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做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動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北行到杰拉西(Jerash)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20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做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能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阿紫摘自《出走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