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年轻时有一个好朋友，名叫章惇，字子厚。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东坡中了进士，章惇也中了进士，这样的关系被称为“同年”。按宋朝惯例，同年如手足，进入官场后，只要不成政敌，都会互相帮扶，一部分同年还会结成亲家，从此世代交好。
　　蘇轼和章惇也是这样。他们相交莫逆，简直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宋仁宗嘉祐九年（1064年），章惇在陕西某县当县令，请苏东坡登山游玩。苏东坡恐高，不敢爬陡崖，而章惇身手不凡，三步两步冲了上去，站在极险处拍手大笑，笑老朋友像女生一样胆小，不敢冒险（参见苏轼《晚香堂苏帖》）。
　　章惇不怕冒险，却有点过了头，早在很多年前就曾以身试法，留下过“案底”。
　　他比苏东坡小两岁，高大，帅气，身材魁梧，有武人之资，可惜生活上很不检点，中进士之前，经常在京城饮酒宿娼，寻花问柳，甚至勾引良家妇女。有一段时间，他竟然跟族里一个长辈的小妾好上了，半夜翻墙而入，跟那个小妾鬼混，结果被长辈发现。章惇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若漏网之鱼，提上裤子往外跑。长辈拎着棍子在后面追，章惇翻身上墙，“噗通”一声跳下去。这一跳可坏了事，墙外有个老太太，正倚着墙根儿坐着——他正好踩在人家身上，差点儿把老太太踩得背过气去。
　　章惇的长辈不愿意家丑外扬，忍气吞声，没有报案。可那老太太不干，大张旗鼓地去开封府告了一状，说章惇大逆不道，跟长辈的妻妾通奸，还伤及无辜。可想而知，章惇自然是被扭送到开封府，等着府尹问罪。
　　那时候的开封府尹是谁呢？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大名鼎鼎的包公。
　　传说中，包公断案如神，昼审阳间冤案，夜掌阴曹地府，审过的案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实际上，包公“倒坐南衙开封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在这个岗位上审过的案子并不多，目前有据可考的只有三宗，其中一宗就是章惇的案子。
　　章惇的案子证据确凿，案情明白，非常好审，也非常好判。
　　根据北宋法典《宋刑统》：“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杖一百。”与人通奸，男女双方各处一年半徒刑，各打一百大板。《宋刑统》又规定：“奸小功以上父祖妾及与和者，谓之内乱。”与长辈的小妾通奸，称为“内乱”。内乱是“十恶不赦”之罪，必须从重判处，重则凌迟，轻则砍头，不许减刑，不许赦免，更不许用罚金来代替刑罚。同样还是《宋刑统》：“诸误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从过失法收赎。”过失杀人或者过失伤人，刑罚比故意杀人或故意伤人减轻一等，根据伤情轻重斟酌，可以用罚金来代替刑罚。
　　章惇的案子罪行有两条：一条是误伤老太太，一条是跟长辈小妾通奸。包公该怎么判呢？答案似乎很明显：包公铁面无私，一定不会轻饶章惇，说不定还会要了章惇的小命。
　　可是，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一书中记载了包公的判决结果：“时包公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包公没有深究，对章惇仅仅是经济惩罚，让他赔了一笔钱。也就是说，包公放过了章惇跟长辈小妾通奸的大罪，只追究了踩伤老太太的过失。
　　这是为何？包公难道也会徇情枉法吗？
　　要说徇情，包公跟章惇还真有点儿交情——章惇的父亲章俞跟包公同朝为官，而且私交不错。换言之，章惇是包公朋友的儿子，称得上是包公的“世侄”。

　　但是，包公之所以轻判章惇，绝对不是因为交情，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这个大局，不是朝局，也不是政局，而是整个社会的差序格局：士大夫是老百姓的尊长，父亲是儿子的尊长，尊长的脸面必须维护，否则百姓不敬服官绅，儿子不敬服父亲，尊卑无序，社会就乱套了。

　　包公判章惇一案，与董仲舒的判案理念一脉相承，洋溢着浓浓的封建礼教气味儿。过去人们一直说，包公号称“包青天”，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是宋朝的法家。实际上，他骨子里还是儒家。

