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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占领了汕头后，无力防守又不得不放弃了。没想到，周恩来这时身患重病，发高烧40℃，情况危险极了。为了周恩来的安全，党组织在香港油麻地广东道找了一栋小别墅，让女共产党员范桂霞单独担任护理工作。对外以“夫人”的名义作掩护，照顾重病的周恩来。
别墅来了特殊病号
范桂霞，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佛冈县一位医生家庭，中共党员。1927年蒋介石在广州“4·15”搞清党大屠杀，由于叛徒出卖，她是捕杀对象之一。范桂霞逃到广州河南宝岗找到相识的女工家，得女工帮助买船票逃到澳门，后又从澳门逃到香港找到党组织。
1927年10月的一天，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对范桂霞说，中央有一位重要首长要在香港养病，党组织决定她单独担任护理工作，对外伪装成他的妻子。
范桂霞时年22岁，尚未结婚，她一听，不免脸红了起来。但想到这是党交给她的重要任务，二话不说，就来到油麻地广东道的别墅。近黄昏时，门外响起了小汽车的喇叭声。开门一看是东江特委杨石魂。他从车上背下一个重病号。这病号身穿长袍马褂，戴着一副黑眼镜。进入房里，只见他面色焦黄，形容清瘦，正在发高烧，昏迷不醒。进来的医生吩咐范桂霞每小时给病号探热一次并登记好。当她走近病床前，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大家都敬仰的周恩来吗?他在广东区委机关工作，她曾听过他讲话，到黄埔军校参观时也见过他。
兄长般的教导
三天三夜后，周恩来慢慢醒过来，他第一句话就问她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她详细地告诉他自己叫范桂霞，是中共广东区委派她来这里当特别护士，这是香港油麻地，杨石魂也在这里。
一周后，周恩来能自己下床走路了。大病刚愈，党组织不准他外出工作。范桂霞每天给他带文件和报纸回来，他看文件看报之余常和她聊天。他问她知不知道邓颖超在哪里。范说：“在上海，人人都这样说。”他问她这消息确实不确实。范一想，他和邓颖超分开工作很长时间，心里一定非常怀念自己的妻子，就安慰地说：“这是真的，秘书处也是这样说的，您不用担心。”他问她认识不认识邓颖超，她说早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时已认识她。接着他问她参加组织的情况，以及在广州的遭遇。他非常同情她家的不幸：父亲遇害，二妹被捕，并说：“革命是有牺牲的，我们要坚强活下来，和敌人斗争到底!”
周恩来像兄长一样和蔼亲切地教导她怎样生活和斗争，怎样面对敌人和朋友。按要求她对外称他为李先生，在家她叫他周主任。周恩来还问她有了男朋友没有。她说她的男朋友叫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4·15”至现在，已失去联系。
周恩来安慰她：“他是我们的好同志，你不用担心，如果他是爱你的，他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找你，你也就不必再爱他了。”周恩来的一番话，使范桂霞胸怀顿开。
日子飞快地过去，不知不觉周恩来在香港养病已有一个多月，在范桂霞的精心照顾下，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192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对范桂霞说，他已经接到组织上的通知，马上要到上海去参加党中央扩大会议。他握住她的手说：“小姑娘，我从内心感谢你对我的照料。离别是暂时的，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周恩来离开香港时，范桂霞和杨石魂一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他到盛开码头上船。临别，周恩来伸出他那温暖有力的大手，一一握别，并嘱咐：“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然后他精神饱满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周恩来夫妇在家中接见她
和周恩来分别后，囿于复杂的中国革命斗争形势，范桂霞走过了极其坎坷曲折的人生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洒脱的英姿，在天安门城楼出现了，使她心中牵起深深的怀念。
1953年范桂霞趁着上北京看望儿子媳妇的机会，前往中南海拜望隔别26年的老上级。那时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日理万机。但周总理知道后，立即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约范桂霞到中南海家里来。这天周恩来夫妇在花园里等候她到来。相见后，周总理问寒问暖，留她在家吃晚饭。
周恩来夫妇都热情地给她夹菜，邓大姐还用当年在广州闹革命做群众工作时所学会的广州方言与她亲切交谈。周恩来微笑着说：“日子过得真快啊!想不到你这个小女娃现在做祖母了。现在解放了，生活过得怎么样?”范桂霞告诉他，现在在广州当教师，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分配到政务院工作，大女儿参军去了，小女儿在读中学，一家生活过得很好。周总理点了点头，又笑着说，你丈夫是不是那个黄埔军校的学生?范桂霞点了点头。接着周总理勉励范桂霞说：“等祖国建设好了，人民生活将会更加美好。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很重要。希望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好好干吧!”
