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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里，我辗转难眠，常常对着天花板叹息，叩问自己选择了北京是不是错误，难道就这样早早地被淘汰出局？我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自己竞争力有限，但我依然不甘心。
时光返回到十六年前，那一夜，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京城内灯火辉煌，人流涌动，彩旗飘扬，几十万首都群众集拥到天安门广场，欢庆申奥成功，用歌声、笑声、欢呼声将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挥洒得淋漓尽致。娃儿爸爸那时已商调到北京工作，我和牙牙学语的娃儿并没有赶上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所有的热闹场面都是听娃儿爸爸口述和从电视里、网络上看到的。之前向往北京，之后北京就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在祖国的心脏不断地发出磁场的威力，以至于我毅然决然把岭南老家的教师工作舍弃也在所不惜。几天后我扛着大包小包、抱着娃儿，义无反顾地奔赴这块大“磁铁”。
我们把自己安顿在崇文与丰台两区的边缘地带，那是一栋墙体有些斑驳破旧的火柴盒式的筒子楼。说起筒子楼，许多老北京人并不陌生。我们住的那栋楼共5层，我们在顶层西北角的一间，面积不足15平米，好在家当不多，并没有显得特别拥挤。让我受不了的是酷热干燥的天气。什么是“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农历）”，我这个从亚热带过来的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吧，然而南方的“热”在这里却要“小巫见大巫”了。由于住在顶层，室顶隔热效果差，大热天整个屋子无异于加热状态下的陶瓷砖瓦窑，地板都是热的，只好靠洒水来降降温。楼里灯光昏暗，又窄又长，每层足足有20余间空间完全一样的小屋，各屋门口两边还摆放着橱柜、桌子、椅子等物件，放置些锅碗瓢盆和土豆黄瓜之类，两个人面对面通过楼道时往往要侧身避让。每层只有一个公共厨房和盥洗室。厨房错时使用，早到的先做饭，晚来的就只好先观摩别人的厨艺了。现在我能拿得出手的几样菜式，要归功于当时邻居大姐们手把手的指导。没有浴室，大家就在盥洗室一角拉一块布帘，趁着夜黑，三下五去二速战速决冲洗一下，的确就跟打仗似的，因为外边一大帮人等着冲洗呢。最不堪回忆的是公共厕所，每层有两个，在楼道中间，虽说厕所男女分开，也极为不便，赶上高峰时段，只能憋着等，哪天闹肚子就倒霉了，俗话说“官司不如屎尿紧”，不说也罢。家家都不设防盗门，门是清一色浅黄木门，门体很薄，锁不锁都一样。只是门一关，就是自己私有的空间，大家在自己窄小的单元里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娃儿却闲不住，常常挨家挨户去串门，跟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混熟了，就跟自家人似的。后来我一出门办事，就把娃儿托付给大姐们轮流照看，把她们忙得不亦乐乎，哄娃儿玩，变着花样给做好吃的。再后来大家陆续搬出筒子楼，娃儿还一直在回味那段夹杂着饭香的充满人情味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总是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梦还在，就要不停地写，然而寄出去的稿子常常如泥牛入海。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告诉我，十月份的稿子都要压到明年初才能发表，现在的纯文学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他们也是在惨淡经营中。一股凉意袭了过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好在爱人非常理解，时不时给我鼓劲。
我很快就发现，南北气候的差异、居住条件的简陋、各种习惯的不同等等都没有给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而靠娃儿爸爸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支付不了北京昂贵的生活费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生活上的捉襟见肘很快让家庭陷入窘迫。
我把伟大的文学梦搁置起来，投身到水深火热的现实中去。我开始参加计算机、普通话等各种培训，并通过各种方式求职。求职的路是辛酸的，偶尔有一两个学校需要教师，要不就是在郊区照顾不了娃儿的生活，要不就是认为南方人普通话不标准，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有些单位不招三十岁以上的员工，更有甚者，个别公司使手段坑人，只收取报名费却不录用，或者录用后试用期满便打发你走人。我有次被聘到北京虎坊桥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起早贪黑熬夜加班写广告软文，几个月下来分文无收，多次找老板要工资，他却杳如黄鹤，后来只好作罢，留在心里的是久久的不平与屈辱，还有无可奈何。
回想读书期间，自己一直品学兼优，书画和文学创作还得过奖。毕业后，在家乡任教，一教就是十余年，也算是桃李满园。我一直不敢有所松懈，唯恐落后于时代，担心被淘汰。到处碰壁后，感觉北京并不需要我，没了工作的我甚至成了家里的累赘、北京的累赘。彷徨与失落使我先前的价值感荡然无存，一时间陷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深夜里，我辗转难眠，常常对着天花板叹息，叩问自己选择了北京是不是错误，难道就这样早早地被淘汰出局？我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自己竞争力有限，但我依然不甘心。
