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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国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
作为著名军事问题专家，在国际军事舞台上，她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风采；
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她以理性的光辉、人格的魅力，精神的暖色，拼写出七彩人生的厚重与美丽——
人物小传：姚云竹，1970年入伍，历任班长、参谋、翻译、教员、研究员，现为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二室主任，大校军衔，博士生导师。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采访过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基辛格博士、鲍威尔等20多名军政要人。她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国防政策、亚太地区安全等问题有独到的研究，出版学术著作与译著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200余篇，有18项重大科研成果获全军和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一、二等奖。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自学成才先进个人”，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先后10余次立功受奖，以自己丰硕成果和拼搏精神，成为我国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和全军国际军事问题研究学科带头人。2007年1月被评为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之一。
第一次见到“姚云竹”这个名字，是在网上发布的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榜单上。就知道她是以研究世界军事而著名，而出类拔萃，而成为中国女杰之一的。于是想采访她。
时逢冬去春来，记者走进中国军事“最高智库”——军事科学院，见识和感受了一番女杰姚云竹大校的人生情怀。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著名军事专家，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形势的?您认为怎样才能长久保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姚云竹(以下简称“姚”)：当前的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于和平稳定。影响形势发展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全球化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荣俱荣，一衰皆衰的局面。人类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也面对共同的历史机遇。因此，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必须走合作的途径，利用各自有效的手段，争取达成共赢的结果。这样才有可能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安全。
记：当今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对世界和平所发挥的作用如何?
姚：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支迅速现代化的军队。中国军队走的是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也就是说，我们军队与国防的发展，是为满足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基本需求，而不会去盲目追求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包括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参加国际救灾行动，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就反恐、海上救援、海上安全合作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将不断增强，将有更多的能力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责任，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贡献。
记：您在世界军事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多成绩，哪些是你最感自豪的?
姚：作为一个研究员，最感自豪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军队领导的重视和部队官兵的认可，并能直接影响到军队建设决策，为我军现代化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记：您的军事生涯源自哪里?流向哪里?是如何汹涌壮阔起来的?
姚：我出生于军人家庭，我对军队的热爱，肯定与父辈的影响分不开，也是我选择军人生涯的原动力。参军后，军队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给了我创造人生、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也帮助我成就了军事科研的事业。
对于军事科研，我是从责任到爱好再到追求的。我们那个年代，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最初分到军科，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工作需要。既然是工作，那就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组织把你分配到这儿了，你就要把工作干好，要尽自己的责任。工作做好了，就开始喜欢它了，就想作出更多的成绩来，创造出更高境界来，就成了一种追求。
我有一种切身感受：只要你有能力，军事科研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大的舞台。这个舞台你怎么去表演都是足够宽阔的。在这个舞台，只要你肯下功夫，而且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态度，就会有成果的。所以，是37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我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满足。
记：这些年您有不少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都有哪些有趣的事情?
姚：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是我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本身就是这些国际学术交流的内容。我的原则就是要利用每一个国际场合，表达中国的意见，显示中国的存在，对质疑中国的问题作出回应。一般在国际会议上我会积极要求发言和提问，记得有一次因为会议时间比较短，主持人要求每人只提一个问题，我站起来后说我只提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有三个部分，接着就一口气提完三个问题，引来了一片赞赏的笑声。还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研讨班，主题是“中国的崛起”，五个演讲人每人发言15分钟，听众提问不得超过3分钟。我作为听众开始用极快的语速发表评论，主持人提醒我已经超时，但其他听众“听兴未尽”，要求主持人给我特殊政策。这样，我赢得了22分钟的优惠政策，大大超过所有的演讲人，有力地反击了“中国威胁论”，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国际学术交流场合，作为中国军人的代表，一定要有所作为，不能无所作为，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要为中国争来“话语权”，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在国外交流时，有时也会与一些重量级的人物面对面交流。记得有一次采访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我们谈到科索沃战争、世界范围的军事革命、中美军事关系等很多重要军事问题，也谈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教育、美国民间组织扶持弱势青年的做法等与军事无关的问题。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不亢不卑，即保持着中国军人的尊严，又体现出中国军人的儒雅，赢得了他们的敬重。
记：中国的军事哲学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军事哲学相比，各有哪些优长和不足?
