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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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济南晨报》《工商月报》和山东中华通讯社工作,后来又和同人李寿庭、陈心斋等创办了《家庭周报》。摊子大了,时常感到人手不足;同时,我们这些办报人,又都不是科班出身,缺乏新闻事业素养和新闻专业知识,也盼望有个自学进修的环境条件,而且当时年轻,书生意气,颇有点振兴中华新闻事业的抱负,于是,就商量搞点新闻教育,办个新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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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济南晨报》《工商月报》和山东中华通讯社工作,后来又和同人李寿庭、陈心斋等创办了《家庭周报》。摊子大了,时常感到人手不足;同时,我们这些办报人,又都不是科班出身,缺乏新闻事业素养和新闻专业知识,也盼望有个自学进修的环境条件,而且当时年轻,书生意气,颇有点振兴中华新闻事业的抱负,于是,就商量搞点新闻教育,办个新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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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进入《大公报》的?1929年至1930年,我在上海民治新闻学院(后来改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以后,感到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多着重商业化经营,比较了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后,认为天津《大公报》的特点比较突出,很有发展前途,故于1930年暑期离沪赴津,想在天津《大公报》找到实习新闻工作的机会。
1933年从春天到秋天,“天津人公报副刊《小公园》,曾一度成为发表‘左联'成员作品的主要场所。”①过去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由于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和张香山同志发表《天津“左联”的片断回忆》等文章才逐渐传开。
“街谈巷议”是《羊城晚报》一版的言论专栏。1980年2月《羊城晚报》复刊时,总编辑吴有恒提出,根据“反映生活、干预生活、丰富生活、引导生活”的办报方针,晚报“新闻主攻,副刊主守”。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和建国初期,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对新华社的建设、对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都做出了重大方献。是我们党新闻事业的杰出战士。“……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献给人民,真正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对革命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火一样的热情……”
这篇大事记是为编撰《解放日报史》和为研究该报提供一个概要的线索而编写的。“大事记”以记述《解放日报》的主要宣传内容、报纸的改革过程和报社内部事务为主。考虑到写史的需要,也简要地记述了与该报有关的背景材料。在“大事记”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和原在解放日报社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资料又不够充分,在内容和编排上都可能有不妥之处,因此,“大事记”仍为征求意见稿。我们热切希望“老解放”们能从“大事记”提供的线索中受到启发,回忆四十年前在延安从事新闻工作的峥嵘岁月,积极为本丛
在1948年初,上海新闻界曾有“西北经济考察团”的组织,作太原之行。人们不禁要问:当时解放战争已转入进攻阶段,太原处于孤城被围的困境,有何“经济考察”之可言呢?并且该团以“西北”地区命名,似乎范围很大,而实际是只到了太原孤城一座;该团以经济考察为标榜,似乎应该作一些经济调查,而实际是“团”内既无经济专家,所有的活动也称不上经济调査。
一篇普通的文章,可能不止一个人执笔,但是小说,除非像高兰墅续写《红楼梦》,那是硬续,不是合写,也不是受人之托,但近代报上连载的小说,因为不是一下子写成功一部作品,而是每天写几百字,于是小说也不一定出于一个人之手。
XX同志:手示奉悉,稽复为歉!来信问到解放前上海《文汇报》关于国民党人员公祭特务头子戴笠的一条新闻标题,我认为你所听说的,是一种误传,不可靠。我是1947年春末才负责编辑上海《文汇报》的本市新闻版的,这则新闻我没有经手,但情况倒知道一些。
本刊收到许多老新闻工作者的来槁,其中有不少新闻界的珍闻趣事,现特辟专栏,陆续刊出,以饷读者。希望这个专栏也能为新闻史学工作者提供一些具体生动的第一手资料。本专栏欢迎来稿。举凡新闻界发生的大小事件,新闻工作中的点滴感受,只要是作者本人亲历,言之有理有据,闻之有益有趣,字数不拘,均在刊载之列。
(一)“九·一八”事变后,驻在太原的日本人,经常在大街寻衅闹事。1937年夏,《太原晚报》登了一则日本人在新满城制造车祸的消息。日本特务见报后,即纠集浪人数名,乘坐专车,气势汹汹地來到太原晚报社质问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