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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性情之辨也是我国古代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论题。从先秦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情性”的探讨。本文从先秦两汉时期对情性的各种认识和辨析，来探寻古人重视人性和人情的美学精神追求。
【关键词】 先秦；汉代；情；性；情性
一、先秦时期关于“情性”的探讨
先秦时，“情性”一词已经出现在诸子的著作中。在先秦诸子的哲学理论中都对情性进行了自己的探讨，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则是儒、道两家。《荀子·性恶》中：“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又云：“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他还说：“性者，天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①“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②《韩非子》中也提到了情性，他说：“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③可见，荀子和韩非子论的情性，是指人生而有之的先天禀性，只要是人的本能欲求。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情性”作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是必须要用礼义来加以规范和引导的。孟子则论性而不及情。按照孟子的思路，人的最初本性是只有善没有恶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存心养性的话，就能够构建完整和充实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因此，无论是孟子倡导的性善还是荀子倡导的性恶，都是典型的儒家道德哲学的情性观，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情性的。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则是从自然之道出发，强调“任其性命之情”的情性观。老子虽然倡导寡欲，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但从另一方面也就是理性的层面来看，他要表述的其实是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深刻肯定。庄子针对当时“失性命之情”的现实环境提出了与之对应的“安性命之情”的说法，虽然主张要“无情”，但不是要排斥人本身的情性，而是反对无节制的纵情，对于真情、真性他是持肯定态度的，在《盗跎》篇中提出的羞于“强反情性”，并不是说人要违逆和压抑自己本身的情性，违反个人的天然本性，而是对贪婪、粗鄙欲望这一类本质的情性的反对。庄子也很强调生命的真情真性，所谓“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不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④可见，外于“真”的欣喜悲怨之情都是多余的，只有真情性才能实现由安情到任情的精神自由的追求。
通观整个先秦时期的情性观，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关注情感问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引导人的情性，即使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本质上也不是根本对立的，最终还是将人的情性引向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通过后天的努力，使人性都归于善。而道家认为，无论是物性还是人性，都是自然而成的，应该顺任其性，“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⑤认为儒家制定的仁义都不是情性的标准，搅乱了人的自然本性，“情莫若率”，因此要“不拘于俗”，“法天贵真”，要心斋坐忘，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二、汉代关于“情性”的探讨
先秦时代的情性观，至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先秦儒家的情性观到了汉代董仲舒这里被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挥。他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条件，从阴阳两个维度，立足与天道宇宙，站在形而上的高度上对人的性情从本体意义上进行了相关思考。阴阳与情性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衍生的内在关系：性有阴阳，情有阴阳；阳极生阴，性之动为情；阴极生阳，情之动则为欲。因此，“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身之有性情，若天之有阴阳。”⑥还说，“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可见董仲舒论情性是揉进了当时流行的阴阳观念，并竭力靠拢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观。
成篇于汉代的《毛诗序》就是在当时儒家情性观念影响下产生的，其曰：“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情性”的所指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了，指的是人们对“人伦之废”和“刑政之苛”所产生的哀伤愤懑之情。但《毛诗序》和荀子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还是把情性作为人的本性，它是恶的，必须通过礼义来指导和规范。只是《毛诗序》讲的是“变风”“变雅”这两种情形，这里的“情性”二字所指的就是对现实环境的愤懑之情除了必须进行引导和规范之外，还有其他利用价值：“以风其上”，就是让当政者能够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满和愤怒，从而能够是当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汉代与《毛诗序》正统的情性观相对的是王充的情性观。王充论情性与董仲舒从天意出发不同，认为情性都是禀受物质性元素“气”所化生的。而且他还把情性并提，即加以区别，又加以联系。《论衡·本性》的开头就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试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可见，性指道德方面而言，情指情感方面而言，二者都是人治之本。也就是说，人有情性，所以才有制礼作乐的客观需要，通过“礼”制性，通过“乐”理情，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因此，王充的情性说虽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出发点，但在实际上是与传统正规的汉儒的情性观是殊途同归的。
