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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在临海县城北面一条僻巷的一个大台门里。这条巷叫小安宫，巷里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尊黑脸菩萨。长辈告诉我，这菩萨姓安，生前是一个秀才，有一天夜读未寝，发现有人在门前水井里投毒，他一大早就护着井栏，不让居民取水，居民不相信，硬要将他拖开，他就跳井而死，全身发黑，大家这才相信水里真的有毒，于是造了小庙将他供奉起来，感谢他以自己的生命挽救了众人。但离此不远处，还有一条巷叫大安宫，也有一座庙，比小安宫的庙略大一些，供的是红脸菩萨，不知有什么典故，我好奇地问大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存疑。
说小安宫是条僻巷，因为当时它少有行人，原来还算宽阔的道路，两边长满青草，只剩下中间一条石板小路。但这条巷却不算短，一字排列着三个大台门，东边还有一大片菜地，当初也是屋基，说不定还有一个台门。江浙一带的台门，相当于北方的大院，一般都是大族聚居之所。小安宫这三座台门的主人一律姓宋，所以叫宋家台门，很少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户。东西两个台门口还有几对一人高的旗杆石，上面刻着道光年间进士及第之类的文字，大门里则各有一条过道，大概用来停轿驻马之用，可见这里原来是个官宦人家，曾经辉煌过，这条僻巷也必然热闹过。不过到我记事的时候起，他们各家差不多都败落了，虽然败落的程度有所不同，而这条巷也就随之变得冷僻了。
在我幼小的时候，宋家东台门发生过一场火灾。母亲说，那时火势很猛，差一点就要烧到我们所住的房子，她们已将箱笼和我一并抢运到门外，后来火势终于在我们一墙之隔处被扑灭了，我们这个台门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从我家楼上向东看去，只见一片瓦砾地，当地叫作“火着基”，很觉凄凉。
东台门还残留着一个院子，住着两户人家：一户主人叫仁志，年轻时参加过共产党所组织的地下活动，能演戏，还写过剧本，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活跃分子。后来被国民党当局追捕，听说是翻墙逃走，到了上海，在大夏大学教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合并到华东师范大学，他还做过中文系主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参加高考阅卷，还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仁志先生长期在外，家中由他母亲主事，两个子女也跟着祖母长大。大女儿小咪比我低一班，小时候还一起玩过。她祖母年轻守寡，持家甚严，不让外人随便进她家门，即使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家能供两个小孩读书，应属小康人家。同院的仁渠家，就差一些了。他也是父亲早死，寡母当家，单靠几亩薄田，已不能糊口，仁渠很早就辍学了，靠糊裱背来补贴家用，年纪很大了还没有结婚，也讨不起老婆。
被烧的两家，情况也并不一样。汝安家后来又造了新房子，虽然比原来的小，但一家人住得也还不错，汝安本人读到交通大学毕业。仁地家就惨了，他们姐弟三人都未成年，父亲早死，母亲无力再造房子，只好把烧剩下来的茅厕和柴房清理出来住人，并在面临后街的一边，破墙开一家小店，卖草纸、肥皂等日用品和糕点零食，我们家常到他们小店买日用品，外公有时给我几个铜板，我也到那里买零食吃。他们家只能供儿子仁地读中学，大女儿菊荪读的是免费的师范学校，小女儿小敏就没有进中学。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家庭的败落促使菊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的日子倒过得比别家好。
