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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惊蛰前两日，建强在微信里给我传来他已经编讫的一部书稿：《大道与别径》。浏览了一下目录，一多半文字早先读过，有的还在我们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即便如此，我禁不住仍要为他榨取时间汁液、酣然锻造文字金蔷薇的韧力和拼力，拱手示敬，感佩再三。毕竟，对于一个曾经担纲综合性市民生活报的总编来说，日日如负泰山，时时如履薄冰、刻刻如临深渊，终竟而能呼吸匀称，气壮如牛，头不昏，眼不花，恐怕绕不过他对文学不可救药的沉溺。木心不是说过吗：文学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自救者郭建强在此之前，相继出版过《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三本诗集。藉此，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在当代汉语诗坛可谓头角峥嵘，他的名气也更其响亮地从原乡传播到远方。而《大道与别径》则迥异于先前的书写：它是一本“文集”——涉及他对一些诗人的印象，读书、藏书、搬书的经历，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赏析，对个别诗人、作家的品评。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四十年前写过一篇《诗人与散文》的文字（收录在坊间口碑甚佳的散文集《小于一》中）。布罗茨基如是表达了他对诗人写作散文的疑虑和慰藉：“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而大受裨益。”他接着拿茨维塔耶娃为例，指出诗人由“诗”而“文”之后所获得的文本效应，乃是：“把诗学思维的方法论重新植入散文文本中，使诗歌生长到散文中。”郭建强的由“诗”而“文”，路数与茨维塔耶娃如出一辙，也是把诗歌的基因输入到散文的肌体，频繁地运用意象思维去谈艺衡文、知人论世，于娴习的诗人法器——情感、意象、通感、比喻、象征、想象力、内在节奏、跳跃思维等等诗性的“暗物质”之外，又抖搂出理智、逻辑、判断、知识、灼见这些耀眼、明亮、尖锐的理性物质。郭建强似乎就此在理智与情感的跷跷板上，稍稍平衡了一下他的左脑和右脑，他的情智世界。
依我看，由“诗”而“文”，就是诗人的由内而外，由隐而显，就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显形。而诗歌骨子里就袅袅然冒着一股子隐身的气质；它总是在词语里滋生神秘，幻织迷雾，总是在舌尖下弹射巫辞、谶言和灵语，总是在用高超的迂回方式，发布着世俗世界里难言的智慧与洞见，还有真相。而诗人的转向为文，几近于把深海洋流里的游鱼，抛到陆地，间或明亮而短促地闪耀一下片片鳞甲的光芒，然后满身尘土地在地上翻腾、翕张鱼鳃，开张的鱼唇，仿佛叠印出蒙克那幅名画中桥上男人捂着耳朵呼叫的嘴形。
按照东西方文人约定俗成的文体等级，我把郭建强的诗歌视作“正文”，而把《大道与别径》这样的转型文字——散文，统统视作对诗歌文体的一串串曲径分岔的脚注。
也就是说，诗歌是郭建强写作生涯和文学世界里的帝王，其余文字当是王之扈从（尽管他曾经也尝试写过若干短篇小说，仅从他的才情禀赋来看，他日的郭建强有无可能在小说这个包容性更强的文学体裁上，盯着诗歌，像刘邦那样轩昂一叹：“彼可取而代之！”，尚不可得而知）。
翻阅这本文集，郭建强最漂亮的文字当然是那些描画诗人、赏析诗作的篇什。诗人的灵与肉，使他但凡谈及与诗歌相关的话题，必会气爽神清，睛瞳放光，诸根互通，妙语纷披，发出一连串本色当行的声音。口说无凭，以例为证：
——“海子的天才在于，他能极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以近乎稚拙的手法，捕捉、定格光与影之间你进我退的残酷迷局，他的抒情含有一种来自血液和泪水的质地。”（《海子》）
——“以肉身探触世间的那种疼痛和苦涩，像结晶的粗粒盐一样，凸显出昌耀最核心的诗歌主题：命运。”（《昌耀》）
