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包来旭和欧长生，这两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农家子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走上不归路。他们分别是“7·5杭州公交车纵火案”和“广州301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疑犯，两人的命运没有任何交集，却选择了相同的方式祸害社会。
近半年来，公交车爆炸案多发，对比案情发现，此类案件嫌疑人犯罪动机并不十分明确，目标人群也具有随机性，犯罪行为具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
梳理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能发现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大都来自社会底层，经历了人生挫折，性格固执、极端、孤僻等等。
然而，在点燃公交车之前，没有人将他们视为潜在犯罪者。他们在我们身边默默无闻，甚至被夸赞“很聪明、很勤奋”。一切毫无征兆，他们就突然爆发，为害毫无防御的无辜者，冲击社会秩序。因此，一直以来，研究这类反社会行为的特征、成因以及预防矫治方法，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6月7日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发生以来，先后在贵阳、宜宾、杭州、广州接连发生类似案件，共造成57人死亡，两百余人受伤。
让人们为之震惊的不仅是死亡人数之多，更在于犯罪嫌疑人施暴的随机性，受害者多与施暴者素昧平生。这也符合反社会行为一个重要特征——犯罪的对象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
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术上的反社会行为与公众和媒体所理解的反社会行为略有不同。在学术上，包括犯罪在内的任何有害于社会的行为都可称之为反社会行为，它与社会心理学中的亲社会行为相悖。而公众与媒体所理解的反社会行为常常是弱势者以无辜者为对象，以表达个人不满、引发社会疼痛为目的危害行为，其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比普通犯罪要大得多。
欧长生和包来旭不可谓不是弱势群体。他们都出生在中西部偏远农村，小学辍学到城市打工，常年漂泊在外，并身患疾病。
他们通过引爆公交车的方式来引起全社会恐慌。在施暴过程中，丝毫没有显现出他们的怜悯之心。
马皑总结说，反社会行为有三个特征。一是高社会否定性，不仅违反法律规范，而且违背道德、人伦和公众一般性社会期待；二是广泛的社会危害性，其伤害的对象不仅包括人身、财产，还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三是自利，行为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为了表达个人的社会态度，特别是情绪、情感，不顾及他人感受。
不过，在朋友们眼中，包来旭并没有什么特别，很多工友甚至说他做事很好，很勤奋。只不过是性格孤僻内向，很少与人交流。他身患严重肺结核，离家出走6年，未与家人有任何联系——即使地震后家中房屋倒塌也没回过家。
同样内向寡言的欧长生患上腰椎间盘突出后，整个人性情大变，开始怨天尤人，甚至兄弟反目，开始赌博并借钱。
很多学者及媒体将包来旭等人定义为“反社会人格”，认为这种人格让他们最终走向报复社会的犯罪之路。
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亦称“悖德型人格”“社会病态人格”，即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是与违法犯罪关系最密切的一種人格障碍类型。
不过，动辄将这些报复社会嫌疑犯定义为反社会人格，马皑对此并不认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便将某人的人格加上反社会人格的标签是不严谨的。反社会人格属于人格障碍的一种，它更应从精神疾病的层面去进行认识。反社会行为谁都可能出现，反社会人格在人群中的样本并不普遍。至于包来旭、欧长生是否具有反社会人格，我说了不算、媒体说了不算、公众说的也不算。它要由精神科医生鉴定，法官认可。”
马皑指出，不过可以说，与一般人比较，反社会人格者更可能实施反社会行为。如果我们单凭其一次行为或者日常某些情绪波动、不当言辞而对人格下结论，是不公正的做法。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中国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ICD）对反社会人格都有明确的分类及诊断标准。
（上图）6 月6 日，美国西雅图太平洋大学校园枪击案嫌疑犯亚伦·依巴拉（Aaron Ybarra）上庭听证。6 月5 日，亚伦·依巴拉持枪闯入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射杀一人。其作案动机尚未查出。摄影/Elaine Thompson
