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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河北涿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的辞职演说一时火爆互联网。这位局长推行的反题海战术的“三疑三探”改革方式遭遇广泛抵制，他本人也被迫下课。有人觉得他是英雄，有人对他不屑一顾。其实这场教改风波和郝金伦本人绝非一个标签所能解释。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论多长时间的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哪怕是一个月，我都不能接受。明知其错而为之，这个局长是不能干的，这是我的底线。”
这段话出自河北涿鹿县原教科局局长郝金伦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辞职讲话。因其在当地中小学推行的“三疑三探”课堂模式被全面叫停，郝金伦宣布辞职，并发表即兴演说，借此和涿鹿县的校长和老师们道别。
郝金伦任职期间，给校长和老师开过不少会，有校长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开会讲话，就录了音。之后有老师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这篇最先在百度“涿鹿吧”引发热议的辞职讲话全文很快走红网络。
郝金伦本人和他所在的河北县城涿鹿一时间备受关注。而在当地，“三疑三探”已经在一片质疑声中走过了两年多，这场教育改革背后的主推者郝金伦也早已是当地的名人。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却被大多数人所践踏。”尽管质疑声从未间断，然而郝金伦至今坚信，“三疑三探”所代表的探究式和自学式课堂是未来教育的大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满堂灌和题海战术终将被淘汰。
“县里叫停‘三疑三探’，我觉得很失望，辞职有点可惜，但不后悔。”郝金伦事后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如果不叫停，我相信再过三年或五年，涿鹿的教育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2013年8月，郝金伦就任涿鹿县教科局局长，这一年他刚满40岁。郝金伦此前在乡镇做党委书记，教科局局长是他第一份跟教育相关的工作。
三年前，郝金伦正是在他如今发表辞职讲话的地方发表了就职誓言，他那时就曾向涿鹿县的家长和孩子们承诺，要把涿鹿县的教育带上一个新台阶。“很多人就职是三分钟热度，慷慨激昂，我这把火是烧得越来越旺。”回看过去两年多的改革之路，郝金伦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总结。
上任之后，郝金伦发现涿鹿县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填鸭式讲课、机械重复的训练以及公开张榜公布成绩和排名等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他看来都是亟须改变的。“很多家长不懂教学，觉得这样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样。”他说。
当郝金伦寻求改变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河南省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的“三疑三探”课堂模式。2009年，该校时任校长杨文普开始在该校推行 “三疑三探”模式，两年之后，该校一本和本科上线率分别达到71%和94%，相比两年前，有了大幅提高。
“三疑三探”具体是指课堂教学过程的几个主要环节，即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传统课堂主要由老师讲授，“三疑三探”则把一堂课的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由学生来提问并讲解。
郝金伦非常崇拜“三疑三探”的发明者杨文普，二人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郝金伦看来，杨文普是难得的“实践大师”。
2014年4月，郝金伦带领教科局一行人专程到西峡县学习“三疑三探”课堂模式，为期五天。一个月后，涿鹿县第一批“三疑三探”实验班建成。涿鹿县的新一轮教改随之正式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郝金伦上任还不满一年。
在“三疑三探”的课堂上，全班学生先被分成几个小组，大家把疑问写在小纸条上，小组长收集之后交给老师，老师从中挑出几个问题，主要由学生来讲解。老师们每节课在讲台上只有五到十分钟的讲课时间。
“李白的收入主要构成是？”涿鹿中学一位教了20多年语文的老师李林被问住了。 “大伙都盯着高考，这样的问题，跟高考有关系吗？”不过，他还是为此专门去《百家讲坛》找来《康震评说李白》，从头看到尾，终于找到了李白的收入之谜。
2015年5月，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涿鹿中学的教师与来自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的教师团队就“三疑三探”教学模式进行交流和探讨。时任涿鹿县教科局局长的郝金伦（左二）参与交流活动。
