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6日，日本新首相菅义伟在国会亮相，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并就外交构想作出全面阐述。这一演说被视为日本外交政策走向的风向标。前不久，菅义伟访问越南和印尼，完成了他就任以来的外访处子秀。在他上任短短40天左右的时间里，“菅外交”风格已经初露端倪。
　　“菅外交”是对“安倍外交”的继承
　　细看“菅外交”内核，不难发现其中有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外交路线的影子，甚至是“照抄”之感。由于疫情控制不力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民调不振、奥运延办等多种因素，安倍以退为进，借口身体有恙辞职走人，但又声称将继续在议会中发挥作用，并频频在参拜神社等方面凸显存在感。
　　可以说，安倍晋三就是菅义伟的影子控制人。正如菅义伟在当选自民党总裁时所称一样，他是安倍政治遗产的继承者，要萧规曹随，对外推行安倍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对内继续推行“安倍经济学”。
　　菅义伟的安倍继承人身份，是由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菅义伟出身平民，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任，在派阀政治仍然左右日本政局的当下，菅义伟虽然获得了细田派、麻生派等的支持，但他作为临时过渡人物的角色并未改变。
　　本届议会于明年9月到期，届时重量级的门阀接班人可能正式粉墨登场。从新内阁成员的分布中可以看出，实力雄厚的小泉派的小泉进次郎，背景复杂的岸家族与佐滕家族的新代表人、安倍的胞弟岸信夫等，都在跃跃欲试，而石破派也在加紧重组，推出新的代表，以替换屡次竞选总裁不胜的石破茂。在这样的政治结构约束及派阀体系的影响下，菅义伟能做的就是在新的强有力的盟友还没有出现之前，高举安倍的旗号。
　　首访释放的外交信号
　　新上台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首次外访，历来就被视为外交关系的信号。2006年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时，打破先访美的传统，首访之地放在了中国，以修补小泉纯一郎时期中日恶化的关系。当时打破常规的首访，是来救急“扑火”，同时开创了一个先例。后来2010年上任的民主党菅直人首相也把中国选择为首访之地。
　　中日首脑互访本是2020年的既定议程，但因为疫情等不确定事件的发生没有实现。若菅义伟先访中国，也算是补了一个议事日程的缺漏，更何况中日关系从哪个角度上看都非常重要。
　　那首访之地为何也不是美国？安倍下台前向特朗普致电解释原因，菅义伟上台后与特朗普通话问候，日本把外交及礼仪的尊荣尽给了美国，却不把美国选择为首访之地，颇有一种“面子到而里不到”的套路感。在特朗普民调落后、选情扑朔迷离以及大选之战即将上演的情况下，日本政要也会自然而然选择驻足“观望”一阵，等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才出手，免得像当年安倍一样，因选前押注在希拉里上，选后只好赶紧跑到美国与特朗普“套近乎”，闹了一场国际笑话。
　　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两边都不想得罪，不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就首访一事上造成选边站的印象，美国是日本的唯一盟友，而中国则是庞大的近邻。自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以来，作为全球产业供应链上联系紧密的日本企业受到了冲击，令日本叫苦不迭。疫情暴发之后发生的供应链中断等事件，促使日本在产业供应链上推出多元化的构想，除一方面鼓励日本企业回归之外，另一方面也鼓励日本企业外迁至东南亚等地区。这一构想与安倍打造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相吻合。因此，菅义伟延续安倍第二次担任首相时把首访之地放在东南亚的路线，以安倍的“印太战略”为指导，把越南和印尼选择为首访之地，绕开中国和美国。
　　越南和印尼能带给日本什么？
　　安倍政治的本质是战后日本的修正主义。修宪、扩军、售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是安倍外交中隐藏的重要优先项，以摆脱战后秩序、推动国家正常化为动机。越南是日本对外售武潜在的最大市场，越南急需的海防巡逻武器装备，日本几乎都能供应。安倍抛弃了日本坚守多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从绝不对外售武，转而谋求经济与军火双轮驱动的模式，在东南亚展开广泛的“安保外交”。作为安倍的继承人，菅义伟此访中毫无疑义把售武等安保合作作为重要工作内容。
　　东南亚是日本长期经营之地，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及“印太战略”之后，东南亚就成为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美国把日本视为扩大美国在亚太利益的代理人与执行人，默许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安保合作，从而遏制中国。菅义伟在访问越南时，声称有的国家试图破坏航行自由，呼应美国的腔调与安倍基本一致。
　　从经贸投资上看，遍布着日本企业的东南亚是日本经济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在当今疫情大流行、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控制疫情工作成效显著的背景下，菅义伟的访问，相当于发出了日本经济外交重点南下的信号，符合安倍的“印太战略”构想。越南和印尼两国人口加起来差不多有4亿，是日本重要的劳动力输入来源。正如人们把东南亞视为亚洲板块的地缘政治中心一样，大凡大国，都会把东南亚视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怎会视而不见？这样的外访，既是安倍路线的再现，也是日本维护现实客观利益的必然。
　　施政演说中的“义伟元素”
　　发表施政演说并不是日本政坛的固定动作，如安倍作为“长寿首相”，也只有一次施政演说的记录。作为“过渡人”的菅义伟突然现身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阐述自己的施政理念与纲领，这本身就是一次耐人寻味的举动。
　　如果一直笼罩在安倍的光环下，一直萧规曹随下去，菅义伟数十年来积累下日本政坛清风之美誉，就会不复存在。如果他在基本盘没有动摇的情况下，注入自己的一些元素，必然会在公众展示自己的形象，从民意中寻求政治突破，打破“临时角色”的猜测。因此，菅义伟抓住临时国会这一机会，就国内国外政策发表了施政大路线，意在聚拢民意。
　　从实际问题上看，菅义伟的国内经济继续追逐安倍经济学;在国外问题上也继续奉行日美同盟关系和推行安倍“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但在对周边外交的阐述中，却把具体的事项说得很细致，呈现出日本对外关系中两个体系并存的态势，把日韩、日俄、中日等大国周边关系放进一个体系，两个体系并行不悖。这样的阐述有别于安倍的先日美关系当基础的“一元思路”。菅义伟也是第三次在公开正式的场合谈中日关系，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中，菅义伟表达了中日关系是最重要关系的认知，在这次演说中，再次具体化为中日稳定关系的“至关重要”性，并展望中日首脑互访的前景，与安倍对中日关系定位不清形成对比。我们把这些异质性的内容定义为“菅外交”的“义伟风格”。
　　事实上，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维护中日关系稳定，符合日本的利益。中国是疫情大暴发以来唯一经济得到恢复并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带动世界快速走出泥淖的希望所在。日本要想成功举办已经延期的夏季奥运会，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不过，菅义伟追随安倍的作派，担任首相后也向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送祭品，其行为将促使人们思考菅义伟究竟如何把握中日关系大局。在中日一系列传统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加上美国的施压，菅义伟即便再重视双边关系，也可能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改变。不过，无论怎么样，菅义伟的施政演说令外界多多少少看出一些有别于安倍路线的“义伟因素”的存在，这些因素会不断增多还是昙花一现？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