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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解放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 ”这是1939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题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在战时首都及南方国民党统治区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是国共两党联系的枢纽，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直接交往的主渠道。抗战期间，为救亡图存、共赴国难，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南方国统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宣传鼓动持久抗战，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时局逆转的形势下，以民族至上的理念，相忍为国，始终坚持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始终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以赢得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为遵循毛泽东提出的“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多方面尤其在军事、文化、外交方面进行卓越统战工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与国方合作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抗战培养军事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国民政府及其有关方面的军事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军事统战工作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为争取这场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方局十分重视与国民政府及其有关方面的军事统战工作，1939年南方局成立伊始，就专门设立了由南方局常委、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兼组长且具体负责军事统战工作的军事组。南方局军事工作，着重协调国共间的军事联络，保持双方军情的沟通。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同为国民革命军的国共两党军队的总任务是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在执行具体的对敌作战中则是分别承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但须配合行动，互通情报。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的指示，以中共代表和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代表等身份，积极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对国民党采取真诚合作的态度，竭力推动国共军事合作，共同抗击日寇。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是年底，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认识到正面作战的失败教训，力图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会议决定第二期抗战实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决定仿效八路军战场的经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中共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南方局派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和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该班的教学工作，叶剑英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并任训练班副教育长。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自1939年2月开办至1942年停办，共举办了7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军事机构。它是在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中共方面派出参加的人员均为南方局军事组成员，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可以说，这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和南方局军事统战工作的亮点。
中共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国民党军队学员的影响十分巨大，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并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仅前三期就培养出了3000多名抗日游击人才，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也是国共两党开展军事合作最有成效的一个范例。
此外，南方局军事组还承担着将中共军队对日军作战的战况，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有关部门报告，互通情报，加强国共两党军队的联络与沟通，为协同抗战，打击日伪军充当“桥梁”作用。
二、领导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为抗战发出怒吼
中共中央南方局十分注重对抗战的宣传和引导，专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文化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充分利用合法条件和组织，发展抗战文化，竭力团结关心一切赞成抗日民主的文化人士，成功引导了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运动，为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中国抗战一步步走向胜利。
抗战爆发以来，重庆和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一直很高，渴望早日把日寇侵略者赶出国门。但是，随着广州、武汉接连失陷，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前途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
为坚定民众抗战的信念、宣传发动千百万人民投身抗战洪流，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以海纳百川、相忍为国的胸怀积极团结领导广大文化人士，充分利用一切形式和机会，深入群众、启发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投身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
周恩来认为，在重庆及国民党统治区民众中出现对抗战前程途悲观的现象，并非群众落后，而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深入群众，我们的抗战立场和主张没有被他们了解。因此，他要求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各地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务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到民众之中去进行宣传动员，一定要高举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旗帜，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大声疾呼。周恩来也身体力行，亲自到学校、工厂以及群众集会场合去演讲抗战局势。
为鼓舞民众抗战，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在战时首都重庆多次作演讲，详细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点。他们的演讲使大家看到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光明，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民众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战期间为发挥文化界对抗战宣传作用，周恩来为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为标志，建立起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第三厅工作。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文化界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时代精神光照下得到空前的弘扬。 1938年10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下，在重庆举办第一届戏剧节。戏剧节因采用街头演出形式，因而观众高达数十万人。
由于日机狂轰滥炸，重庆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而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这期间，因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遂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 前后四届“雾季公演”共有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共演出大型话剧《天国春秋》、《屈原》等110多台，为抗战发出怒吼。“雾季公演”创造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成为中国话剧史的黄金时代。
不仅抗战戏剧进入鼎盛，同时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事业也进入高潮。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大批电影工作者先后迁到重庆，他们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出产了一大批反映抗战现实，配合抗日战争的优秀影片。如故事片《八百壮士》、《热血忠魂》等，都以抗战现实为主题，激励人民保家为国，投身抗战。
抗战时期，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在大后方广泛开展对文化艺术界的统战工作，大大增强了党在大后方进步文化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造就了一支高举抗战民主大旗、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这促使广大进步文化人，不仅自身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火热战场，更重要的是他们扮演着宣传者、组织者和带头人的角色，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起到了宣传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和团结民众的作用，从而增强了国统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开拓外事工作，赢得国际反法西阵营的认同和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鉴于世界的新形势而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注意同世界上一切反侵略国家进行联络，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因中共中央地处偏僻的延安，受到国民党的封锁，要同国际社会接触十分困难。因此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活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身上。