——“张枣早期诗歌中的‘微妙’，到后来变得有些呛人，却仍然散发着奇怪的美感。‘我奇妙的肺朝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卡夫卡致菲丽丝》）张枣对于热情和绝望的书写，如此诡异，如此真切，如此美丽……”（《张枣》）
——“他也说话，低低的，有种过滤杂音的感觉；他就在咫尺之间遥遥劝酒，举杯致意，带着隐士间手谈的意味，有一种亲切的疏离的风度。我只觉得这夜饮也真也幻，梦残如花。”（《洛嘉才让》）
诸如此类的文字，在书里俯拾即是，我想特别地说一声，郭建强这般如庖丁解牛般深中肯綮的文评，可不是什么文学研究生和文学博士们，包括许多学院派文学教授们能够轻易咳唾出来的文字。何以故？此乃诗人郭建强的“郭氏秘制”，一般人哪里能控得出这般精妙透辟的文辞！这样的文案，钱锺书的著述里早就反复下过截铁斩钉的断言：“文人慧悟愈于学士穷研”。
郭建强在这本书里自我披露了他的一种怪癖（一见“怪癖”一词，我的海马CA3区神经元就会串联到布罗茨基的一句名言：“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郭诗人的这个怪癖，倒也跟什么“抗恶”挂不上钩，不过是“以动物比拟友朋”罢了，来路也不过是诗人屡试不爽的“诗法”，理论上我们把此法唤作隐喻、概念转换。我记起当代文评里几乎要空前绝后的“动物喻论”，当属于胡河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撰写的作家论，他以术数文化冠名“蛇精格非”“灵龟苏童”“神猴余华”。因其英年早逝，斯法也就半世而斩，回过头来瞻顾当下文坛，称为绝响也不为过。不过，倘若想要往久远里追怀，我倒觉得“动物喻论”大抵是原始思维里初民动物崇拜、“互渗律”、交感巫术之类神秘思维和集体无意识的孑遗。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瓦利斯在《碎金集》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每个人都是从一棵古老帝王树上萌生而出的，但是，仍然具有这一出身来源印记的人又有多少呢？”诗人郭建强身上无疑带着这么一种古老的胎记，他浑然憨实地遥承着这一心绪和文脉，他拿动物喻人的好意思、妙意味，隐伏在书里，这里一句那里一段地散布着，野香着，我这里就不越权替明眼的读者代劳拾取了。我倒是想借机模仿一下他以动物喻人的方法，以便和“癖主”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这本文集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诗人郭建强给自己画的一幅嗜读自画像草稿。茨维塔耶娃說过：“阅读是创作过程的共谋。”一位诗人、一位作家谈论他的阅读，至少会让目光锐利的读者，见出他们心智的蜜源，见出他们与心仪的高人之间吮吸的蛛丝马迹。 关于他的阅读，我想用三个动物来设喻作譬。
一是饕餮，古代钟鼎彝器上的贪食者（杜预细解为“贪财曰饕，贪食曰餮”）。郭建强的阅读兴趣，范围除了各种文学书籍（尤其偏嗜诗歌），他还阅读耽读历史（尤其是地方史）、地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植物学、神话、美术、考古、建筑等等庞杂的人文学科著述。只要是能勾起他食欲的，他都会大快朵颐一番。这本书里他随口点出的阅读书目，不过是他通吃海喝里的“一鳞半爪”和“冰山之一角”，姑且名之曰“老餮食单之一”，俟诸异日，当有之二、之三、之七之八的文字络绎以续。
二是蜜蜂。贺拉斯说过：“吾辛苦为诗，正如蜜蜂之遍历河滨花丛，勤劬刺取佳卉”（钱锺书译）。蜜蜂的勤快与忙碌，再配上《野蜂飞舞》这支钢琴名曲，才能仿佛于郭建强钻入书丛的醺然意态。没错，他必须得比喻为一只野蜂，才可与他禀赋里的野性子、野路子、阅读行迹的无定等个性匹配得丝丝入扣。就其致知造艺的路数来说，他不像大多数作家、诗人，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逐级而上，他非“正规的科班出身”，只是在青海铝厂充满“有毒气体和粉尘弥漫”的铝电解质车间，读完了他的赫拉巴尔式的“社会大学”。那时候，他和铝厂的一帮“文青”（我名之曰“精神饥饿兽”），被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学期刊、抢手的文学书籍，煽动得火烧火燎。