“你说只能提哪种问题，就违背这个教学理念了。你怎么能打击学生的求知欲呢？”李林无奈地笑了。
“原来备课可能需要一个小时，这样一来，可能需要三个小时。”不少老师不愿意采用“三疑三探”的课堂模式，尤其是一些年长的老师。“他原本备一次课，能用好多年，你忽然让他重新备课，他就不高兴了。”郝金伦猜测，老师们之所以不支持“三疑三探”，可能跟自身工作量的增加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一切也并非这么简单。对于这场教育改革，郝金伦本人和很多涿鹿县的一线教师在观念上并未达成一致。
郝金伦强烈反对题海战术，认为这是最愚蠢的学习方法。而在很多老师们看来，题海战术的训练是必须的。
李林教语文20多年了，对于高考语文的出题门道，他自认为已经摸得很透。 “当出题人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真的问你怎么看吗？”他坚信一点，高考的题目都是有规律的，要摸透这个规律，唯有多做真题。
李林告诉我们，他和同事们也曾去西峡听课，结束后，讲课的老师会悄悄告诉他们，“学这种思想就好，不过该讲的一定要讲。”
李林的孩子读初中，他坦言，不敢把孩子领到“三疑三探”的课堂上。
作为这场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身兼老师和家长双重身份，李林这样总结，“这场改革之所以失败，关键是缺少群众基础啊。”
老师们的质疑大都停留在私下，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三疑三探”。相比之下，家长们的反弹迫切而激烈。反对的理由大致是：老师不讲课，在一旁喝茶或者玩手机，学生乱成一锅粥。对本次教改不满的声音陆续出现在“百度贴吧”的“涿鹿吧”里。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是对课堂的误解，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混乱。”郝金伦觉得有必要跟家长好好沟通一次，2015年7月15日晚，在涿鹿县实验小学的操场上，教科局为不同意参加教改的家长特意举办了一场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主要是实验小学和涿鹿县初级中学的家长。
“‘三疑三探’这么好，衡水中学（高考成绩突出，是河北省最知名的中学）为什么不用？”
“原来你是外行啊！”得知局长此前不在教育系统工作，家长表现得相当过激。
交流会期间，讲话用的是大喇叭，李林家住在实验小学旁边的小区，他听得很清楚，局长的讲话不断被家长们的提问打断。郝金伦试图改变家长的观念，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三疑三探’是什么？你知道‘三疑三探’吗？”之后的几天，这成了涿鹿县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必谈话题。
也正是这次交流会过后，实验小学和涿鹿县初级中学全面叫停了已经推行了半年多的“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前者是涿鹿县最好的小学，后者的生源占了全县初中生的30%，“三疑三探”教改也随着这两所学校的退出受到重击。
“教育改革就像做手术，结果病人的家属来干预，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顶着反对，郝金伦又坚持了一年。
郝金伦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大压力，甚至没有感到焦虑。偶尔郁闷的时候，他会读一些心灵鸡汤和佛教经典，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也会给他一些安慰。
“我是在克服各种困难去做这件事，但我做得兴趣盎然。虽然不断有指责和谩骂，但我乐在其中，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一件对孩子们和老百姓有价值的事情。”
他继续一边推行改革，一边致力于改变家长的观念。“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不支持改革，是因为他的知识面和视野的限制，他的理解程度没到达那里，我们不应该放弃他们，要通过教育去引领。”2016年，他创办了“涿鹿家庭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把自己读到的好文章推荐给家长，试图引领家长。
然而，郝金伦的努力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成效。2016年7月5日，涿鹿县两百多名学生家长走上街头，要求罢免郝金伦的局长职务。县委随后全面叫停了“三疑三探”教学改革。一周之后，郝金伦主动提出辞职。
当地的中学校长和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涿鹿县有不少留守儿童，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农村，父母多在外打工。李林是涿鹿中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教的班里，有四十几个孩子，其中三十几个是留守儿童。“经常有家长来学校找孩子，不知道孩子在哪个班，能知道在几年级就不错了。”李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涿鹿县，大多数家长一致认为，孩子以后要想有好的发展，还是要考大学，并且要考好大学。而郝金伦推行的“三疑三探”并没有让家长看到明确的希望。