就在感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时候，一则社招信息如救命稻草般让我绝处逢生。那天娃儿又跑到邻居阿姨家玩去，我在网上捕捉各种招聘信息。突然看到某區文化委向社会公开招聘文化干部，要求有艺术专长并热爱文化事业，先要提交本人近期作品，再等笔试通过了才能进入面试。面试内容丰富，既有答辩又有现场才艺展示。这不正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激动得心儿一阵狂跳。慎重填写完报名信息后，立马就把从老家带过来的画具一应找出，几个月没碰过的画纸都蒙上厚厚的灰尘。整整用了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夏荷》和《两只小花猫》两幅工笔画，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兴致勃勃地从书店买回有关文化服务方面的书籍开始进行恶补。成绩很快公示在新世界商场北侧的人才服务大厅门口。当我从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成绩时，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平静，我觉得收获和付出是相符的。面试在区文化委进行，答辩很激烈，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现场才艺展示那个环节。真的太坑了！考场上准备了笔墨纸砚，纸是“生宣纸”，墨是“一得阁”，笔是一支没有笔锋的羊毫，简直是袖珍版的笤帚嘛，不知道是临时找不到好毛笔呢，还是故意为难我们。当时我果断地选择了写意——乱石中的兰花，虽然运笔不流畅，落笔无神韵，但笔法和物象还是十分可取的。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
后来因工作需要被抽调到其他部门工作，根本与文化不沾边。不过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我都把处女座的严谨和苛刻发挥到了极致，又幸运地遇到了亦师亦友的好同事、好领导，取得了成绩，赢得了赞誉。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我与同事一起值班两个月，做好地区维稳工作，还组织群众到奥运中心为奥运健儿加油鼓劲，终于实现了“为这个城市、为奥运尽微薄之力”的梦想。但梦想是没有终点的，我一直在路上！
回顾这段心路历程，在曲折中留下了足迹，在挫败中丰富了灵魂，在平凡中懂得了随缘自适。特别赞赏东坡先生“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与乐观，“有梦无悔十六年，此心安处是吾乡”便是我此刻心灵的回响。
责任编辑 张琳琳
时光返回到十六年前，那一夜，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京城内灯火辉煌，人流涌动，彩旗飘扬，几十万首都群众集拥到天安门广场，欢庆申奥成功，用歌声、笑声、欢呼声将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挥洒得淋漓尽致。娃儿爸爸那时已商调到北京工作，我和牙牙学语的娃儿并没有赶上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所有的热闹场面都是听娃儿爸爸口述和从电视里、网络上看到的。之前向往北京，之后北京就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在祖国的心脏不断地发出磁场的威力，以至于我毅然决然把岭南老家的教师工作舍弃也在所不惜。几天后我扛着大包小包、抱着娃儿，义无反顾地奔赴这块大“磁铁”。
我们把自己安顿在崇文与丰台两区的边缘地带，那是一栋墙体有些斑驳破旧的火柴盒式的筒子楼。说起筒子楼，许多老北京人并不陌生。我们住的那栋楼共5层，我们在顶层西北角的一间，面积不足15平米，好在家当不多，并没有显得特别拥挤。让我受不了的是酷热干燥的天气。什么是“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农历）”，我这个从亚热带过来的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吧，然而南方的“热”在这里却要“小巫见大巫”了。由于住在顶层，室顶隔热效果差，大热天整个屋子无异于加热状态下的陶瓷砖瓦窑，地板都是热的，只好靠洒水来降降温。楼里灯光昏暗，又窄又长，每层足足有20余间空间完全一样的小屋，各屋门口两边还摆放着橱柜、桌子、椅子等物件，放置些锅碗瓢盆和土豆黄瓜之类，两个人面对面通过楼道时往往要侧身避让。每层只有一个公共厨房和盥洗室。厨房错时使用，早到的先做饭，晚来的就只好先观摩别人的厨艺了。现在我能拿得出手的几样菜式，要归功于当时邻居大姐们手把手的指导。没有浴室，大家就在盥洗室一角拉一块布帘，趁着夜黑，三下五去二速战速决冲洗一下，的确就跟打仗似的，因为外边一大帮人等着冲洗呢。最不堪回忆的是公共厕所，每层有两个，在楼道中间，虽说厕所男女分开，也极为不便，赶上高峰时段，只能憋着等，哪天闹肚子就倒霉了，俗话说“官司不如屎尿紧”，不说也罢。家家都不设防盗门，门是清一色浅黄木门，门体很薄，锁不锁都一样。只是门一关，就是自己私有的空间，大家在自己窄小的单元里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娃儿却闲不住，常常挨家挨户去串门，跟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混熟了，就跟自家人似的。