按捺不住青春期的情感骚动和迷茫，他们一个个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拖着沉重的肉身，借助阅读轻快一下自我，然后磨砺词语，锻造诗行，把倾诉悄悄地写在日记本上，秘密地锁在抽屉里，隔一段时日拿出旧作晾晾，掸掸词语，蓬松蓬松文字的肌理，再学着皮鞋匠反复擦拭，以求过往的文字磨亮如新。出于对文学的神圣感和朴素得近乎庄重起来的虔敬，他们一面“袖着”习作，“羞于示人”，很少放开胆子投寄给那些神圣的文学期刊；他们一面又在志同道合的工友间半隐蔽半公开地负气争胜。小环境里的比试较劲，不知不觉间练就着他们写作的肌腱，提升着彼此的表达质量。及至后来（1991年间）郭建强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了一年半（堪称他最美好的一段文学时光），算是从自修自证，走向了老师、同道面对面的高级别开示，从此悟力、创作力日益勇猛精进。
三是秃鹫。诗集《昆仑书》原先的书名不叫《昆仑书》，诗人自己的命名叫《秃鹫》，后来遵照出版社的建议，改成了现在的书名。诗人初衷里用“秃鹫”为书名，肯定有着他不苟同于世俗的价值趋向和审美考量，至少他把这种在很多人眼里视为“不雅驯”的动物，进行了一次诗学意义的加冕，赋予其若干高贵的价值和神妙的仪态，比如“哲学家的冷静眼神”，“王者的漫步”，比如“懒懒地起身”，比如“飞行吞噬时光”。在那首同名诗里，郭建强没有写到的一个地方，乃是秃鹫吞食骨头的习性。凭着超强的胃酸，秃鹫可以消融掉任何坚硬的骨头。我曾观看过一个视频，是一只秃鹫遇到比它的嘴最大的张合度还要大许多的整块骨头，它就把骨头叼到半空里，从高处把骨头丢到坚硬的岩石上，借助重力加速度去摔碎骨头。我想说的是，郭建强的一种阅读风格，太像秃鹫的吞咽了，他有时候未必去细嚼慢咽，而是迅速大块吞下，让胃去慢慢分解和消化。我以前阅读郭建强的诗歌，发现“骨头”一词是他诗歌里的一个高频词语，原先我只想到这与他对生命、对死亡的极度敏感有关，现在我似乎在秃鹫的意象联想中得到了新的感悟。
郭建强使用过用多种动物来比喻诗人或作家的法子，他称此法为“形象重叠”。我也效仿他的方法，把饕餮、野蜂、秃鹫三种动物，叠印为我对他的印象。这种方法也不稀罕，世界上輾转流传的各种生物神话，全都是这个样子。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对此有几句让我信服的解释：动物神话反映了远古人“对于生命形式的混杂有着热切的信仰”；这些故事的意义在于：“不同的生物都有一种这样的倾向，就是结合在一起，建立联系，生长在彼此的体内，回返到早先的秩序，只要有可能就一块儿过下去。这不就是世上的众生之道吗？”
诗人利用的比喻，利用的想象力，就是在万事万物间寻找着数不清的隐秘联系，就像蜘蛛把蛛丝从一个枝杈挂到另一个枝杈上。
苏珊·桑塔格在1983年回应布罗茨基的话题，写下《诗人的散文》一文，文中她道出了这么一个洞见：“诗人的散文不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种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
这本集子里郭建强描画了多位诗人和作家，谈了那么多阅读感受，究其实，它都具有双面的相互映射的效果，这一点正如他自己在《流水映倒影》一文里的道白：“你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掉。你写下的文字，最终像不断升起的水底火焰，显出你审美的趣味，笔力的虚实，知识的多寡，乃至心理的明与暗，性格的方与圆，精神的强与弱，灵魂的轻与重。简而言之，写作之人在描摹他人及世态之时，总是不知不觉地映出了自己的倒影。”
这本书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诗人郭建强自觉而又清晰地阐释了“诗人使命感的形成”，他恳挚、机敏、略带焦虑的回答，全部写进了《宿命的负债人》一文。正是这篇文章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他写作的动力装置和驱动力所在。他正是欣然领命于“艺术的还债”，而在晨昏，在春夏秋冬，不辍于他的写作，他的阅读，他的旅行，他的梦想。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在梨花掩映的贵德乡间中学，等待了两个多月，从北京宣武区琉璃厂西街的中国书店，邮购到一册清人史震林的笔记《西青散记》。我记得书中有一首描写蚂蚁的《观蚁诗》，作者赵闇叔。那诗句的意思和我这篇序文，和郭建强已出版的三本诗集，和这本文集，还有将来要印成书籍的文字，松紧有致、虚实互映地编织着一个超级文本。