（下图）5 月24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州枪击事件的现场之一——IV Deli 超市被射穿的窗户上挂着纪念遇难者的小花。5 月23 日晚，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附近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 人死亡，另有至少13 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前，凶手曾在视频网站YouTube 上发布为报复社会，扬言大开杀戒的视频。摄影/Elaine Thompson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认同马皑的观点。他说，包来旭、欧长生都属于失意人群，具有反社会倾向，但是否属于反社会人格要做严格的心理学测试。
皮艺军说：“失意人群的反社会倾向，主要表现在对某一件事偏执，产生莫名其妙的不满，从而产生向弱势群体报复、发泄的心理。”
包来旭们之所以选择弱势群体，比如小学生、公交乘客作为犯罪对象，皮艺军认为他们是为了在弱者群体中，找到强者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要杀害谁，而是为了引起关注，证明自己的存在。”
皮艺军的观点在包来旭身上得到印证。据杭州警方通报，包曾向他人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只不过没有人想到，他真的会去做。 2009年，皮艺军发起《社会敌意事件及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并提出了“社会敌意”这一说法，他把此类泄愤事件称之为社会敌意事件。
皮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敌意”是个中性概念，敌意就是不满、怨愤、隔阂、不信任。敌意可大可小，小则起于青萍之末，大可牵动雷霆万钧；比如婚姻家庭中的漠视，也如群体与群体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包来旭和欧长生，他们的敌意日积月累，集聚到一定程度最后爆发。
皮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时候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敌意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杨佳现象。”
如今，社会敌意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对此皮艺军解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从一个非功利社会转向功利社会，情感、利益冲突越来越多，而社会控制力量却没有跟上去，法治建设也没有跟上去，另外官员腐败、道德滑坡等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
但是，现实生活遭受挫折和不公的人比比皆是，为何偏偏是包来旭和欧长生呢？马皑认为，同样的刺激、同样的情境下，我们每个人的反应内容与反应方式是不同的。类似在天氣变化的情境中，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感冒一样。具体到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就涉及到不同人的生物、文化、心理因素。
对于实施该类反社会行为的犯罪人犯罪心理的演化过程，马皑总结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屡遭挫折，原因可能是社会不公（如被轻视、蔑视、羞辱）、个人能力有限、决策错误、环境适应特别是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差等。比如厦门BRT爆炸案嫌疑犯陈水总，他是多年上访户，挣扎在贫困线上，为了户口和低保的事情在到处奔走告状，有关部门之间推诿踢皮球，让其很不满。
二是形成压抑及极端情绪，原因可能是缺少自我排解等调节能力；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无法提供帮助化解冲突及情绪的路径；心理障碍，如本身具有认知偏执或者反社会人格、偏执性人格。这在陈水总身上也有体现，比如他跟人10次说话9次会演变为吵架，他会因为快餐店声音太吵，一天拨9次110投诉。
三是外在归责，将个人挫折等等引发负性情绪的原因归属于环境。
四是在犯罪决策过程中感受到无能为力，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仅强调个人情感需要的宣泄，希望通过大规模的伤害，通过产生社会疼痛，表达报复和不满，引起公众的关注特别是对其行为原因的探究，以实现自我正义。最终，陈水总走向毁灭之路。
从根本上来讲，要想杜绝反社会行为非常困难，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因素，很难通过社会发展得到根绝。美国近年来类似事件也常有发生，比如俄荷拉克玛爆炸案、校园枪击案等等。
马皑也表示，人格因素，比如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是自童年开始的渐进过程，甚至与个体的生物学特征相关，如中枢神经系统异常、遗传影响的冲动性控制问题、脑损伤，这在我国不受重视，而这些因素存在大量的不可控因素，因此预防的可能性没有。
据马皑介绍，美国1993年的统计，反社会人格障碍在男性中约占3%，女性中约占1%，但在严重犯罪人中占50%以上。由于这类人没有治疗的动机，缺少基本共性，矫治成功的案例很少。但是，社会生活中，两个基本常识应了解，一是反社会人格障碍也有轻重之分；二是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商人也可能是具有反社会人格。对他们最好的预防就是开展类似生理体检的普查，从中发现并且给予帮助。