南方局成立后，为了扩大对外宣传，加强对外联络，专门设立了外事工作机构——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南方局将其外事工作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宣传、交友、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美英对华政策，打开对外联络的窗口，促进抗战的胜利，进而使中共的影响扩大到国际社会，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武汉沦陷后，各国驻华使团、记者及各国友好人士云集重庆，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中国的国际活动中心。在这里，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及其外事组，结合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的变化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抓住各种有利的机会，进行广泛细致的工作，扩大对外宣传，加强对外联络。从与新闻记者、一般国际友好人士交往到与各国使团和政府高级官员接触；从一般宣传了解性接触到共同商讨一些关于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并且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和联系，这不仅促成了各国记者访问延安和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驻延安，还争取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
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的同志在重庆期间，把外事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且十分广泛、活跃和深入。南方局广泛接触和会晤的外国人士，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谢伟思以及总统特使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等。外事组向他们详尽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并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向他们介绍敌后解放区战场抗日斗争的情况，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降日反共的卑劣行径。这对于中共扩大对外宣传、扩大影响，获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濒临破裂。南方局从抗战大局出发，立即开展国际统战工作。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经过真相告诉了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和驻华大使潘友新，希望苏联对此事给以关注，施以影响。苏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
1941年2月，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来华，周恩来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居里晤谈。周恩来向居里解释了中共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若干材料，说明了国民党军围剿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居里告诉周恩来，美国的政策是赞成中国统一，不主张扩大内战，并希望国民政府实行改革。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而使抗战熄火，中国也就不可能起到牵制日本南进的作用。居里认同周恩来的观点，并对国民政府施以压力，要求国共不能搞分裂。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得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后，立即约见周恩来，了解事变的具体情况，并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紧接着卡尔拜会蒋介石，表明英国不赞成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之际反共，劝其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接到卡尔的报告后，也致电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抗战期间，周恩来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不断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共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国共分裂的斗争中，都得到过卡尔的支持。1941年2月，美国总统代表居里访华，顽固派极力阻挠周恩来与居里接触。在卡尔大使的帮助下，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代表居里。1942年，周恩来为即将离职回国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新华日报》上两发社论：《惜别卡尔大使》、《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卡尔回国前预言：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他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
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认识了中共，使他们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未来”。南方局开拓性的外交统战工作，广泛争取了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持，扩大和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维系了中国合作抗战的局面，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对南方局的统战历史记忆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讲：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战时首都重庆这一特殊历史舞台上，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国统区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 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新 华
一、与国方合作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抗战培养军事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国民政府及其有关方面的军事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军事统战工作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为争取这场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方局十分重视与国民政府及其有关方面的军事统战工作，1939年南方局成立伊始，就专门设立了由南方局常委、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兼组长且具体负责军事统战工作的军事组。南方局军事工作，着重协调国共间的军事联络，保持双方军情的沟通。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同为国民革命军的国共两党军队的总任务是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在执行具体的对敌作战中则是分别承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但须配合行动，互通情报。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的指示，以中共代表和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代表等身份，积极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对国民党采取真诚合作的态度，竭力推动国共军事合作，共同抗击日寇。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是年底，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认识到正面作战的失败教训，力图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会议决定第二期抗战实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决定仿效八路军战场的经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中共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南方局派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和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该班的教学工作，叶剑英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并任训练班副教育长。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自1939年2月开办至1942年停办，共举办了7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军事机构。它是在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中共方面派出参加的人员均为南方局军事组成员，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可以说，这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和南方局军事统战工作的亮点。
中共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国民党军队学员的影响十分巨大，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并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仅前三期就培养出了3000多名抗日游击人才，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也是国共两党开展军事合作最有成效的一个范例。
此外，南方局军事组还承担着将中共军队对日军作战的战况，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有关部门报告，互通情报，加强国共两党军队的联络与沟通，为协同抗战，打击日伪军充当“桥梁”作用。
二、领导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为抗战发出怒吼
中共中央南方局十分注重对抗战的宣传和引导，专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文化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充分利用合法条件和组织，发展抗战文化，竭力团结关心一切赞成抗日民主的文化人士，成功引导了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运动，为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中国抗战一步步走向胜利。
抗战爆发以来，重庆和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一直很高，渴望早日把日寇侵略者赶出国门。但是，随着广州、武汉接连失陷，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前途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