　　就章惇一案而言，包公既要维护章惇他爹章俞的脸面，也要维护拎着棍子追赶章惇的那位长辈的脸面。包公认为，如果追究章惇跟长辈小妾通奸的案子，则章惇的父亲和长辈脸面尽失，案情公布出去，老百姓背地里肯定会议论：“这些士大夫干的什么事儿啊！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瞧他们家乱的，还配给咱们做表率？呸！”
　　这种逻辑，很不科学，甚至有点荒诞。但宋朝官员经常这样“葫芦提”（宋朝俗语，不清不楚、糊涂的意思）判案，只要能维护上层和尊长的脸面，完全可以无视朝廷的法律条文。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宋朝名臣的判例汇编，笔者从中挑出来两件案子，让大伙看看当时官员的判案逻辑。
　　案件一：某个无耻变态的老混蛋，对自家儿媳耍流氓。儿子告到衙门，父母官竟然将儿子打了一百大板。理由是：“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纵使果有新台之事，只有为父隐恶，遣逐其妻足矣。”当爹的可以不慈，当儿子的不能不孝，即使父亲对自己的妻子耍了流氓，作为儿子，也应该隐瞒父亲的恶行，将妻子赶走，让父亲没有机会继续耍流氓就是了，怎么能“犯上”告状呢？
　　如此判案的父母官不是什么无名小卒，而是南宋名臣胡颖。此人跟包公一样是个清官，学问很大，威望很高，拥有不俗的政绩和官声。
　　案件二：某举人与邻居家的童养媳通奸，致其怀孕，邻居告上衙门，却遭到举人同胞兄弟的报复性殴打。您猜官府是怎么判的？那个与人通奸的举人本应判处徒刑，但因为是举人，所以免予刑罚，派差役扭送到府学，让府学教授抽打二十荆条，警告不要再犯即可。举人的弟弟殴打原告，本应判处杖刑，但他毕竟替哥哥出头，“以爱兄之道”，无罪释放。
　　举人通奸就能免除刑罚，弟弟为哥哥出头竟然能随便打人，北宋法典《宋刑统》没有这样写啊！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也没有这样写啊！堂堂父母官怎么能不尊重法律条文、胡乱判决呢？
　　宋朝官员并不认为他们在胡乱判决，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儒家门徒。在儒家门徒的心目中，上下尊卑比社会公正更重要，封建礼教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的话说：“吾辈听讼，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真德秀《西山政训》）父子之间的名分可以超越法律，家丑不可外扬的礼俗可以掩盖事实，判案不需要遵循法律，遵循封建礼教就可以了。
　　用封建礼教代替法律条文，不是包公的首创，更不是胡颖和真德秀的首创，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中叶。
　　我们知道，西汉大儒董仲舒曾经倡导“春秋决狱”，即用《春秋》这部被儒家认可的史学经典来作为判案依据。比如说儿子杀了人，被父亲藏起来，按照西汉法律，包庇凶手要判重刑，但是董仲舒说，《春秋》上载有父亲包庇儿子的案例，符合儒家“亲亲相隐”的精神，所以这个父亲没有罪，不用受到任何惩罚。
　　包公判章惇一案，与董仲舒的判案理念一脉相承，洋溢着浓浓的封建礼教气味儿。过去人们一直说，包公号称“包青天”，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是宋朝的法家。实际上，他骨子里还是儒家。
　　儒家与法家孰是孰非，“春秋”决狱是否有其合理之处，以及古代中国有多少法律条文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了儒家思想，这都是很大的学术问题，小小一篇文章是说不清的。
　　笔者想说的是，包公也是人，在官员权力缺乏制衡的环境下，他并非不可能徇私。据《宋史翼》记载，包公有一个门生，名叫王尚恭，在开封府阳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当知县，一宗案子判得不公，老百姓上访到开封府，请包公复审。包公一看状子，此案已被门生审过，当即扔在地上，说：“既经王宰决矣，何用复诉？”既然王县长都审过了，我还用复审吗？
　　王尚恭是包公的门生，也是他的下级。包公喜爱这个老部下，认为他不会犯错，所以连案情都不看，直接发还。由此可见，包公也会武断，也有些护短。
　　包拯 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在民间故事中，他廉洁公正，不附权贵，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