菊荪姐与我妈蛮讲得来，常到我们家来串门。有时，吃中饭会捧着一大碗面条，到我们家边吃边谈。讲社会新闻，也讲“三国”、“水浒”、“红楼”等小说故事，很吸引人。有一次，她很高兴地告诉我妈：“我有工作了，能够养活自己了！”她说，她找到一个乡下小学教师的职务，工资不多，但够她一个人生活，如果再养一个人，那就勉强只够吃饭，连草纸也买不起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后来，她常常带我妹妹出去玩。我们当然不在意，觉得老邻居之间这样做也很正常。直到解放之后，妹妹才意识到，菊荪姐当时带着她出门，是一种掩护，其实是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这实在是个好方法，一则，带着小孩子串门是家庭妇女常有之事，不容易引人注意；二则，我妹妹是国民党军官的女儿，也算是一层保护色。
原来菊荪姐正是在那个偏僻的乡下小学里认识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就是地下党。那时，共产党在四明山的正规部队虽然已经撤到苏北去了，但留下一部分人做地下工作，所以附近几个县的赤色活动还是非常活跃，这是在城里的人所接触不到的。解放以后，她就跟丈夫走了，后来听说到了广州。“文革”结束之后，我到广州出差时，曾两次去拜访她。第一次找到一所中学，她在那里做校长，见到我很高兴，赶快带我到她家里吃饭，还是那么健谈，问了很多我家的情况和我所接触到的老邻居的情况，而且对我也很关心，说是广州的物价比上海高得多，叫我不必到饭馆里花钱，可以每天都到她家吃饭，还要交给我一把家门钥匙，说她们不在家时就自己进来烧饭吃。但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她家很远，而且每天东奔西跑，也只好跑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无法领受她的好意。第二次去时，她已退休，家里聚着一帮人正在搓麻将，看到我，马上叫人代她搓，抽身出来接待。这时刚好进来一个小姑娘，给她送来一小篮点心。菊荪姐介绍说，这是她妹妹小敏的女儿，小敏死时，这孩子还小，她就带过来抚养，现在已经成家，今天自己做了点心，送一点来给她尝尝，说着很感欣慰。
中央台门的主人有两家：一是我的房东仁华家，一是我的校长仁礼家。
仁华的父亲与我的外公是好朋友。外公原来在一条叫江下街的江边商业街开店，赚了些钱之后就典租了朋友家的一边房子，住到小安官来做寓公。两个好朋友都抽上了鸦片烟，一起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直到大家把家产都抽得差不多了，这才歇手戒掉。我们家后来是靠我父亲寄钱，我母亲还做小学教师，勉强还算小康；仁华家父亲死后没有别的进账，仅靠几亩薄田过着苦日子。仁华的姐妹很早就辍学了，仁华也没有读完中学，就去找工作谋生。抗战胜利后，曾在一个政府机关里做过文员，后来又回家继续读中学，解放前夕与地下党有了接触，后来在邻县做了公安干部。
仁礼家田产大概多一些，日子过得比别家好。仁礼是我所就读的北山小学的校长，所以我叫他宋先生。他很洋派，经常是西装革履，冬天则在外面加上一件呢大衣，十分潇洒，从不穿那种臃肿的棉袄或棉袍。皮鞋也有好几双，有一双是黑白套色的，临海城很少见，引得一位弱智者很羡慕地宣布道：我将来也要穿这种皮鞋！宋先生还喜欢玩一些稀罕的物事，如脚踏车、照相机，这在当时都是平常人家所没有的。有一次我看见他点香烟不用火柴，却用一个聚光镜对着太阳取火，感到十分新奇。他家楼上专门装修了一间洋式书房，但却没有什么藏书。他交游广，玩得忙，没有时间读书，书房主要供会客之用。他吃得比别人都好，每顿饭总要有一两盘好菜。但这也只是对他一个人的优待，子女们的吃食，有时还不如我。我们家有好吃的东西，总是先照顾外公和我。有时早上煮一个自制的咸鸡蛋作为下粥菜，外公和我各半个，外婆和母亲就只吃咸菜；而他们家有好菜，则须等宋先生放下筷子离开餐桌后，子女们才能下箸，往往是一抢而光。