除了人格因素，马皑认为反社会行为类似绑架，行为背后还有深层原因，并且往往与弱势境遇、社会不公、相对剥夺感、求助无门等等有关，预防的方法不仅有公平公正，还有包容与容忍，特别是对特殊人群给予专门的关注等。
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讲，将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外因降到最低限度，将有助于降低反社会行为发生的频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著名犯罪心理学、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家武伯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管理应该讲科学，要提前规划，不是简单安装几个摄像头就行的。”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有各种社会机构参与，共同构建一套预防反社会行为的“防护网”。例如，英国“反社会行为救助组织”（ASB）的口号就是：不要在沉默中受到伤害。该组织是为了纪念一对被杀害的母女而建立的。2007年，这对居住在莱斯特郡的母女在遭受骚扰并报警33次后，当地警方没能及时介入调查，最终致二人被杀害。
据ASB组织CEO詹尼·埃雷拉介绍，反社会行为通常有一些预兆，需要引起关注，例如，发现邻里家声音嘈杂混乱、周围有人经常醉酒和行为不守规则、受到别人的无端骚扰、看到有人胡乱涂鸦或破坏公物等等。
按照ASB给出的建议，遇到以上情形发生，普通人应该有所警惕，根据问题严重性和自己受侵害的程度，可采取行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埃雷拉说，在英国，这个“有关部门”不是虚指的，应该介入过问的部门包括：警察局、当地政府机构、小区物业，直至公共交通系统和消防队都与此有关。
至于到底应该尽早与哪些机构取得联系，埃雷拉说，“对此，我们对公众有具体的指导，这取决于每个人所遇到的情况，例如，包括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异常行为；之前是否向某些机构报告过，以及该机构的反应你是否满意；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地方，以及你居住的房子是租赁的还是自有的等等。”
包括对如何保存可能的反社会行为的证据，ASB都有具体指导。
实际上，早在1998年，托尼·布莱尔就签署了英国预防反社会行为的法令（ASBO），法令对哪些行为属于反社会行为有详细的描述，地方法官经过规定的程序后可以根据ASBO，命令10岁以上的个人不得采取某些行为。
在中国，因为户籍管理的问题，各地信息状态是分割的，农村和流动人口是变化的，没有随时登记。“比如首都机场爆炸案嫌疑犯冀中星，他在东莞打工，但什么时候去东莞，什么时候离开，东莞方面都不知道。”
武伯欣说，管理应该是常态化，冀中星出事后才让东莞彻查，其实冀中星残疾后就应该调查，并做好善后，这样，首都机场爆炸案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他还强调，国家必须重视社会心理危机预警和调控的方略，让个人心理危机能及时得到调控，这才是稳定社会的一个目标。
近半年来，公交车爆炸案多发，对比案情发现，此类案件嫌疑人犯罪动机并不十分明确，目标人群也具有随机性，犯罪行为具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
梳理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能发现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大都来自社会底层，经历了人生挫折，性格固执、极端、孤僻等等。
然而，在点燃公交车之前，没有人将他们视为潜在犯罪者。他们在我们身边默默无闻，甚至被夸赞“很聪明、很勤奋”。一切毫无征兆，他们就突然爆发，为害毫无防御的无辜者，冲击社会秩序。因此，一直以来，研究这类反社会行为的特征、成因以及预防矫治方法，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反社会人格”的标签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6月7日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发生以来，先后在贵阳、宜宾、杭州、广州接连发生类似案件，共造成57人死亡，两百余人受伤。
让人们为之震惊的不仅是死亡人数之多，更在于犯罪嫌疑人施暴的随机性，受害者多与施暴者素昧平生。这也符合反社会行为一个重要特征——犯罪的对象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
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术上的反社会行为与公众和媒体所理解的反社会行为略有不同。在学术上，包括犯罪在内的任何有害于社会的行为都可称之为反社会行为，它与社会心理学中的亲社会行为相悖。而公众与媒体所理解的反社会行为常常是弱势者以无辜者为对象，以表达个人不满、引发社会疼痛为目的危害行为，其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比普通犯罪要大得多。
欧长生和包来旭不可谓不是弱势群体。他们都出生在中西部偏远农村，小学辍学到城市打工，常年漂泊在外，并身患疾病。
他们通过引爆公交车的方式来引起全社会恐慌。在施暴过程中，丝毫没有显现出他们的怜悯之心。
