章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他写作的动力装置和驱动力所在。他正是欣然领命于“艺术的还债”,而在晨昏,在春夏秋冬,不辍于他的写作,他的阅读,他的旅行,他的梦想。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在梨花掩映的贵德乡间中学,等待了两个多月,从北京宣武区琉璃厂西街的中国书店,邮购到一册清人史震林的笔记《西青散记》。我记得书中有一首描写蚂蚁的《观蚁诗》,作者赵闇叔。那诗句的意思和我这篇序文,和郭建强已出版的三本诗集,和这本文集,还有将来要印成书籍的文字,松紧有致、虚实互映地编织着一个超级文本。
  那诗云:“绿隙漏红鲜,蚁路暗通叶”。
  2019年3月16日写就于西宁滨河路泰和园凹楼南窗之卧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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