但他们家子女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后来他家兄妹到上海有事，我请他们来家里吃饭，汝龄看到我家生活是以女儿为主的，就以老大姐的口气把我教训了一顿，说：你怎么带孩子的？好东西应该大人先吃，她们将来的日子还长，有的是吃的机会！你这样会把她宠坏的！我想，以长者为本位，是他们的家风，我要给她讲以幼者为本位的道理，一时也讲不通，就只好笑笑作罢。 但他们家这样的开销，也难以持久。单靠田租和宋先生做小学校长的收入，是不够用的。所以只好陆续卖田。在当时，卖田是败家子的行为，而且，田卖光了之后，一大家人靠什么吃饭呢？这样，家里就难免要产生矛盾。大概为了躲避家庭矛盾，宋先生辞去校长之职，跑到杭州去做职员。但他是过惯了舒服生活的人，要在外地独自谋生，却也不易。没有多久，就肺病发作，吐血不止。宋师母赶快到杭州去把他接回。回家后就住在楼上书房里养病，我见他有空时看的是武侠小说。病好后，在县三青团机关里找了份差使。大概就是这最后一段经历，或者当初做小学校长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这使他在解放以后受到审查，而且还被拘留审查。其实，他这个人只是会享受人生，并不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即使在什么党团机关里，也没有做过什么要紧的事，所以审查了一段时期，也就放了出来。这时，土改运动已经结束，田地都分掉了，房子还留下一部分，勉强可住，但是没有了收入，生活就非常困难。大儿子汝修已经从船运学校毕业，分配在长江轮上工作，还可以接济他们；二儿子汝贤高中毕业后因病没有考大学，现在也只好去教小学谋生；女儿汝龄初中还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纺纱织布，赚钱补贴家用——后来终于在乡下小镇上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也就嫁给这个小镇的镇长；其他几个儿子则年纪尚小，只会吃饭，还派不上什么用场。他家生活日渐窘迫，只好到处借钱。但与他有交往的人，在土改之后，也都自身难保，无力帮助他了。这样，他就陷入了困境。后来肺病复发，也没有钱医治，住在城门外一个叫后岭殿的寺院里静养。他是热闹惯了的人，在寺院里听晨钟暮鼓，当然深感寂寞。偶尔有人去看望，他高兴得不得了，叫人家坐在门外，他躺在屋里，远距离聊天，说是以免传染云。没有几年，终于贫病而死。
宋家西边很大的一个台门里，只有一家人住，主人也是仁字辈，但他从不与人交往，所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偶尔在街上碰到，也不与人打招呼，大人指给我看，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听说他待人很苛刻，做事很抠门，上街买东西还要带杆秤来复秤，怕别人多算他的，真是“锱铢必较”。就在这样的算计下，他赚出来一份家业，盖起了三重楼（三层楼）。那时，临海城里都是平房和二重楼，三重楼只此一家，所以只要一讲“三重楼”或“上角（即上城区）三重楼”，指的就是他家了，用不着再多解释，可见名气之大。可惜两个儿子很不争气，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还没有等三重楼的地板铺齐，就把家当败得差不多了，活活把老头子气死。老头在临死前，将房产交给已经出嫁了的女儿经管。这在当时封建性很强的社会里，是违反常规的。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否则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年底，我们家在中央台门典租的房子租期已满。因为房子已经破旧，而房东却没有钱修理，我们家只好另找房子，找的正是隔壁这边西台门，而办理租赁手续的就是这个出嫁了的女儿。不过我们租的不是三重楼，而是连在旁边的附屋二重楼，两上两下，比原来三上三下的建筑面积略小一点，但使用面积倒也差不多，而且房子新，很结实，走起路来不必再小心翼翼，怕踩坏地板。