马皑总结说，反社会行为有三个特征。一是高社会否定性，不仅违反法律规范，而且违背道德、人伦和公众一般性社会期待；二是广泛的社会危害性，其伤害的对象不仅包括人身、财产，还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三是自利，行为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为了表达个人的社会态度，特别是情绪、情感，不顾及他人感受。
不过，在朋友们眼中，包来旭并没有什么特别，很多工友甚至说他做事很好，很勤奋。只不过是性格孤僻内向，很少与人交流。他身患严重肺结核，离家出走6年，未与家人有任何联系——即使地震后家中房屋倒塌也没回过家。
同样内向寡言的欧长生患上腰椎间盘突出后，整个人性情大变，开始怨天尤人，甚至兄弟反目，开始赌博并借钱。
很多学者及媒体将包来旭等人定义为“反社会人格”，认为这种人格让他们最终走向报复社会的犯罪之路。
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亦称“悖德型人格”“社会病态人格”，即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是与违法犯罪关系最密切的一種人格障碍类型。
不过，动辄将这些报复社会嫌疑犯定义为反社会人格，马皑对此并不认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便将某人的人格加上反社会人格的标签是不严谨的。反社会人格属于人格障碍的一种，它更应从精神疾病的层面去进行认识。反社会行为谁都可能出现，反社会人格在人群中的样本并不普遍。至于包来旭、欧长生是否具有反社会人格，我说了不算、媒体说了不算、公众说的也不算。它要由精神科医生鉴定，法官认可。”
马皑指出，不过可以说，与一般人比较，反社会人格者更可能实施反社会行为。如果我们单凭其一次行为或者日常某些情绪波动、不当言辞而对人格下结论，是不公正的做法。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中国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ICD）对反社会人格都有明确的分类及诊断标准。
（下图）5 月24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州枪击事件的现场之一——IV Deli 超市被射穿的窗户上挂着纪念遇难者的小花。5 月23 日晚，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附近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 人死亡，另有至少13 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前，凶手曾在视频网站YouTube 上发布为报复社会，扬言大开杀戒的视频。摄影/Elaine Thompson
社会敌意事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认同马皑的观点。他说，包来旭、欧长生都属于失意人群，具有反社会倾向，但是否属于反社会人格要做严格的心理学测试。
皮艺军说：“失意人群的反社会倾向，主要表现在对某一件事偏执，产生莫名其妙的不满，从而产生向弱势群体报复、发泄的心理。”
包来旭们之所以选择弱势群体，比如小学生、公交乘客作为犯罪对象，皮艺军认为他们是为了在弱者群体中，找到强者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要杀害谁，而是为了引起关注，证明自己的存在。”
皮艺军的观点在包来旭身上得到印证。据杭州警方通报，包曾向他人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只不过没有人想到，他真的会去做。 2009年，皮艺军发起《社会敌意事件及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并提出了“社会敌意”这一说法，他把此类泄愤事件称之为社会敌意事件。
皮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敌意”是个中性概念，敌意就是不满、怨愤、隔阂、不信任。敌意可大可小，小则起于青萍之末，大可牵动雷霆万钧；比如婚姻家庭中的漠视，也如群体与群体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包来旭和欧长生，他们的敌意日积月累，集聚到一定程度最后爆发。
皮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时候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敌意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杨佳现象。”
如今，社会敌意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对此皮艺军解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从一个非功利社会转向功利社会，情感、利益冲突越来越多，而社会控制力量却没有跟上去，法治建设也没有跟上去，另外官员腐败、道德滑坡等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
但是，现实生活遭受挫折和不公的人比比皆是，为何偏偏是包来旭和欧长生呢？马皑认为，同样的刺激、同样的情境下，我们每个人的反应内容与反应方式是不同的。类似在天氣变化的情境中，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感冒一样。具体到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就涉及到不同人的生物、文化、心理因素。