为坚定民众抗战的信念、宣传发动千百万人民投身抗战洪流，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以海纳百川、相忍为国的胸怀积极团结领导广大文化人士，充分利用一切形式和机会，深入群众、启发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投身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
周恩来认为，在重庆及国民党统治区民众中出现对抗战前程途悲观的现象，并非群众落后，而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深入群众，我们的抗战立场和主张没有被他们了解。因此，他要求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各地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务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到民众之中去进行宣传动员，一定要高举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旗帜，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大声疾呼。周恩来也身体力行，亲自到学校、工厂以及群众集会场合去演讲抗战局势。
为鼓舞民众抗战，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在战时首都重庆多次作演讲，详细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点。他们的演讲使大家看到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光明，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民众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战期间为发挥文化界对抗战宣传作用，周恩来为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为标志，建立起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第三厅工作。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文化界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时代精神光照下得到空前的弘扬。 1938年10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下，在重庆举办第一届戏剧节。戏剧节因采用街头演出形式，因而观众高达数十万人。
由于日机狂轰滥炸，重庆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而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这期间，因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遂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 前后四届“雾季公演”共有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共演出大型话剧《天国春秋》、《屈原》等110多台，为抗战发出怒吼。“雾季公演”创造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成为中国话剧史的黄金时代。
不仅抗战戏剧进入鼎盛，同时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事业也进入高潮。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大批电影工作者先后迁到重庆，他们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出产了一大批反映抗战现实，配合抗日战争的优秀影片。如故事片《八百壮士》、《热血忠魂》等，都以抗战现实为主题，激励人民保家为国，投身抗战。
抗战时期，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在大后方广泛开展对文化艺术界的统战工作，大大增强了党在大后方进步文化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造就了一支高举抗战民主大旗、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这促使广大进步文化人，不仅自身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火热战场，更重要的是他们扮演着宣传者、组织者和带头人的角色，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起到了宣传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和团结民众的作用，从而增强了国统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开拓外事工作，赢得国际反法西阵营的认同和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鉴于世界的新形势而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注意同世界上一切反侵略国家进行联络，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因中共中央地处偏僻的延安，受到国民党的封锁，要同国际社会接触十分困难。因此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活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身上。
南方局成立后，为了扩大对外宣传，加强对外联络，专门设立了外事工作机构——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南方局将其外事工作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宣传、交友、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美英对华政策，打开对外联络的窗口，促进抗战的胜利，进而使中共的影响扩大到国际社会，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武汉沦陷后，各国驻华使团、记者及各国友好人士云集重庆，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中国的国际活动中心。在这里，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及其外事组，结合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的变化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抓住各种有利的机会，进行广泛细致的工作，扩大对外宣传，加强对外联络。从与新闻记者、一般国际友好人士交往到与各国使团和政府高级官员接触；从一般宣传了解性接触到共同商讨一些关于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并且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和联系，这不仅促成了各国记者访问延安和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驻延安，还争取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
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的同志在重庆期间，把外事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且十分广泛、活跃和深入。南方局广泛接触和会晤的外国人士，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谢伟思以及总统特使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等。外事组向他们详尽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并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向他们介绍敌后解放区战场抗日斗争的情况，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降日反共的卑劣行径。这对于中共扩大对外宣传、扩大影响，获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濒临破裂。南方局从抗战大局出发，立即开展国际统战工作。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经过真相告诉了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和驻华大使潘友新，希望苏联对此事给以关注，施以影响。苏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
1941年2月，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来华，周恩来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居里晤谈。周恩来向居里解释了中共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若干材料，说明了国民党军围剿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居里告诉周恩来，美国的政策是赞成中国统一，不主张扩大内战，并希望国民政府实行改革。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而使抗战熄火，中国也就不可能起到牵制日本南进的作用。居里认同周恩来的观点，并对国民政府施以压力，要求国共不能搞分裂。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得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后，立即约见周恩来，了解事变的具体情况，并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紧接着卡尔拜会蒋介石，表明英国不赞成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之际反共，劝其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接到卡尔的报告后，也致电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抗战期间，周恩来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不断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共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国共分裂的斗争中，都得到过卡尔的支持。1941年2月，美国总统代表居里访华，顽固派极力阻挠周恩来与居里接触。在卡尔大使的帮助下，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代表居里。1942年，周恩来为即将离职回国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新华日报》上两发社论：《惜别卡尔大使》、《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卡尔回国前预言：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他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
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认识了中共，使他们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未来”。南方局开拓性的外交统战工作，广泛争取了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持，扩大和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维系了中国合作抗战的局面，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对南方局的统战历史记忆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讲：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战时首都重庆这一特殊历史舞台上，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国统区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 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新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