但没有想到，却碰到了更大的麻烦。这三重楼因为房子好，面积大，房主人又没有什么政治势力，就被国民党的部队看中了，征用了作为兵营之用，而且住的是新兵。当时的新兵都是拉壮丁拉来的，哭哭啼啼，还常有逃跑的，所以防范很严，简直犹如犯人管理所。解放后这里仍做过短时期的兵营，后来被法院接管，正式做起犯人管理所来了。我们回浦中学前校长卢铎先生也关在这里，他女儿经常来看他，就坐在我家等待探视。
与兵营同在一个院子里，已经很不方便，与犯人同住一院，就更加不舒服。所以这院子里的几家住户都很谨慎，不相往来，邻合间不再有原来那样亲密的关系了。而这样的局面也不能持久，因为法院要扩大住房。开始是要我家让出一间房子，将对面一户人家并进来，不久又将我们几家租住户都赶了出去，整个台门归法院专用。但我家自己出钱改装的玻璃窗之类，却不让带走，说是他们做办公室正好派用场，当然也不会折价付钱。给你打声招呼，已经是看得起你了。
但普通老百姓之间还是要讲契约的。因为我们的租期未满，房东女儿就将她夫家的房子腾出几间来给我们住，面积不算太小，但房子的质量就差得远了。租期满后，我们又搬了出来，另找房子。后来家境愈来愈艰难，房子也住得愈来愈差，邻合之间的关系也就愈来愈淡薄了。留下温馨记忆的，还是小时候住在宋家中央台门时候的那些邻居。不知是小时候的玩伴特别相亲，还是那时候生活尽管艰难，但大家还有一份余裕心的缘故。
我们后来各自都为生活奔忙，不能经常见面，但大家都还有所记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水产公司工作的老邻居仁地哥，听说我爱人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去了，我在上海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就托人带了一大包虾干、淡菜和黄鱼鲞来。这时，我已在上海市四十万人大会上受过批斗，而且还进行电视转播，弄得臭名远扬，他不会不知道。汝龄姐虽然批评我太娇宠女儿，说是应该让她艰苦一些，但听说我爱人不在上海，却还是关心我女儿的生活，托人带了几次虾干来，这些虾干是她自己晒的。最后一次收到她的虾干之后不久，就传来了噩耗，说是她带着儿子观看体育表演，散场时被人撞倒在地，脑溢血死亡。我闻之凄然，顿有人生无常之感。
后来，宋家几个台门渐次颓圮，陆续改建成鸽子笼式的公寓房，出入别有路径，小安宫这条巷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当年小安宫宋家台门里那些邻居们，却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中。
说小安宫是条僻巷，因为当时它少有行人，原来还算宽阔的道路，两边长满青草，只剩下中间一条石板小路。但这条巷却不算短，一字排列着三个大台门，东边还有一大片菜地，当初也是屋基，说不定还有一个台门。江浙一带的台门，相当于北方的大院，一般都是大族聚居之所。小安宫这三座台门的主人一律姓宋，所以叫宋家台门，很少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户。东西两个台门口还有几对一人高的旗杆石，上面刻着道光年间进士及第之类的文字，大门里则各有一条过道，大概用来停轿驻马之用，可见这里原来是个官宦人家，曾经辉煌过，这条僻巷也必然热闹过。不过到我记事的时候起，他们各家差不多都败落了，虽然败落的程度有所不同，而这条巷也就随之变得冷僻了。
在我幼小的时候，宋家东台门发生过一场火灾。母亲说，那时火势很猛，差一点就要烧到我们所住的房子，她们已将箱笼和我一并抢运到门外，后来火势终于在我们一墙之隔处被扑灭了，我们这个台门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从我家楼上向东看去，只见一片瓦砾地，当地叫作“火着基”，很觉凄凉。