对于实施该类反社会行为的犯罪人犯罪心理的演化过程，马皑总结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屡遭挫折，原因可能是社会不公（如被轻视、蔑视、羞辱）、个人能力有限、决策错误、环境适应特别是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差等。比如厦门BRT爆炸案嫌疑犯陈水总，他是多年上访户，挣扎在贫困线上，为了户口和低保的事情在到处奔走告状，有关部门之间推诿踢皮球，让其很不满。
二是形成压抑及极端情绪，原因可能是缺少自我排解等调节能力；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无法提供帮助化解冲突及情绪的路径；心理障碍，如本身具有认知偏执或者反社会人格、偏执性人格。这在陈水总身上也有体现，比如他跟人10次说话9次会演变为吵架，他会因为快餐店声音太吵，一天拨9次110投诉。
三是外在归责，将个人挫折等等引发负性情绪的原因归属于环境。
四是在犯罪决策过程中感受到无能为力，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仅强调个人情感需要的宣泄，希望通过大规模的伤害，通过产生社会疼痛，表达报复和不满，引起公众的关注特别是对其行为原因的探究，以实现自我正义。最终，陈水总走向毁灭之路。
“不是简单安装几个摄像头就行的”
从根本上来讲，要想杜绝反社会行为非常困难，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因素，很难通过社会发展得到根绝。美国近年来类似事件也常有发生，比如俄荷拉克玛爆炸案、校园枪击案等等。
马皑也表示，人格因素，比如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是自童年开始的渐进过程，甚至与个体的生物学特征相关，如中枢神经系统异常、遗传影响的冲动性控制问题、脑损伤，这在我国不受重视，而这些因素存在大量的不可控因素，因此预防的可能性没有。
据马皑介绍，美国1993年的统计，反社会人格障碍在男性中约占3%，女性中约占1%，但在严重犯罪人中占50%以上。由于这类人没有治疗的动机，缺少基本共性，矫治成功的案例很少。但是，社会生活中，两个基本常识应了解，一是反社会人格障碍也有轻重之分；二是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商人也可能是具有反社会人格。对他们最好的预防就是开展类似生理体检的普查，从中发现并且给予帮助。
除了人格因素，马皑认为反社会行为类似绑架，行为背后还有深层原因，并且往往与弱势境遇、社会不公、相对剥夺感、求助无门等等有关，预防的方法不仅有公平公正，还有包容与容忍，特别是对特殊人群给予专门的关注等。
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讲，将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外因降到最低限度，将有助于降低反社会行为发生的频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著名犯罪心理学、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家武伯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管理应该讲科学，要提前规划，不是简单安装几个摄像头就行的。”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有各种社会机构参与，共同构建一套预防反社会行为的“防护网”。例如，英国“反社会行为救助组织”（ASB）的口号就是：不要在沉默中受到伤害。该组织是为了纪念一对被杀害的母女而建立的。2007年，这对居住在莱斯特郡的母女在遭受骚扰并报警33次后，当地警方没能及时介入调查，最终致二人被杀害。
据ASB组织CEO詹尼·埃雷拉介绍，反社会行为通常有一些预兆，需要引起关注，例如，发现邻里家声音嘈杂混乱、周围有人经常醉酒和行为不守规则、受到别人的无端骚扰、看到有人胡乱涂鸦或破坏公物等等。
按照ASB给出的建议，遇到以上情形发生，普通人应该有所警惕，根据问题严重性和自己受侵害的程度，可采取行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埃雷拉说，在英国，这个“有关部门”不是虚指的，应该介入过问的部门包括：警察局、当地政府机构、小区物业，直至公共交通系统和消防队都与此有关。
至于到底应该尽早与哪些机构取得联系，埃雷拉说，“对此，我们对公众有具体的指导，这取决于每个人所遇到的情况，例如，包括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异常行为；之前是否向某些机构报告过，以及该机构的反应你是否满意；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地方，以及你居住的房子是租赁的还是自有的等等。”
包括对如何保存可能的反社会行为的证据，ASB都有具体指导。
实际上，早在1998年，托尼·布莱尔就签署了英国预防反社会行为的法令（ASBO），法令对哪些行为属于反社会行为有详细的描述，地方法官经过规定的程序后可以根据ASBO，命令10岁以上的个人不得采取某些行为。
在中国，因为户籍管理的问题，各地信息状态是分割的，农村和流动人口是变化的，没有随时登记。“比如首都机场爆炸案嫌疑犯冀中星，他在东莞打工，但什么时候去东莞，什么时候离开，东莞方面都不知道。”
武伯欣说，管理应该是常态化，冀中星出事后才让东莞彻查，其实冀中星残疾后就应该调查，并做好善后，这样，首都机场爆炸案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他还强调，国家必须重视社会心理危机预警和调控的方略，让个人心理危机能及时得到调控，这才是稳定社会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