郝金伦平日也会跟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有人认真去听，也有人不屑一顾。“不在一个频道上，他们认为毛坦厂（有‘亚洲最大高考工厂’之称）那样才是对的。”郝金伦说。
涿鹿中学一千多名高三考生，2016年一本上线93人。比起2015年的44人，足足翻了一倍还多。高考成绩公布之后，郝金伦难掩喜悦，他找人在校门口拉了个横幅，写了这么一句话：“‘三疑三探’显神威，涿鹿中学一本翻一番。”
涿鹿中学的老师李林显然有不同看法，他的分析是：今年之所以考得好，一是因为河北省扩招的缘故，二是今年的生源达到了近年最佳。
李林透露，“三疑三探”虽然在涿鹿中学推行了两年，但实际上，老师们是有选择的，“如果不检查，几乎没有老师完全照着‘三疑三探’模式来讲课。”
2015年冬天，在郝金伦的建议下，全县中小学教室安装起了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这一举动也曾引发不满，老师们觉得被监控，很不舒服。“实际上我这个是远程听课系统，因为教研员要频繁听课，他们去到最远的学校要长途跋涉一百多公里，这样非常费劲。”郝金伦这样解释。
即便是已经处于局长的监控之中，老师们还是有办法应对，他们很容易打造出“三疑三探”课堂假象，“学生讨论的标志就是大伙都站起来，上课的时候安排站起来一会就好。”
郝金伦也清楚，“三疑三探”在涿鹿中学未能落到实处。高考前半年，涿鹿中学换了新校长，“这才真正用了起来，用了灵活的模式，‘三疑三探’的精髓。”
2015年1月，涿鹿中学的一次“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引领示范课上，授课教师展示《唯物辨证法矛盾观》复习课。
新一任校长是郝金伦推荐的人选，经过教科局局务会通过后上任。“我看中他年轻有活力，思想解放，大刀阔斧。”郝金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非常反对任命校长要论资排辈。“我要求我的校长每个人都要像老虎一样，斗志昂昂，有人觉得我苦熬了几十年，终于熬上来了，结果上任后什么都不干。”
其实，涿鹿县的老师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三疑三探”。
改革之初，郝金伦给涿鹿中学全体老师开会，也曾赢得满堂喝彩。“你也希望孩子能够快乐成长，当有人给你描绘出这么一幅图景，你当然也会心动。”李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郝金伦上任后，提高了班主任津贴，老师们的动力也被调动起来了。尽管如此，当老师们真正在课堂中实践“三疑三探”时，发现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学生们讨论时，老师凑近听，经常听到诸如“昨天晚上你去干吗了”这样跟课堂无关的闲聊。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这样一来，没有自控力的孩子什么都学不到，学生之间的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拉大。
而推行“三疑三探”期间，小学和初中取消了考试，在郝金伦看来，公开成绩和排名，就是在给差生贴标签。不过也有人怀疑，郝金伦希望借此限制生源的外流。在推行“三疑三探”期间，为了防止本地生源外流，郝金伦确实做了很多尝试。 涿鹿县初级中学的门口，教科局关于严禁教师向县域外学校推荐学生的通知告示非常显眼，告示明确表示：老师一旦被举报，根据严重程度，将取消当年的评优资格，调离原单位，到偏远山区工作，扣罚当年绩效工资。郝金伦也会亲自劝说家长，以及公开叫板衡水中学等在本县招生的学校。
作为局长，郝金伦想尽办法让当地的孩子不要去外地读书。而作为一个父亲，郝金伦却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外地读书。他的女儿只在涿鹿县读到小学，初中就去了张家口市最好的中学张家口九中，之后去了河北省重点中学正定中学。
当郝金伦在涿鹿县推行“三疑三探”后，他曾把女儿转回涿鹿中学。妻子和他曾为此事有过争吵，惊动了左邻右舍。涿鹿中学的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郝金伦的女儿转到这里后，郝金伦为女儿挑选了各科任课老师，组成了一个班。但郝金伦不这样看。“我的孩子成绩，在涿鹿中学是前三名，所有的中学都把最好的老师配备给最好的学生，冲击高考，这在全国都是这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班不是单独为她而设，是为所有成绩好的学生而设的。”对于指定任课老师一说，郝金伦在电话那头，连说了三遍“我没有干预这个事情”。
女儿在涿鹿中学只待了半年，郝金伦又把她送到了北京昌平一家实行混班制的培训机构。“因为我特别推崇自学，这里（昌平学校）的老师几乎不讲，‘三疑三探’课堂上，老师还是要讲个五分钟到十分钟，我觉得这都是多余的。”
“读书不为稻粱谋。”这是郝金伦一直倡导的教育观。他理想中的教育，培养出的应该是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的学生。
“整个社会都呈现出功利化倾向，上小学初中高中就为了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就为了找份好工作。为国家、为真理、为科学而奉献的孩子却越来越少。”身为改革者，郝金伦总能在鲁迅的文章中找到共鸣，他希望自己能像鲁迅先生一样，解剖并治愈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