东台门还残留着一个院子，住着两户人家：一户主人叫仁志，年轻时参加过共产党所组织的地下活动，能演戏，还写过剧本，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活跃分子。后来被国民党当局追捕，听说是翻墙逃走，到了上海，在大夏大学教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合并到华东师范大学，他还做过中文系主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参加高考阅卷，还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仁志先生长期在外，家中由他母亲主事，两个子女也跟着祖母长大。大女儿小咪比我低一班，小时候还一起玩过。她祖母年轻守寡，持家甚严，不让外人随便进她家门，即使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家能供两个小孩读书，应属小康人家。同院的仁渠家，就差一些了。他也是父亲早死，寡母当家，单靠几亩薄田，已不能糊口，仁渠很早就辍学了，靠糊裱背来补贴家用，年纪很大了还没有结婚，也讨不起老婆。
被烧的两家，情况也并不一样。汝安家后来又造了新房子，虽然比原来的小，但一家人住得也还不错，汝安本人读到交通大学毕业。仁地家就惨了，他们姐弟三人都未成年，父亲早死，母亲无力再造房子，只好把烧剩下来的茅厕和柴房清理出来住人，并在面临后街的一边，破墙开一家小店，卖草纸、肥皂等日用品和糕点零食，我们家常到他们小店买日用品，外公有时给我几个铜板，我也到那里买零食吃。他们家只能供儿子仁地读中学，大女儿菊荪读的是免费的师范学校，小女儿小敏就没有进中学。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家庭的败落促使菊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的日子倒过得比别家好。
菊荪姐与我妈蛮讲得来，常到我们家来串门。有时，吃中饭会捧着一大碗面条，到我们家边吃边谈。讲社会新闻，也讲“三国”、“水浒”、“红楼”等小说故事，很吸引人。有一次，她很高兴地告诉我妈：“我有工作了，能够养活自己了！”她说，她找到一个乡下小学教师的职务，工资不多，但够她一个人生活，如果再养一个人，那就勉强只够吃饭，连草纸也买不起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后来，她常常带我妹妹出去玩。我们当然不在意，觉得老邻居之间这样做也很正常。直到解放之后，妹妹才意识到，菊荪姐当时带着她出门，是一种掩护，其实是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这实在是个好方法，一则，带着小孩子串门是家庭妇女常有之事，不容易引人注意；二则，我妹妹是国民党军官的女儿，也算是一层保护色。
原来菊荪姐正是在那个偏僻的乡下小学里认识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就是地下党。那时，共产党在四明山的正规部队虽然已经撤到苏北去了，但留下一部分人做地下工作，所以附近几个县的赤色活动还是非常活跃，这是在城里的人所接触不到的。解放以后，她就跟丈夫走了，后来听说到了广州。“文革”结束之后，我到广州出差时，曾两次去拜访她。第一次找到一所中学，她在那里做校长，见到我很高兴，赶快带我到她家里吃饭，还是那么健谈，问了很多我家的情况和我所接触到的老邻居的情况，而且对我也很关心，说是广州的物价比上海高得多，叫我不必到饭馆里花钱，可以每天都到她家吃饭，还要交给我一把家门钥匙，说她们不在家时就自己进来烧饭吃。但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她家很远，而且每天东奔西跑，也只好跑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无法领受她的好意。第二次去时，她已退休，家里聚着一帮人正在搓麻将，看到我，马上叫人代她搓，抽身出来接待。这时刚好进来一个小姑娘，给她送来一小篮点心。菊荪姐介绍说，这是她妹妹小敏的女儿，小敏死时，这孩子还小，她就带过来抚养，现在已经成家，今天自己做了点心，送一点来给她尝尝，说着很感欣慰。
中央台门的主人有两家：一是我的房东仁华家，一是我的校长仁礼家。