1984年8月22日这一天，也是历史的巧合，范桂霞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留念(1953年8月22日周总理夫妇在中南海接见过她)。邓大姐日理万机，但对前来探望的范桂霞热情地接待，送了许多北京的土特产给她带回广州，特别是邓大姐送给她一个手提袋，她一直用到1994年辞世。
(摘自《永生的呼唤》)
别墅来了特殊病号
范桂霞，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佛冈县一位医生家庭，中共党员。1927年蒋介石在广州“4·15”搞清党大屠杀，由于叛徒出卖，她是捕杀对象之一。范桂霞逃到广州河南宝岗找到相识的女工家，得女工帮助买船票逃到澳门，后又从澳门逃到香港找到党组织。
1927年10月的一天，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对范桂霞说，中央有一位重要首长要在香港养病，党组织决定她单独担任护理工作，对外伪装成他的妻子。
范桂霞时年22岁，尚未结婚，她一听，不免脸红了起来。但想到这是党交给她的重要任务，二话不说，就来到油麻地广东道的别墅。近黄昏时，门外响起了小汽车的喇叭声。开门一看是东江特委杨石魂。他从车上背下一个重病号。这病号身穿长袍马褂，戴着一副黑眼镜。进入房里，只见他面色焦黄，形容清瘦，正在发高烧，昏迷不醒。进来的医生吩咐范桂霞每小时给病号探热一次并登记好。当她走近病床前，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大家都敬仰的周恩来吗?他在广东区委机关工作，她曾听过他讲话，到黄埔军校参观时也见过他。
兄长般的教导
三天三夜后，周恩来慢慢醒过来，他第一句话就问她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她详细地告诉他自己叫范桂霞，是中共广东区委派她来这里当特别护士，这是香港油麻地，杨石魂也在这里。
一周后，周恩来能自己下床走路了。大病刚愈，党组织不准他外出工作。范桂霞每天给他带文件和报纸回来，他看文件看报之余常和她聊天。他问她知不知道邓颖超在哪里。范说：“在上海，人人都这样说。”他问她这消息确实不确实。范一想，他和邓颖超分开工作很长时间，心里一定非常怀念自己的妻子，就安慰地说：“这是真的，秘书处也是这样说的，您不用担心。”他问她认识不认识邓颖超，她说早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时已认识她。接着他问她参加组织的情况，以及在广州的遭遇。他非常同情她家的不幸：父亲遇害，二妹被捕，并说：“革命是有牺牲的，我们要坚强活下来，和敌人斗争到底!”
周恩来像兄长一样和蔼亲切地教导她怎样生活和斗争，怎样面对敌人和朋友。按要求她对外称他为李先生，在家她叫他周主任。周恩来还问她有了男朋友没有。她说她的男朋友叫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4·15”至现在，已失去联系。
周恩来安慰她：“他是我们的好同志，你不用担心，如果他是爱你的，他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找你，你也就不必再爱他了。”周恩来的一番话，使范桂霞胸怀顿开。
日子飞快地过去，不知不觉周恩来在香港养病已有一个多月，在范桂霞的精心照顾下，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192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对范桂霞说，他已经接到组织上的通知，马上要到上海去参加党中央扩大会议。他握住她的手说：“小姑娘，我从内心感谢你对我的照料。离别是暂时的，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周恩来离开香港时，范桂霞和杨石魂一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他到盛开码头上船。临别，周恩来伸出他那温暖有力的大手，一一握别，并嘱咐：“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然后他精神饱满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周恩来夫妇在家中接见她
和周恩来分别后，囿于复杂的中国革命斗争形势，范桂霞走过了极其坎坷曲折的人生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洒脱的英姿，在天安门城楼出现了，使她心中牵起深深的怀念。
1953年范桂霞趁着上北京看望儿子媳妇的机会，前往中南海拜望隔别26年的老上级。那时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日理万机。但周总理知道后，立即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约范桂霞到中南海家里来。这天周恩来夫妇在花园里等候她到来。相见后，周总理问寒问暖，留她在家吃晚饭。
周恩来夫妇都热情地给她夹菜，邓大姐还用当年在广州闹革命做群众工作时所学会的广州方言与她亲切交谈。周恩来微笑着说：“日子过得真快啊!想不到你这个小女娃现在做祖母了。现在解放了，生活过得怎么样?”范桂霞告诉他，现在在广州当教师，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分配到政务院工作，大女儿参军去了，小女儿在读中学，一家生活过得很好。周总理点了点头，又笑着说，你丈夫是不是那个黄埔军校的学生?范桂霞点了点头。接着周总理勉励范桂霞说：“等祖国建设好了，人民生活将会更加美好。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很重要。希望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好好干吧!”
1984年8月22日这一天，也是历史的巧合，范桂霞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留念(1953年8月22日周总理夫妇在中南海接见过她)。邓大姐日理万机，但对前来探望的范桂霞热情地接待，送了许多北京的土特产给她带回广州，特别是邓大姐送给她一个手提袋，她一直用到1994年辞世。
(摘自《永生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