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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举凡政治、文化、教育与外交领域,都可以听到他发人深思的言论。
胡适青年时留学美国,住了7年。中年做驻美大使,住了8年。1949年春,他偕妻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一住就是10年。
生活下降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后来,他在纽约城定居,住在东城81街简陋的小公寓里。欧美各国的生活费用,房租最贵。胡适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
再说食的问题。江冬秀原来擅长做家乡徽州菜,数十年在外,又学会了一些外地的风味。而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是胡适以往过惯的生涯。但江冬秀语言不通,不会买菜,这样,买菜事就落在胡适的肩上了。
胡适在国内有汽车代步,曾受“买办文人”之讥,他在美国发财乏术,就有“出无车”之叹了。写《胡适杂忆》的唐德刚只好常拿打工用的汽车来接送他。
江冬秀在国内就爱打麻将,她在纽约言语不通,只好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江冬秀一打牌,胡适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干脆侍候她打牌,有时也亲自参加牌战。
大师孤独
胡适到美国,初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做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胡适去时总是找他,因为他是馆内胡适所认识的唯一的华裔小职员。他替胡适借借书,查查书,从此变成为胡适的朋友了。
唐德刚说,胡适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侨报,有时“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
胡适在纽约时,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胡适也就乐意变成这个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1956年6月,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他说:“新诗和新文学的发生不但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偶然。”他不知道这种偶然却是由于时势的变迁的必然而发生的。胡适终身不懂这个道理,以致固执己见而不悟。
学问倒退
1952年,胡适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讲了《治学方法》。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两句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来又讲了《杜威哲学》,还是二三十年代所说的实验主义。1954年,他在台大讲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主要内容有4点: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第二,是孔孟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第四,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
上述几个讲演,一定程度上总括了胡适的晚年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决定了胡适不能继续前进,而只有倒退了。唐德刚说:“胡适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所以胡适并不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
胡适在1949年已经爱谈政治了。他在美国,百无聊赖,空谈政治。大政治也谈,小政治也谈,连鸡毛蒜皮的政治也谈。
胡适到美国后,从未申请过“绿卡”。1958年,他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了。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闲话胡适》 作者:石原皋)
胡适青年时留学美国,住了7年。中年做驻美大使,住了8年。1949年春,他偕妻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一住就是10年。
生活下降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后来,他在纽约城定居,住在东城81街简陋的小公寓里。欧美各国的生活费用,房租最贵。胡适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
再说食的问题。江冬秀原来擅长做家乡徽州菜,数十年在外,又学会了一些外地的风味。而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是胡适以往过惯的生涯。但江冬秀语言不通,不会买菜,这样,买菜事就落在胡适的肩上了。
胡适在国内有汽车代步,曾受“买办文人”之讥,他在美国发财乏术,就有“出无车”之叹了。写《胡适杂忆》的唐德刚只好常拿打工用的汽车来接送他。
江冬秀在国内就爱打麻将,她在纽约言语不通,只好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江冬秀一打牌,胡适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干脆侍候她打牌,有时也亲自参加牌战。
大师孤独
胡适到美国,初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做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胡适去时总是找他,因为他是馆内胡适所认识的唯一的华裔小职员。他替胡适借借书,查查书,从此变成为胡适的朋友了。
唐德刚说,胡适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侨报,有时“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
胡适在纽约时,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胡适也就乐意变成这个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1956年6月,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他说:“新诗和新文学的发生不但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偶然。”他不知道这种偶然却是由于时势的变迁的必然而发生的。胡适终身不懂这个道理,以致固执己见而不悟。
学问倒退
1952年,胡适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讲了《治学方法》。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两句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来又讲了《杜威哲学》,还是二三十年代所说的实验主义。1954年,他在台大讲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主要内容有4点: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第二,是孔孟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第四,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
上述几个讲演,一定程度上总括了胡适的晚年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决定了胡适不能继续前进,而只有倒退了。唐德刚说:“胡适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所以胡适并不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
胡适在1949年已经爱谈政治了。他在美国,百无聊赖,空谈政治。大政治也谈,小政治也谈,连鸡毛蒜皮的政治也谈。
胡适到美国后,从未申请过“绿卡”。1958年,他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了。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闲话胡适》 作者:石原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