可是回到父亲的身份，郝金伦又和中国大多数父母并无不同，他对女儿即将到来的高考相当重视。虽然反对题海战术，但他一直坚信，高考是底层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他也想过，如果女儿考上北大或者复旦，涿鹿中学以后的招生就会非常容易了，很多孩子就不去衡水了。他的女儿今年9月就将升入高三，也将会回到涿鹿本地读书。
辞去教科局局长一职之后，郝金伦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并没停下来。他每天还是会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至少五篇与教育相关的文章，有时也会分享自己正在读的书籍。
读书和运动是郝金伦的两大嗜好。他从15岁开始坚持做运动，每天五点半起床，快走一个多小时。读书的习惯开始于大学时期。近两年，每年读近百本书，教育类的居多。涿鹿县的校长和老师们都知道，局长爱读书。给老师开会的时候，他经常直接拿出书来，“我最近读了叶圣陶老先生的书，我给你读一下，他当年是如何如何。”涿鹿中学的老师李林回忆，“他越是说，我给你讲一讲教学理论，老师们越是对他不认可。”李林觉得，读书是好事，但局长有点照搬书本，有点太理想化了。
除了读书，提起郝金伦，很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觉得他不太懂得通融。老同事去办公室找他，希望他帮忙办点事，他也不卖这个面子;说好只见十分钟，十分钟一到，立即送客。
任教科局长两年多的时间里，郝金伦一直是白加黑、五加二地工作。郝金伦的一位朋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郝的家庭聚餐，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到，最早一个离开。
“他确实是希望涿鹿的教育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在涿鹿县，很多人不看好“三疑三探”，却对郝金伦本人表示敬佩。
涿鹿中学在县城的西北边，比较偏僻，早上六点钟，学生们上早操的时候，郝金伦就会出现在学校，晚自习的时候，也经常能在学校看到他。“他一周会来好几次。”涿鹿中学的门卫师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涿鹿县初级中学，学生早操的时候，突然发现班级队伍后面多了一个人，一看是局长。
发表辞职演说时，郝金伦一度落泪。他说，自己在家里看倪萍主持的寻亲节目《等着我》的时候，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也经常看到热泪盈眶。“我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
“局长人是很好，但他还有一个官的身份。”在涿鹿县，很多老师宁愿把课堂伪装成“三疑三探”模式，也不敢跟局长好好交流一下自己对“三疑三探”的真实看法。老师们自己也很少公开讨论这个话题。而现在，似乎一切都过去了。
郝金伦说，至于下一步的工作，他还没有计划。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论多长时间的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哪怕是一个月，我都不能接受。明知其错而为之，这个局长是不能干的，这是我的底线。”
这段话出自河北涿鹿县原教科局局长郝金伦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辞职讲话。因其在当地中小学推行的“三疑三探”课堂模式被全面叫停，郝金伦宣布辞职，并发表即兴演说，借此和涿鹿县的校长和老师们道别。
郝金伦任职期间，给校长和老师开过不少会，有校长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开会讲话，就录了音。之后有老师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这篇最先在百度“涿鹿吧”引发热议的辞职讲话全文很快走红网络。
郝金伦本人和他所在的河北县城涿鹿一时间备受关注。而在当地，“三疑三探”已经在一片质疑声中走过了两年多，这场教育改革背后的主推者郝金伦也早已是当地的名人。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却被大多数人所践踏。”尽管质疑声从未间断，然而郝金伦至今坚信，“三疑三探”所代表的探究式和自学式课堂是未来教育的大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满堂灌和题海战术终将被淘汰。
“县里叫停‘三疑三探’，我觉得很失望，辞职有点可惜，但不后悔。”郝金伦事后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如果不叫停，我相信再过三年或五年，涿鹿的教育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大伙都盯着高考，这样的问题，跟高考有关系吗”
2013年8月，郝金伦就任涿鹿县教科局局长，这一年他刚满40岁。郝金伦此前在乡镇做党委书记，教科局局长是他第一份跟教育相关的工作。
三年前，郝金伦正是在他如今发表辞职讲话的地方发表了就职誓言，他那时就曾向涿鹿县的家长和孩子们承诺，要把涿鹿县的教育带上一个新台阶。“很多人就职是三分钟热度，慷慨激昂，我这把火是烧得越来越旺。”回看过去两年多的改革之路，郝金伦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总结。