后来我一出门办事，就把娃儿托付给大姐们轮流照看，把她们忙得不亦乐乎，哄娃儿玩，变着花样给做好吃的。再后来大家陆续搬出筒子楼，娃儿还一直在回味那段夹杂着饭香的充满人情味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总是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梦还在，就要不停地写，然而寄出去的稿子常常如泥牛入海。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告诉我，十月份的稿子都要压到明年初才能发表，现在的纯文学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他们也是在惨淡经营中。一股凉意袭了过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好在爱人非常理解，时不时给我鼓劲。
我很快就发现，南北气候的差异、居住条件的简陋、各种习惯的不同等等都没有给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而靠娃儿爸爸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支付不了北京昂贵的生活费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生活上的捉襟见肘很快让家庭陷入窘迫。
我把伟大的文学梦搁置起来，投身到水深火热的现实中去。我开始参加计算机、普通话等各种培训，并通过各种方式求职。求职的路是辛酸的，偶尔有一两个学校需要教师，要不就是在郊区照顾不了娃儿的生活，要不就是认为南方人普通话不标准，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有些单位不招三十岁以上的员工，更有甚者，个别公司使手段坑人，只收取报名费却不录用，或者录用后试用期满便打发你走人。我有次被聘到北京虎坊桥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起早贪黑熬夜加班写广告软文，几个月下来分文无收，多次找老板要工资，他却杳如黄鹤，后来只好作罢，留在心里的是久久的不平与屈辱，还有无可奈何。
回想读书期间，自己一直品学兼优，书画和文学创作还得过奖。毕业后，在家乡任教，一教就是十余年，也算是桃李满园。我一直不敢有所松懈，唯恐落后于时代，担心被淘汰。到处碰壁后，感觉北京并不需要我，没了工作的我甚至成了家里的累赘、北京的累赘。彷徨与失落使我先前的价值感荡然无存，一时间陷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深夜里，我辗转难眠，常常对着天花板叹息，叩问自己选择了北京是不是错误，难道就这样早早地被淘汰出局？我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自己竞争力有限，但我依然不甘心。
就在感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时候，一则社招信息如救命稻草般让我绝处逢生。那天娃儿又跑到邻居阿姨家玩去，我在网上捕捉各种招聘信息。突然看到某區文化委向社会公开招聘文化干部，要求有艺术专长并热爱文化事业，先要提交本人近期作品，再等笔试通过了才能进入面试。面试内容丰富，既有答辩又有现场才艺展示。这不正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激动得心儿一阵狂跳。慎重填写完报名信息后，立马就把从老家带过来的画具一应找出，几个月没碰过的画纸都蒙上厚厚的灰尘。整整用了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夏荷》和《两只小花猫》两幅工笔画，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兴致勃勃地从书店买回有关文化服务方面的书籍开始进行恶补。成绩很快公示在新世界商场北侧的人才服务大厅门口。当我从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成绩时，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平静，我觉得收获和付出是相符的。面试在区文化委进行，答辩很激烈，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现场才艺展示那个环节。真的太坑了！考场上准备了笔墨纸砚，纸是“生宣纸”，墨是“一得阁”，笔是一支没有笔锋的羊毫，简直是袖珍版的笤帚嘛，不知道是临时找不到好毛笔呢，还是故意为难我们。当时我果断地选择了写意——乱石中的兰花，虽然运笔不流畅，落笔无神韵，但笔法和物象还是十分可取的。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
后来因工作需要被抽调到其他部门工作，根本与文化不沾边。不过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我都把处女座的严谨和苛刻发挥到了极致，又幸运地遇到了亦师亦友的好同事、好领导，取得了成绩，赢得了赞誉。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我与同事一起值班两个月，做好地区维稳工作，还组织群众到奥运中心为奥运健儿加油鼓劲，终于实现了“为这个城市、为奥运尽微薄之力”的梦想。但梦想是没有终点的，我一直在路上！
回顾这段心路历程，在曲折中留下了足迹，在挫败中丰富了灵魂，在平凡中懂得了随缘自适。特别赞赏东坡先生“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与乐观，“有梦无悔十六年，此心安处是吾乡”便是我此刻心灵的回响。
责任编辑 张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