姚：国家的军事哲学取决于国家不同的地缘战略环境、发展历史、文化背景、安全与军事需求等独特的条件，是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很难抛开这些独特的条件，评判军事哲学的优劣。概括地讲，中国的军事哲学更重视研究防御和谋略，重视研究力量对比的转变，重视妥善处理战争与军事行动的各种辩证关系。西方国家更重视军事实力，重视进攻，重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但是上述侧重点都不是一成不变，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记：我注意到您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责任”，这两个字为什么这样经常地浮现在您的脑海中?
姚：没有责任感的人一辈子都会活得轻飘飘的没有价值。“责任”包含非常广泛的涵义：作为人类的一员有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责任，作为中国人有为中国崛起作出贡献的责任，作为中国军人有自觉服务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责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有履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各项职责的责任，作为研究员有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责任，作为研究室主任有领导、管理一支研 究队伍从事科研工作的责任，作为女儿有为父母尽孝的责任，作为妻子有与爱人相随相伴的责任，作为母亲有抚养教育女儿的责任，作为邻居有维护社区公共利益的责任。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角色都带来一种责任。清楚自己的责任才能有意识地承担责任，才能在事业和生活中有明确的行为准则，才能多做好事，少做错事。
比如，我是搞世界军事研究的研究员，觉得责任是非常大的。自己说话，自己办事，自己写文章，自己提建议，都应该做到有高度的责任心。 记：在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工作中，您有哪些得与失?家人支持您吗，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姚：得与失都是相对的。从个人的愿望讲，我一直都想做一名记者，特别是有点冒险性、有点刺激的战地记者。但是命运没有将我带到战地记者的轨道，而是让我成为一个军事研究工作者。在工作中，我培养出了浓厚的兴趣，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品质，增长了科研的才干，当然也出了一些成果。失去的，就是今后再去当一名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倒是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理想，特别是儿时或年轻时的理想，都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只要专心，只要付出努力，干什么都可以干出名堂来。
我的家人，包括爱人、女儿、父母、公婆、兄弟姐妹都是我工作的支持者。我们家里讨论的话题，经常是我科研中遇到的问题。我爱人原来也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过去作为同行我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事业上互相帮助，现在他还是我科研工作中的好帮手。
记：您是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这根杠杆的?您的业余时间是如何支配的?
姚：家庭和事业原本就不是一对矛盾，是互补和互促的关系。有些宣传常常把干事业的人与重家庭的人对立起来，好像顾家就不能搞好工作。特别是事业有成的女性都被扣上“女强人”的帽子，什么成天工作啊，没有生活，也没有家庭。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我的看法正好相反，顾不好家庭的人，更干不好工作。你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工作第一，那是不正常的，也是不正确的。生活中不是仅工作一项内容，生活中的内容是很多的。当然，照顾家庭和开拓事业都要求付出精力和时间，当精力和时间发生矛盾时，你要权衡。哪方面紧迫就先顾哪方面。比如，如果父母有了重病，当然应该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到医院陪护他们。如果上级下达了紧急任务，当然可以取消周日带孩子出游的计划。这些都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决定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兼顾好各种角色。要有生活，有精彩的生活，有美满的生活，有幸福的家庭。要孝
敬老人，要关心社区，还要把工作做好。应该把各种角色都演好，才是一个成功人士。
业余时间加班的情况还是比较多，此外要回家探望老人，与孩子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事情。有时会去公园，有时与亲朋好友聚会，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干干家务，读读书报。现在总是感觉时间不够，要做的事情太多，真正意义上的业余时间也越来越少。 记：听说您有一个非常美满幸福的家庭，您的女儿现在美国学习，把在家里与您探讨世界军事问题的习惯带到了美国，是这样吗?