上任之后，郝金伦发现涿鹿县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填鸭式讲课、机械重复的训练以及公开张榜公布成绩和排名等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他看来都是亟须改变的。“很多家长不懂教学，觉得这样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样。”他说。
当郝金伦寻求改变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河南省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的“三疑三探”课堂模式。2009年，该校时任校长杨文普开始在该校推行 “三疑三探”模式，两年之后，该校一本和本科上线率分别达到71%和94%，相比两年前，有了大幅提高。
“三疑三探”具体是指课堂教学过程的几个主要环节，即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传统课堂主要由老师讲授，“三疑三探”则把一堂课的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由学生来提问并讲解。
郝金伦非常崇拜“三疑三探”的发明者杨文普，二人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郝金伦看来，杨文普是难得的“实践大师”。
2014年4月，郝金伦带领教科局一行人专程到西峡县学习“三疑三探”课堂模式，为期五天。一个月后，涿鹿县第一批“三疑三探”实验班建成。涿鹿县的新一轮教改随之正式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郝金伦上任还不满一年。
在“三疑三探”的课堂上，全班学生先被分成几个小组，大家把疑问写在小纸条上，小组长收集之后交给老师，老师从中挑出几个问题，主要由学生来讲解。老师们每节课在讲台上只有五到十分钟的讲课时间。
“李白的收入主要构成是？”涿鹿中学一位教了20多年语文的老师李林被问住了。 “大伙都盯着高考，这样的问题，跟高考有关系吗？”不过，他还是为此专门去《百家讲坛》找来《康震评说李白》，从头看到尾，终于找到了李白的收入之谜。
“你说只能提哪种问题，就违背这个教学理念了。你怎么能打击学生的求知欲呢？”李林无奈地笑了。
“原来备课可能需要一个小时，这样一来，可能需要三个小时。”不少老师不愿意采用“三疑三探”的课堂模式，尤其是一些年长的老师。“他原本备一次课，能用好多年，你忽然让他重新备课，他就不高兴了。”郝金伦猜测，老师们之所以不支持“三疑三探”，可能跟自身工作量的增加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一切也并非这么简单。对于这场教育改革，郝金伦本人和很多涿鹿县的一线教师在观念上并未达成一致。
郝金伦强烈反对题海战术，认为这是最愚蠢的学习方法。而在很多老师们看来，题海战术的训练是必须的。
李林教语文20多年了，对于高考语文的出题门道，他自认为已经摸得很透。 “当出题人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真的问你怎么看吗？”他坚信一点，高考的题目都是有规律的，要摸透这个规律，唯有多做真题。
李林告诉我们，他和同事们也曾去西峡听课，结束后，讲课的老师会悄悄告诉他们，“学这种思想就好，不过该讲的一定要讲。”
李林的孩子读初中，他坦言，不敢把孩子领到“三疑三探”的课堂上。
作为这场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身兼老师和家长双重身份，李林这样总结，“这场改革之所以失败，关键是缺少群众基础啊。”
老师们的质疑大都停留在私下，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三疑三探”。相比之下，家长们的反弹迫切而激烈。反对的理由大致是：老师不讲课，在一旁喝茶或者玩手机，学生乱成一锅粥。对本次教改不满的声音陆续出现在“百度贴吧”的“涿鹿吧”里。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是对课堂的误解，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混乱。”郝金伦觉得有必要跟家长好好沟通一次，2015年7月15日晚，在涿鹿县实验小学的操场上，教科局为不同意参加教改的家长特意举办了一场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主要是实验小学和涿鹿县初级中学的家长。
“‘三疑三探’这么好，衡水中学（高考成绩突出，是河北省最知名的中学）为什么不用？”
“原来你是外行啊！”得知局长此前不在教育系统工作，家长表现得相当过激。
交流会期间，讲话用的是大喇叭，李林家住在实验小学旁边的小区，他听得很清楚，局长的讲话不断被家长们的提问打断。郝金伦试图改变家长的观念，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三疑三探’是什么？你知道‘三疑三探’吗？”之后的几天，这成了涿鹿县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必谈话题。
也正是这次交流会过后，实验小学和涿鹿县初级中学全面叫停了已经推行了半年多的“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前者是涿鹿县最好的小学，后者的生源占了全县初中生的30%，“三疑三探”教改也随着这两所学校的退出受到重击。