仁华的父亲与我的外公是好朋友。外公原来在一条叫江下街的江边商业街开店，赚了些钱之后就典租了朋友家的一边房子，住到小安官来做寓公。两个好朋友都抽上了鸦片烟，一起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直到大家把家产都抽得差不多了，这才歇手戒掉。我们家后来是靠我父亲寄钱，我母亲还做小学教师，勉强还算小康；仁华家父亲死后没有别的进账，仅靠几亩薄田过着苦日子。仁华的姐妹很早就辍学了，仁华也没有读完中学，就去找工作谋生。抗战胜利后，曾在一个政府机关里做过文员，后来又回家继续读中学，解放前夕与地下党有了接触，后来在邻县做了公安干部。
仁礼家田产大概多一些，日子过得比别家好。仁礼是我所就读的北山小学的校长，所以我叫他宋先生。他很洋派，经常是西装革履，冬天则在外面加上一件呢大衣，十分潇洒，从不穿那种臃肿的棉袄或棉袍。皮鞋也有好几双，有一双是黑白套色的，临海城很少见，引得一位弱智者很羡慕地宣布道：我将来也要穿这种皮鞋！宋先生还喜欢玩一些稀罕的物事，如脚踏车、照相机，这在当时都是平常人家所没有的。有一次我看见他点香烟不用火柴，却用一个聚光镜对着太阳取火，感到十分新奇。他家楼上专门装修了一间洋式书房，但却没有什么藏书。他交游广，玩得忙，没有时间读书，书房主要供会客之用。他吃得比别人都好，每顿饭总要有一两盘好菜。但这也只是对他一个人的优待，子女们的吃食，有时还不如我。我们家有好吃的东西，总是先照顾外公和我。有时早上煮一个自制的咸鸡蛋作为下粥菜，外公和我各半个，外婆和母亲就只吃咸菜；而他们家有好菜，则须等宋先生放下筷子离开餐桌后，子女们才能下箸，往往是一抢而光。但他们家子女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后来他家兄妹到上海有事，我请他们来家里吃饭，汝龄看到我家生活是以女儿为主的，就以老大姐的口气把我教训了一顿，说：你怎么带孩子的？好东西应该大人先吃，她们将来的日子还长，有的是吃的机会！你这样会把她宠坏的！我想，以长者为本位，是他们的家风，我要给她讲以幼者为本位的道理，一时也讲不通，就只好笑笑作罢。 但他们家这样的开销，也难以持久。单靠田租和宋先生做小学校长的收入，是不够用的。所以只好陆续卖田。在当时，卖田是败家子的行为，而且，田卖光了之后，一大家人靠什么吃饭呢？这样，家里就难免要产生矛盾。大概为了躲避家庭矛盾，宋先生辞去校长之职，跑到杭州去做职员。但他是过惯了舒服生活的人，要在外地独自谋生，却也不易。没有多久，就肺病发作，吐血不止。宋师母赶快到杭州去把他接回。回家后就住在楼上书房里养病，我见他有空时看的是武侠小说。病好后，在县三青团机关里找了份差使。大概就是这最后一段经历，或者当初做小学校长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这使他在解放以后受到审查，而且还被拘留审查。其实，他这个人只是会享受人生，并不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即使在什么党团机关里，也没有做过什么要紧的事，所以审查了一段时期，也就放了出来。这时，土改运动已经结束，田地都分掉了，房子还留下一部分，勉强可住，但是没有了收入，生活就非常困难。大儿子汝修已经从船运学校毕业，分配在长江轮上工作，还可以接济他们；二儿子汝贤高中毕业后因病没有考大学，现在也只好去教小学谋生；女儿汝龄初中还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纺纱织布，赚钱补贴家用——后来终于在乡下小镇上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也就嫁给这个小镇的镇长；其他几个儿子则年纪尚小，只会吃饭，还派不上什么用场。他家生活日渐窘迫，只好到处借钱。但与他有交往的人，在土改之后，也都自身难保，无力帮助他了。这样，他就陷入了困境。后来肺病复发，也没有钱医治，住在城门外一个叫后岭殿的寺院里静养。他是热闹惯了的人，在寺院里听晨钟暮鼓，当然深感寂寞。偶尔有人去看望，他高兴得不得了，叫人家坐在门外，他躺在屋里，远距离聊天，说是以免传染云。没有几年，终于贫病而死。