那诗云：“绿隙漏红鲜，蚁路暗通叶”。
2019年3月16日写就于西宁滨河路泰和园凹楼南窗之卧尝斋。
自救者郭建强在此之前，相继出版过《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三本诗集。藉此，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在当代汉语诗坛可谓头角峥嵘，他的名气也更其响亮地从原乡传播到远方。而《大道与别径》则迥异于先前的书写：它是一本“文集”——涉及他对一些诗人的印象，读书、藏书、搬书的经历，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赏析，对个别诗人、作家的品评。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四十年前写过一篇《诗人与散文》的文字（收录在坊间口碑甚佳的散文集《小于一》中）。布罗茨基如是表达了他对诗人写作散文的疑虑和慰藉：“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而大受裨益。”他接着拿茨维塔耶娃为例，指出诗人由“诗”而“文”之后所获得的文本效应，乃是：“把诗学思维的方法论重新植入散文文本中，使诗歌生长到散文中。”郭建强的由“诗”而“文”，路数与茨维塔耶娃如出一辙，也是把诗歌的基因输入到散文的肌体，频繁地运用意象思维去谈艺衡文、知人论世，于娴习的诗人法器——情感、意象、通感、比喻、象征、想象力、内在节奏、跳跃思维等等诗性的“暗物质”之外，又抖搂出理智、逻辑、判断、知识、灼见这些耀眼、明亮、尖锐的理性物质。郭建强似乎就此在理智与情感的跷跷板上，稍稍平衡了一下他的左脑和右脑，他的情智世界。
依我看，由“诗”而“文”，就是诗人的由内而外，由隐而显，就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显形。而诗歌骨子里就袅袅然冒着一股子隐身的气质；它总是在词语里滋生神秘，幻织迷雾，总是在舌尖下弹射巫辞、谶言和灵语，总是在用高超的迂回方式，发布着世俗世界里难言的智慧与洞见，还有真相。而诗人的转向为文，几近于把深海洋流里的游鱼，抛到陆地，间或明亮而短促地闪耀一下片片鳞甲的光芒，然后满身尘土地在地上翻腾、翕张鱼鳃，开张的鱼唇，仿佛叠印出蒙克那幅名画中桥上男人捂着耳朵呼叫的嘴形。
按照东西方文人约定俗成的文体等级，我把郭建强的诗歌视作“正文”，而把《大道与别径》这样的转型文字——散文，统统视作对诗歌文体的一串串曲径分岔的脚注。
也就是说，诗歌是郭建强写作生涯和文学世界里的帝王，其余文字当是王之扈从（尽管他曾经也尝试写过若干短篇小说，仅从他的才情禀赋来看，他日的郭建强有无可能在小说这个包容性更强的文学体裁上，盯着诗歌，像刘邦那样轩昂一叹：“彼可取而代之！”，尚不可得而知）。
翻阅这本文集，郭建强最漂亮的文字当然是那些描画诗人、赏析诗作的篇什。诗人的灵与肉，使他但凡谈及与诗歌相关的话题，必会气爽神清，睛瞳放光，诸根互通，妙语纷披，发出一连串本色当行的声音。口说无凭，以例为证：
——“海子的天才在于，他能极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以近乎稚拙的手法，捕捉、定格光与影之间你进我退的残酷迷局，他的抒情含有一种来自血液和泪水的质地。”（《海子》）
——“以肉身探触世间的那种疼痛和苦涩，像结晶的粗粒盐一样，凸显出昌耀最核心的诗歌主题：命运。”（《昌耀》）
——“张枣早期诗歌中的‘微妙’，到后来变得有些呛人，却仍然散发着奇怪的美感。‘我奇妙的肺朝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卡夫卡致菲丽丝》）张枣对于热情和绝望的书写，如此诡异，如此真切，如此美丽……”（《张枣》）
——“他也说话，低低的，有种过滤杂音的感觉；他就在咫尺之间遥遥劝酒，举杯致意，带着隐士间手谈的意味，有一种亲切的疏离的风度。我只觉得这夜饮也真也幻，梦残如花。”（《洛嘉才让》）