“虽然不断有指责和谩骂，但我乐在其中”
“教育改革就像做手术，结果病人的家属来干预，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顶着反对，郝金伦又坚持了一年。
郝金伦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大压力，甚至没有感到焦虑。偶尔郁闷的时候，他会读一些心灵鸡汤和佛教经典，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也会给他一些安慰。
“我是在克服各种困难去做这件事，但我做得兴趣盎然。虽然不断有指责和谩骂，但我乐在其中，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一件对孩子们和老百姓有价值的事情。”
他继续一边推行改革，一边致力于改变家长的观念。“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不支持改革，是因为他的知识面和视野的限制，他的理解程度没到达那里，我们不应该放弃他们，要通过教育去引领。”2016年，他创办了“涿鹿家庭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把自己读到的好文章推荐给家长，试图引领家长。
然而，郝金伦的努力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成效。2016年7月5日，涿鹿县两百多名学生家长走上街头，要求罢免郝金伦的局长职务。县委随后全面叫停了“三疑三探”教学改革。一周之后，郝金伦主动提出辞职。
当地的中学校长和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涿鹿县有不少留守儿童，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农村，父母多在外打工。李林是涿鹿中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教的班里，有四十几个孩子，其中三十几个是留守儿童。“经常有家长来学校找孩子，不知道孩子在哪个班，能知道在几年级就不错了。”李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涿鹿县，大多数家长一致认为，孩子以后要想有好的发展，还是要考大学，并且要考好大学。而郝金伦推行的“三疑三探”并没有让家长看到明确的希望。
郝金伦平日也会跟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有人认真去听，也有人不屑一顾。“不在一个频道上，他们认为毛坦厂（有‘亚洲最大高考工厂’之称）那样才是对的。”郝金伦说。
涿鹿中学一千多名高三考生，2016年一本上线93人。比起2015年的44人，足足翻了一倍还多。高考成绩公布之后，郝金伦难掩喜悦，他找人在校门口拉了个横幅，写了这么一句话：“‘三疑三探’显神威，涿鹿中学一本翻一番。”
涿鹿中学的老师李林显然有不同看法，他的分析是：今年之所以考得好，一是因为河北省扩招的缘故，二是今年的生源达到了近年最佳。
李林透露，“三疑三探”虽然在涿鹿中学推行了两年，但实际上，老师们是有选择的，“如果不检查，几乎没有老师完全照着‘三疑三探’模式来讲课。”
2015年冬天，在郝金伦的建议下，全县中小学教室安装起了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这一举动也曾引发不满，老师们觉得被监控，很不舒服。“实际上我这个是远程听课系统，因为教研员要频繁听课，他们去到最远的学校要长途跋涉一百多公里，这样非常费劲。”郝金伦这样解释。
即便是已经处于局长的监控之中，老师们还是有办法应对，他们很容易打造出“三疑三探”课堂假象，“学生讨论的标志就是大伙都站起来，上课的时候安排站起来一会就好。”
郝金伦也清楚，“三疑三探”在涿鹿中学未能落到实处。高考前半年，涿鹿中学换了新校长，“这才真正用了起来，用了灵活的模式，‘三疑三探’的精髓。”
新一任校长是郝金伦推荐的人选，经过教科局局务会通过后上任。“我看中他年轻有活力，思想解放，大刀阔斧。”郝金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非常反对任命校长要论资排辈。“我要求我的校长每个人都要像老虎一样，斗志昂昂，有人觉得我苦熬了几十年，终于熬上来了，结果上任后什么都不干。”
其实，涿鹿县的老师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三疑三探”。
改革之初，郝金伦给涿鹿中学全体老师开会，也曾赢得满堂喝彩。“你也希望孩子能够快乐成长，当有人给你描绘出这么一幅图景，你当然也会心动。”李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郝金伦上任后，提高了班主任津贴，老师们的动力也被调动起来了。尽管如此，当老师们真正在课堂中实践“三疑三探”时，发现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学生们讨论时，老师凑近听，经常听到诸如“昨天晚上你去干吗了”这样跟课堂无关的闲聊。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这样一来，没有自控力的孩子什么都学不到，学生之间的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拉大。