宋家西边很大的一个台门里，只有一家人住，主人也是仁字辈，但他从不与人交往，所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偶尔在街上碰到，也不与人打招呼，大人指给我看，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听说他待人很苛刻，做事很抠门，上街买东西还要带杆秤来复秤，怕别人多算他的，真是“锱铢必较”。就在这样的算计下，他赚出来一份家业，盖起了三重楼（三层楼）。那时，临海城里都是平房和二重楼，三重楼只此一家，所以只要一讲“三重楼”或“上角（即上城区）三重楼”，指的就是他家了，用不着再多解释，可见名气之大。可惜两个儿子很不争气，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还没有等三重楼的地板铺齐，就把家当败得差不多了，活活把老头子气死。老头在临死前，将房产交给已经出嫁了的女儿经管。这在当时封建性很强的社会里，是违反常规的。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否则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年底，我们家在中央台门典租的房子租期已满。因为房子已经破旧，而房东却没有钱修理，我们家只好另找房子，找的正是隔壁这边西台门，而办理租赁手续的就是这个出嫁了的女儿。不过我们租的不是三重楼，而是连在旁边的附屋二重楼，两上两下，比原来三上三下的建筑面积略小一点，但使用面积倒也差不多，而且房子新，很结实，走起路来不必再小心翼翼，怕踩坏地板。
但没有想到，却碰到了更大的麻烦。这三重楼因为房子好，面积大，房主人又没有什么政治势力，就被国民党的部队看中了，征用了作为兵营之用，而且住的是新兵。当时的新兵都是拉壮丁拉来的，哭哭啼啼，还常有逃跑的，所以防范很严，简直犹如犯人管理所。解放后这里仍做过短时期的兵营，后来被法院接管，正式做起犯人管理所来了。我们回浦中学前校长卢铎先生也关在这里，他女儿经常来看他，就坐在我家等待探视。
与兵营同在一个院子里，已经很不方便，与犯人同住一院，就更加不舒服。所以这院子里的几家住户都很谨慎，不相往来，邻合间不再有原来那样亲密的关系了。而这样的局面也不能持久，因为法院要扩大住房。开始是要我家让出一间房子，将对面一户人家并进来，不久又将我们几家租住户都赶了出去，整个台门归法院专用。但我家自己出钱改装的玻璃窗之类，却不让带走，说是他们做办公室正好派用场，当然也不会折价付钱。给你打声招呼，已经是看得起你了。
但普通老百姓之间还是要讲契约的。因为我们的租期未满，房东女儿就将她夫家的房子腾出几间来给我们住，面积不算太小，但房子的质量就差得远了。租期满后，我们又搬了出来，另找房子。后来家境愈来愈艰难，房子也住得愈来愈差，邻合之间的关系也就愈来愈淡薄了。留下温馨记忆的，还是小时候住在宋家中央台门时候的那些邻居。不知是小时候的玩伴特别相亲，还是那时候生活尽管艰难，但大家还有一份余裕心的缘故。
我们后来各自都为生活奔忙，不能经常见面，但大家都还有所记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水产公司工作的老邻居仁地哥，听说我爱人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去了，我在上海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就托人带了一大包虾干、淡菜和黄鱼鲞来。这时，我已在上海市四十万人大会上受过批斗，而且还进行电视转播，弄得臭名远扬，他不会不知道。汝龄姐虽然批评我太娇宠女儿，说是应该让她艰苦一些，但听说我爱人不在上海，却还是关心我女儿的生活，托人带了几次虾干来，这些虾干是她自己晒的。最后一次收到她的虾干之后不久，就传来了噩耗，说是她带着儿子观看体育表演，散场时被人撞倒在地，脑溢血死亡。我闻之凄然，顿有人生无常之感。
后来，宋家几个台门渐次颓圮，陆续改建成鸽子笼式的公寓房，出入别有路径，小安宫这条巷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当年小安宫宋家台门里那些邻居们，却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