诸如此类的文字，在书里俯拾即是，我想特别地说一声，郭建强这般如庖丁解牛般深中肯綮的文评，可不是什么文学研究生和文学博士们，包括许多学院派文学教授们能够轻易咳唾出来的文字。何以故？此乃诗人郭建强的“郭氏秘制”，一般人哪里能控得出这般精妙透辟的文辞！这样的文案，钱锺书的著述里早就反复下过截铁斩钉的断言：“文人慧悟愈于学士穷研”。
郭建强在这本书里自我披露了他的一种怪癖（一见“怪癖”一词，我的海马CA3区神经元就会串联到布罗茨基的一句名言：“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郭诗人的这个怪癖，倒也跟什么“抗恶”挂不上钩，不过是“以动物比拟友朋”罢了，来路也不过是诗人屡试不爽的“诗法”，理论上我们把此法唤作隐喻、概念转换。我记起当代文评里几乎要空前绝后的“动物喻论”，当属于胡河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撰写的作家论，他以术数文化冠名“蛇精格非”“灵龟苏童”“神猴余华”。因其英年早逝，斯法也就半世而斩，回过头来瞻顾当下文坛，称为绝响也不为过。不过，倘若想要往久远里追怀，我倒觉得“动物喻论”大抵是原始思维里初民动物崇拜、“互渗律”、交感巫术之类神秘思维和集体无意识的孑遗。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瓦利斯在《碎金集》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每个人都是从一棵古老帝王树上萌生而出的，但是，仍然具有这一出身来源印记的人又有多少呢？”诗人郭建强身上无疑带着这么一种古老的胎记，他浑然憨实地遥承着这一心绪和文脉，他拿动物喻人的好意思、妙意味，隐伏在书里，这里一句那里一段地散布着，野香着，我这里就不越权替明眼的读者代劳拾取了。我倒是想借机模仿一下他以动物喻人的方法，以便和“癖主”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这本文集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诗人郭建强给自己画的一幅嗜读自画像草稿。茨维塔耶娃說过：“阅读是创作过程的共谋。”一位诗人、一位作家谈论他的阅读，至少会让目光锐利的读者，见出他们心智的蜜源，见出他们与心仪的高人之间吮吸的蛛丝马迹。 关于他的阅读，我想用三个动物来设喻作譬。
一是饕餮，古代钟鼎彝器上的贪食者（杜预细解为“贪财曰饕，贪食曰餮”）。郭建强的阅读兴趣，范围除了各种文学书籍（尤其偏嗜诗歌），他还阅读耽读历史（尤其是地方史）、地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植物学、神话、美术、考古、建筑等等庞杂的人文学科著述。只要是能勾起他食欲的，他都会大快朵颐一番。这本书里他随口点出的阅读书目，不过是他通吃海喝里的“一鳞半爪”和“冰山之一角”，姑且名之曰“老餮食单之一”，俟诸异日，当有之二、之三、之七之八的文字络绎以续。
二是蜜蜂。贺拉斯说过：“吾辛苦为诗，正如蜜蜂之遍历河滨花丛，勤劬刺取佳卉”（钱锺书译）。蜜蜂的勤快与忙碌，再配上《野蜂飞舞》这支钢琴名曲，才能仿佛于郭建强钻入书丛的醺然意态。没错，他必须得比喻为一只野蜂，才可与他禀赋里的野性子、野路子、阅读行迹的无定等个性匹配得丝丝入扣。就其致知造艺的路数来说，他不像大多数作家、诗人，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逐级而上，他非“正规的科班出身”，只是在青海铝厂充满“有毒气体和粉尘弥漫”的铝电解质车间，读完了他的赫拉巴尔式的“社会大学”。那时候，他和铝厂的一帮“文青”（我名之曰“精神饥饿兽”），被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学期刊、抢手的文学书籍，煽动得火烧火燎。按捺不住青春期的情感骚动和迷茫，他们一个个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拖着沉重的肉身，借助阅读轻快一下自我，然后磨砺词语，锻造诗行，把倾诉悄悄地写在日记本上，秘密地锁在抽屉里，隔一段时日拿出旧作晾晾，掸掸词语，蓬松蓬松文字的肌理，再学着皮鞋匠反复擦拭，以求过往的文字磨亮如新。出于对文学的神圣感和朴素得近乎庄重起来的虔敬，他们一面“袖着”习作，“羞于示人”，很少放开胆子投寄给那些神圣的文学期刊；他们一面又在志同道合的工友间半隐蔽半公开地负气争胜。小环境里的比试较劲，不知不觉间练就着他们写作的肌腱，提升着彼此的表达质量。及至后来（1991年间）郭建强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了一年半（堪称他最美好的一段文学时光），算是从自修自证，走向了老师、同道面对面的高级别开示，从此悟力、创作力日益勇猛精进。