而推行“三疑三探”期间，小学和初中取消了考试，在郝金伦看来，公开成绩和排名，就是在给差生贴标签。不过也有人怀疑，郝金伦希望借此限制生源的外流。在推行“三疑三探”期间，为了防止本地生源外流，郝金伦确实做了很多尝试。 涿鹿县初级中学的门口，教科局关于严禁教师向县域外学校推荐学生的通知告示非常显眼，告示明确表示：老师一旦被举报，根据严重程度，将取消当年的评优资格，调离原单位，到偏远山区工作，扣罚当年绩效工资。郝金伦也会亲自劝说家长，以及公开叫板衡水中学等在本县招生的学校。
“局长人是很好，但他还有一个官的身份”
作为局长，郝金伦想尽办法让当地的孩子不要去外地读书。而作为一个父亲，郝金伦却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外地读书。他的女儿只在涿鹿县读到小学，初中就去了张家口市最好的中学张家口九中，之后去了河北省重点中学正定中学。
当郝金伦在涿鹿县推行“三疑三探”后，他曾把女儿转回涿鹿中学。妻子和他曾为此事有过争吵，惊动了左邻右舍。涿鹿中学的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郝金伦的女儿转到这里后，郝金伦为女儿挑选了各科任课老师，组成了一个班。但郝金伦不这样看。“我的孩子成绩，在涿鹿中学是前三名，所有的中学都把最好的老师配备给最好的学生，冲击高考，这在全国都是这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班不是单独为她而设，是为所有成绩好的学生而设的。”对于指定任课老师一说，郝金伦在电话那头，连说了三遍“我没有干预这个事情”。
女儿在涿鹿中学只待了半年，郝金伦又把她送到了北京昌平一家实行混班制的培训机构。“因为我特别推崇自学，这里（昌平学校）的老师几乎不讲，‘三疑三探’课堂上，老师还是要讲个五分钟到十分钟，我觉得这都是多余的。”
“读书不为稻粱谋。”这是郝金伦一直倡导的教育观。他理想中的教育，培养出的应该是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的学生。
“整个社会都呈现出功利化倾向，上小学初中高中就为了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就为了找份好工作。为国家、为真理、为科学而奉献的孩子却越来越少。”身为改革者，郝金伦总能在鲁迅的文章中找到共鸣，他希望自己能像鲁迅先生一样，解剖并治愈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
可是回到父亲的身份，郝金伦又和中国大多数父母并无不同，他对女儿即将到来的高考相当重视。虽然反对题海战术，但他一直坚信，高考是底层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他也想过，如果女儿考上北大或者复旦，涿鹿中学以后的招生就会非常容易了，很多孩子就不去衡水了。他的女儿今年9月就将升入高三，也将会回到涿鹿本地读书。
辞去教科局局长一职之后，郝金伦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并没停下来。他每天还是会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至少五篇与教育相关的文章，有时也会分享自己正在读的书籍。
读书和运动是郝金伦的两大嗜好。他从15岁开始坚持做运动，每天五点半起床，快走一个多小时。读书的习惯开始于大学时期。近两年，每年读近百本书，教育类的居多。涿鹿县的校长和老师们都知道，局长爱读书。给老师开会的时候，他经常直接拿出书来，“我最近读了叶圣陶老先生的书，我给你读一下，他当年是如何如何。”涿鹿中学的老师李林回忆，“他越是说，我给你讲一讲教学理论，老师们越是对他不认可。”李林觉得，读书是好事，但局长有点照搬书本，有点太理想化了。
除了读书，提起郝金伦，很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觉得他不太懂得通融。老同事去办公室找他，希望他帮忙办点事，他也不卖这个面子;说好只见十分钟，十分钟一到，立即送客。
任教科局长两年多的时间里，郝金伦一直是白加黑、五加二地工作。郝金伦的一位朋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郝的家庭聚餐，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到，最早一个离开。
“他确实是希望涿鹿的教育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在涿鹿县，很多人不看好“三疑三探”，却对郝金伦本人表示敬佩。
涿鹿中学在县城的西北边，比较偏僻，早上六点钟，学生们上早操的时候，郝金伦就会出现在学校，晚自习的时候，也经常能在学校看到他。“他一周会来好几次。”涿鹿中学的门卫师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涿鹿县初级中学，学生早操的时候，突然发现班级队伍后面多了一个人，一看是局长。
发表辞职演说时，郝金伦一度落泪。他说，自己在家里看倪萍主持的寻亲节目《等着我》的时候，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也经常看到热泪盈眶。“我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
“局长人是很好，但他还有一个官的身份。”在涿鹿县，很多老师宁愿把课堂伪装成“三疑三探”模式，也不敢跟局长好好交流一下自己对“三疑三探”的真实看法。老师们自己也很少公开讨论这个话题。而现在，似乎一切都过去了。
郝金伦说，至于下一步的工作，他还没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