姚：我的家庭比较和谐。女儿参加学校为期一年的中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目前在美国一所高中学习。她对国际安全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的学校里经常与美国同学讨论国际上发生的大事，有时候还寻找进一步深化讨论的灵感。最近一段时间她与我讨论过台湾问题的由来、朝鲜核问题、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美国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等等。我女儿在国外学校还搞了个“中国俱乐部”，介绍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国高中生生活，以及中美生活比较，她的俱乐部很成功，引来了很多孩子参加“中国俱乐部”的活动。有时候想象一下16岁的女儿在美国，面对着众多的不同观点，发表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就觉得她真是一个很出色，很了不起的孩子。可能与我们家庭中浓厚的研讨氛围有关吧。
记：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对您的为人处事产生了哪些影响?您是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的?
姚：我处理“关系”的原则非常明确，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一切人际关系，表达意见明白无误，判断是非坚持原则，处理问题与人为善。比如，在与下属的关系上，工作中我要坚持职业标准。我是一个领导，你不要把我当成女领导。如果是这样，那你想从女领导那里期待什么?期待更多的温柔?更多的宽容?更多的丧失原则?那是不可能的。领导就是领导，必须严格要求。但在生活上，也要体察入微，给予应有的关心。
在与同事、朋友和邻居的关系上，我奉行“和为贵”的原则，热情大方，文明礼让。我的处事态度比较达观，可能与我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工作有一定关系吧，不喜欢太拘泥于小事，为人比较宽容，做事比较大度。
记：最近您刚刚被评为中国十大女杰之一，请您给军中女同胞们传授一下自己的成功之道。
姚：不要理所当然地享受女军人的优待，也不要心甘情愿地接受对女军人的歧视。作为女军人，我们就是要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女军人不是军中的花儿草儿，女军人就是军人，应该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不用另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别人才能不用“另类”的标准来对待你。不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你。什么时候能忘掉自己的性别，用“军人”的统一标准要求自己，什么时候就真正踏上了成功之路。
责任编辑／余彦隆
作为著名军事问题专家，在国际军事舞台上，她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风采；
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她以理性的光辉、人格的魅力，精神的暖色，拼写出七彩人生的厚重与美丽——
人物小传：姚云竹，1970年入伍，历任班长、参谋、翻译、教员、研究员，现为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二室主任，大校军衔，博士生导师。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采访过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基辛格博士、鲍威尔等20多名军政要人。她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国防政策、亚太地区安全等问题有独到的研究，出版学术著作与译著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200余篇，有18项重大科研成果获全军和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一、二等奖。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自学成才先进个人”，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先后10余次立功受奖，以自己丰硕成果和拼搏精神，成为我国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和全军国际军事问题研究学科带头人。2007年1月被评为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之一。
第一次见到“姚云竹”这个名字，是在网上发布的第六届中国十大女杰榜单上。就知道她是以研究世界军事而著名，而出类拔萃，而成为中国女杰之一的。于是想采访她。
时逢冬去春来，记者走进中国军事“最高智库”——军事科学院，见识和感受了一番女杰姚云竹大校的人生情怀。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著名军事专家，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形势的?您认为怎样才能长久保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姚云竹(以下简称“姚”)：当前的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于和平稳定。影响形势发展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全球化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荣俱荣，一衰皆衰的局面。人类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也面对共同的历史机遇。因此，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必须走合作的途径，利用各自有效的手段，争取达成共赢的结果。这样才有可能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安全。
记：当今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对世界和平所发挥的作用如何?
姚：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支迅速现代化的军队。中国军队走的是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也就是说，我们军队与国防的发展，是为满足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基本需求，而不会去盲目追求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包括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参加国际救灾行动，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就反恐、海上救援、海上安全合作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将不断增强，将有更多的能力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责任，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贡献。
记：您在世界军事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多成绩，哪些是你最感自豪的?
姚：作为一个研究员，最感自豪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军队领导的重视和部队官兵的认可，并能直接影响到军队建设决策，为我军现代化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记：您的军事生涯源自哪里?流向哪里?是如何汹涌壮阔起来的?