总之，汉代的情性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带有一定的礼乐教化的功利目的色彩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这种对情性问题的不断思考和反复辨析，反而加深了对情和性本质的认识，为“情”的存在找到了合理的因素。
三、先秦至两汉时期“情性观”的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学史上，最早把“情性”这个概念引入诗学理论的是《毛诗序》。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是我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诗歌是诗人内心情志的显现，把先秦以来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往前推进了大大的一步。但是，《毛诗序》在提出“吟咏情性”的同时，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离开诗歌的审美特征鼓吹“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湮没了诗歌情感丰厚的美学意蕴。整个汉代文学以美刺讽谏为主旨，缺乏深刻动人的情感力量，与这种美学观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种状况到了东汉末年才被打破。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这样否定《毛诗序》。整个先秦至两汉时代，正是这些先贤从情性理论入手，通过对情性产生和发展机制的认识，从人的自然而纯粹的本性出发来论述诗歌、进行情感的抒发具有了自然合理性。也正是在汉代大一统的背景下，汉代诗学充满着一种阔大、浸溢的美感，体现出汉代特有的天人合一，一统天下的磅礴气魄。将自己的宇宙观融入对壮观景物的描摹中，其目的不仅在于对外物的审美，更是自我情怀的舒展，在对阔大巨丽之美的追求中，体现他们穷尽万有的心胸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综上所述，整个先秦时代对于“情性”的种种探讨，无论是重道德政治的儒家，还是主张人性自然的道家，他们对人的情感，情性的重视都是不容忽视的，都为后来魏晋时期任情任性，挥洒淋漓的主情美学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荀子·正名》
②《荀子·礼论》
③《韩非子·五蠹》
④《庄子·渔夫》
⑤《庄子·骈拇》
⑥《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参考文献：
①胡经之，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08
②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01
[作者简介]李艳玲（1981.10—），女，汉族，云南会泽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论。
【关键词】 先秦；汉代；情；性；情性
一、先秦时期关于“情性”的探讨
先秦时，“情性”一词已经出现在诸子的著作中。在先秦诸子的哲学理论中都对情性进行了自己的探讨，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则是儒、道两家。《荀子·性恶》中：“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又云：“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他还说：“性者，天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①“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②《韩非子》中也提到了情性，他说：“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③可见，荀子和韩非子论的情性，是指人生而有之的先天禀性，只要是人的本能欲求。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情性”作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是必须要用礼义来加以规范和引导的。孟子则论性而不及情。按照孟子的思路，人的最初本性是只有善没有恶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存心养性的话，就能够构建完整和充实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因此，无论是孟子倡导的性善还是荀子倡导的性恶，都是典型的儒家道德哲学的情性观，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情性的。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则是从自然之道出发，强调“任其性命之情”的情性观。老子虽然倡导寡欲，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但从另一方面也就是理性的层面来看，他要表述的其实是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深刻肯定。庄子针对当时“失性命之情”的现实环境提出了与之对应的“安性命之情”的说法，虽然主张要“无情”，但不是要排斥人本身的情性，而是反对无节制的纵情，对于真情、真性他是持肯定态度的，在《盗跎》篇中提出的羞于“强反情性”，并不是说人要违逆和压抑自己本身的情性，违反个人的天然本性，而是对贪婪、粗鄙欲望这一类本质的情性的反对。庄子也很强调生命的真情真性，所谓“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不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④可见，外于“真”的欣喜悲怨之情都是多余的，只有真情性才能实现由安情到任情的精神自由的追求。