三是秃鹫。诗集《昆仑书》原先的书名不叫《昆仑书》，诗人自己的命名叫《秃鹫》，后来遵照出版社的建议，改成了现在的书名。诗人初衷里用“秃鹫”为书名，肯定有着他不苟同于世俗的价值趋向和审美考量，至少他把这种在很多人眼里视为“不雅驯”的动物，进行了一次诗学意义的加冕，赋予其若干高贵的价值和神妙的仪态，比如“哲学家的冷静眼神”，“王者的漫步”，比如“懒懒地起身”，比如“飞行吞噬时光”。在那首同名诗里，郭建强没有写到的一个地方，乃是秃鹫吞食骨头的习性。凭着超强的胃酸，秃鹫可以消融掉任何坚硬的骨头。我曾观看过一个视频，是一只秃鹫遇到比它的嘴最大的张合度还要大许多的整块骨头，它就把骨头叼到半空里，从高处把骨头丢到坚硬的岩石上，借助重力加速度去摔碎骨头。我想说的是，郭建强的一种阅读风格，太像秃鹫的吞咽了，他有时候未必去细嚼慢咽，而是迅速大块吞下，让胃去慢慢分解和消化。我以前阅读郭建强的诗歌，发现“骨头”一词是他诗歌里的一个高频词语，原先我只想到这与他对生命、对死亡的极度敏感有关，现在我似乎在秃鹫的意象联想中得到了新的感悟。
郭建强使用过用多种动物来比喻诗人或作家的法子，他称此法为“形象重叠”。我也效仿他的方法，把饕餮、野蜂、秃鹫三种动物，叠印为我对他的印象。这种方法也不稀罕，世界上輾转流传的各种生物神话，全都是这个样子。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对此有几句让我信服的解释：动物神话反映了远古人“对于生命形式的混杂有着热切的信仰”；这些故事的意义在于：“不同的生物都有一种这样的倾向，就是结合在一起，建立联系，生长在彼此的体内，回返到早先的秩序，只要有可能就一块儿过下去。这不就是世上的众生之道吗？”
诗人利用的比喻，利用的想象力，就是在万事万物间寻找着数不清的隐秘联系，就像蜘蛛把蛛丝从一个枝杈挂到另一个枝杈上。
苏珊·桑塔格在1983年回应布罗茨基的话题，写下《诗人的散文》一文，文中她道出了这么一个洞见：“诗人的散文不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种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
这本集子里郭建强描画了多位诗人和作家，谈了那么多阅读感受，究其实，它都具有双面的相互映射的效果，这一点正如他自己在《流水映倒影》一文里的道白：“你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掉。你写下的文字，最终像不断升起的水底火焰，显出你审美的趣味，笔力的虚实，知识的多寡，乃至心理的明与暗，性格的方与圆，精神的强与弱，灵魂的轻与重。简而言之，写作之人在描摹他人及世态之时，总是不知不觉地映出了自己的倒影。”
这本书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诗人郭建强自觉而又清晰地阐释了“诗人使命感的形成”，他恳挚、机敏、略带焦虑的回答，全部写进了《宿命的负债人》一文。正是这篇文章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他写作的动力装置和驱动力所在。他正是欣然领命于“艺术的还债”，而在晨昏，在春夏秋冬，不辍于他的写作，他的阅读，他的旅行，他的梦想。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在梨花掩映的贵德乡间中学，等待了两个多月，从北京宣武区琉璃厂西街的中国书店，邮购到一册清人史震林的笔记《西青散记》。我记得书中有一首描写蚂蚁的《观蚁诗》，作者赵闇叔。那诗句的意思和我这篇序文，和郭建强已出版的三本诗集，和这本文集，还有将来要印成书籍的文字，松紧有致、虚实互映地编织着一个超级文本。
那诗云：“绿隙漏红鲜，蚁路暗通叶”。
2019年3月16日写就于西宁滨河路泰和园凹楼南窗之卧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