姚：我出生于军人家庭，我对军队的热爱，肯定与父辈的影响分不开，也是我选择军人生涯的原动力。参军后，军队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给了我创造人生、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也帮助我成就了军事科研的事业。
对于军事科研，我是从责任到爱好再到追求的。我们那个年代，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最初分到军科，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工作需要。既然是工作，那就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组织把你分配到这儿了，你就要把工作干好，要尽自己的责任。工作做好了，就开始喜欢它了，就想作出更多的成绩来，创造出更高境界来，就成了一种追求。
我有一种切身感受：只要你有能力，军事科研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大的舞台。这个舞台你怎么去表演都是足够宽阔的。在这个舞台，只要你肯下功夫，而且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态度，就会有成果的。所以，是37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我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满足。
记：这些年您有不少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都有哪些有趣的事情?
姚：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是我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本身就是这些国际学术交流的内容。我的原则就是要利用每一个国际场合，表达中国的意见，显示中国的存在，对质疑中国的问题作出回应。一般在国际会议上我会积极要求发言和提问，记得有一次因为会议时间比较短，主持人要求每人只提一个问题，我站起来后说我只提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有三个部分，接着就一口气提完三个问题，引来了一片赞赏的笑声。还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研讨班，主题是“中国的崛起”，五个演讲人每人发言15分钟，听众提问不得超过3分钟。我作为听众开始用极快的语速发表评论，主持人提醒我已经超时，但其他听众“听兴未尽”，要求主持人给我特殊政策。这样，我赢得了22分钟的优惠政策，大大超过所有的演讲人，有力地反击了“中国威胁论”，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国际学术交流场合，作为中国军人的代表，一定要有所作为，不能无所作为，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要为中国争来“话语权”，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在国外交流时，有时也会与一些重量级的人物面对面交流。记得有一次采访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我们谈到科索沃战争、世界范围的军事革命、中美军事关系等很多重要军事问题，也谈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教育、美国民间组织扶持弱势青年的做法等与军事无关的问题。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不亢不卑，即保持着中国军人的尊严，又体现出中国军人的儒雅，赢得了他们的敬重。
记：中国的军事哲学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军事哲学相比，各有哪些优长和不足?
姚：国家的军事哲学取决于国家不同的地缘战略环境、发展历史、文化背景、安全与军事需求等独特的条件，是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很难抛开这些独特的条件，评判军事哲学的优劣。概括地讲，中国的军事哲学更重视研究防御和谋略，重视研究力量对比的转变，重视妥善处理战争与军事行动的各种辩证关系。西方国家更重视军事实力，重视进攻，重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但是上述侧重点都不是一成不变，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记：我注意到您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责任”，这两个字为什么这样经常地浮现在您的脑海中?
姚：没有责任感的人一辈子都会活得轻飘飘的没有价值。“责任”包含非常广泛的涵义：作为人类的一员有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责任，作为中国人有为中国崛起作出贡献的责任，作为中国军人有自觉服务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责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有履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各项职责的责任，作为研究员有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责任，作为研究室主任有领导、管理一支研 究队伍从事科研工作的责任，作为女儿有为父母尽孝的责任，作为妻子有与爱人相随相伴的责任，作为母亲有抚养教育女儿的责任，作为邻居有维护社区公共利益的责任。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角色都带来一种责任。清楚自己的责任才能有意识地承担责任，才能在事业和生活中有明确的行为准则，才能多做好事，少做错事。
比如，我是搞世界军事研究的研究员，觉得责任是非常大的。自己说话，自己办事，自己写文章，自己提建议，都应该做到有高度的责任心。 记：在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工作中，您有哪些得与失?家人支持您吗，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姚：得与失都是相对的。从个人的愿望讲，我一直都想做一名记者，特别是有点冒险性、有点刺激的战地记者。但是命运没有将我带到战地记者的轨道，而是让我成为一个军事研究工作者。在工作中，我培养出了浓厚的兴趣，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品质，增长了科研的才干，当然也出了一些成果。失去的，就是今后再去当一名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倒是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理想，特别是儿时或年轻时的理想，都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只要专心，只要付出努力，干什么都可以干出名堂来。
我的家人，包括爱人、女儿、父母、公婆、兄弟姐妹都是我工作的支持者。我们家里讨论的话题，经常是我科研中遇到的问题。我爱人原来也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过去作为同行我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事业上互相帮助，现在他还是我科研工作中的好帮手。
记：您是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这根杠杆的?您的业余时间是如何支配的?