通观整个先秦时期的情性观，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关注情感问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引导人的情性，即使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本质上也不是根本对立的，最终还是将人的情性引向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通过后天的努力，使人性都归于善。而道家认为，无论是物性还是人性，都是自然而成的，应该顺任其性，“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⑤认为儒家制定的仁义都不是情性的标准，搅乱了人的自然本性，“情莫若率”，因此要“不拘于俗”，“法天贵真”，要心斋坐忘，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二、汉代关于“情性”的探讨
先秦时代的情性观，至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先秦儒家的情性观到了汉代董仲舒这里被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挥。他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条件，从阴阳两个维度，立足与天道宇宙，站在形而上的高度上对人的性情从本体意义上进行了相关思考。阴阳与情性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衍生的内在关系：性有阴阳，情有阴阳；阳极生阴，性之动为情；阴极生阳，情之动则为欲。因此，“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身之有性情，若天之有阴阳。”⑥还说，“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可见董仲舒论情性是揉进了当时流行的阴阳观念，并竭力靠拢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观。
成篇于汉代的《毛诗序》就是在当时儒家情性观念影响下产生的，其曰：“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情性”的所指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了，指的是人们对“人伦之废”和“刑政之苛”所产生的哀伤愤懑之情。但《毛诗序》和荀子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还是把情性作为人的本性，它是恶的，必须通过礼义来指导和规范。只是《毛诗序》讲的是“变风”“变雅”这两种情形，这里的“情性”二字所指的就是对现实环境的愤懑之情除了必须进行引导和规范之外，还有其他利用价值：“以风其上”，就是让当政者能够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满和愤怒，从而能够是当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汉代与《毛诗序》正统的情性观相对的是王充的情性观。王充论情性与董仲舒从天意出发不同，认为情性都是禀受物质性元素“气”所化生的。而且他还把情性并提，即加以区别，又加以联系。《论衡·本性》的开头就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试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可见，性指道德方面而言，情指情感方面而言，二者都是人治之本。也就是说，人有情性，所以才有制礼作乐的客观需要，通过“礼”制性，通过“乐”理情，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因此，王充的情性说虽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出发点，但在实际上是与传统正规的汉儒的情性观是殊途同归的。
总之，汉代的情性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带有一定的礼乐教化的功利目的色彩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这种对情性问题的不断思考和反复辨析，反而加深了对情和性本质的认识，为“情”的存在找到了合理的因素。
三、先秦至两汉时期“情性观”的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学史上，最早把“情性”这个概念引入诗学理论的是《毛诗序》。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是我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诗歌是诗人内心情志的显现，把先秦以来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往前推进了大大的一步。但是，《毛诗序》在提出“吟咏情性”的同时，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离开诗歌的审美特征鼓吹“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湮没了诗歌情感丰厚的美学意蕴。整个汉代文学以美刺讽谏为主旨，缺乏深刻动人的情感力量，与这种美学观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种状况到了东汉末年才被打破。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这样否定《毛诗序》。整个先秦至两汉时代，正是这些先贤从情性理论入手，通过对情性产生和发展机制的认识，从人的自然而纯粹的本性出发来论述诗歌、进行情感的抒发具有了自然合理性。也正是在汉代大一统的背景下，汉代诗学充满着一种阔大、浸溢的美感，体现出汉代特有的天人合一，一统天下的磅礴气魄。将自己的宇宙观融入对壮观景物的描摹中，其目的不仅在于对外物的审美，更是自我情怀的舒展，在对阔大巨丽之美的追求中，体现他们穷尽万有的心胸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综上所述，整个先秦时代对于“情性”的种种探讨，无论是重道德政治的儒家，还是主张人性自然的道家，他们对人的情感，情性的重视都是不容忽视的，都为后来魏晋时期任情任性，挥洒淋漓的主情美学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荀子·正名》
②《荀子·礼论》
③《韩非子·五蠹》
④《庄子·渔夫》
⑤《庄子·骈拇》
⑥《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参考文献：
①胡经之，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08
②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01
[作者简介]李艳玲（1981.10—），女，汉族，云南会泽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