姚：家庭和事业原本就不是一对矛盾，是互补和互促的关系。有些宣传常常把干事业的人与重家庭的人对立起来，好像顾家就不能搞好工作。特别是事业有成的女性都被扣上“女强人”的帽子，什么成天工作啊，没有生活，也没有家庭。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我的看法正好相反，顾不好家庭的人，更干不好工作。你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工作第一，那是不正常的，也是不正确的。生活中不是仅工作一项内容，生活中的内容是很多的。当然，照顾家庭和开拓事业都要求付出精力和时间，当精力和时间发生矛盾时，你要权衡。哪方面紧迫就先顾哪方面。比如，如果父母有了重病，当然应该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到医院陪护他们。如果上级下达了紧急任务，当然可以取消周日带孩子出游的计划。这些都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决定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兼顾好各种角色。要有生活，有精彩的生活，有美满的生活，有幸福的家庭。要孝
敬老人，要关心社区，还要把工作做好。应该把各种角色都演好，才是一个成功人士。
业余时间加班的情况还是比较多，此外要回家探望老人，与孩子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事情。有时会去公园，有时与亲朋好友聚会，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干干家务，读读书报。现在总是感觉时间不够，要做的事情太多，真正意义上的业余时间也越来越少。 记：听说您有一个非常美满幸福的家庭，您的女儿现在美国学习，把在家里与您探讨世界军事问题的习惯带到了美国，是这样吗?
姚：我的家庭比较和谐。女儿参加学校为期一年的中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目前在美国一所高中学习。她对国际安全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的学校里经常与美国同学讨论国际上发生的大事，有时候还寻找进一步深化讨论的灵感。最近一段时间她与我讨论过台湾问题的由来、朝鲜核问题、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美国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等等。我女儿在国外学校还搞了个“中国俱乐部”，介绍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国高中生生活，以及中美生活比较，她的俱乐部很成功，引来了很多孩子参加“中国俱乐部”的活动。有时候想象一下16岁的女儿在美国，面对着众多的不同观点，发表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就觉得她真是一个很出色，很了不起的孩子。可能与我们家庭中浓厚的研讨氛围有关吧。
记：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对您的为人处事产生了哪些影响?您是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的?
姚：我处理“关系”的原则非常明确，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一切人际关系，表达意见明白无误，判断是非坚持原则，处理问题与人为善。比如，在与下属的关系上，工作中我要坚持职业标准。我是一个领导，你不要把我当成女领导。如果是这样，那你想从女领导那里期待什么?期待更多的温柔?更多的宽容?更多的丧失原则?那是不可能的。领导就是领导，必须严格要求。但在生活上，也要体察入微，给予应有的关心。
在与同事、朋友和邻居的关系上，我奉行“和为贵”的原则，热情大方，文明礼让。我的处事态度比较达观，可能与我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工作有一定关系吧，不喜欢太拘泥于小事，为人比较宽容，做事比较大度。
记：最近您刚刚被评为中国十大女杰之一，请您给军中女同胞们传授一下自己的成功之道。
姚：不要理所当然地享受女军人的优待，也不要心甘情愿地接受对女军人的歧视。作为女军人，我们就是要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女军人不是军中的花儿草儿，女军人就是军人，应该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不用另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别人才能不用“另类”的标准来对待你。不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你。什么时候能忘掉自己的性别，用“军人”的统一标准要求自己，什么时候就真正踏上了成功之路。
责任编辑／余彦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