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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伪作秀泛滥的当下，对于官员作秀，公众基本上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如何使合理“政治秀”取信于民，消弥公众的误解，并形成良性互动，是官场政治的一道必答题。
合理“政治秀”要整体把握政府形象的公众标准
“秀”， 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社会现象，没有“秀”就没有现代生活。近年来，不少地方官员高调亮相。捧的人说这是好事儿，是“个性官员”展现其个性的表现，说明我们的官场文化在进步。但讥之者认为，这不过是作秀的一种，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官员的作秀是传播政务信息、演绎执政理念的生动形式，是营造良好的政府公共关系、改变政府官员刻板形象的实践载体。公众通过媒体“看到”官员的出场和作秀，从而感知、理解政府是什么、是什么政府、政府在想什么和干什么。
前段时间，某市市长亲民考察的举措是坐在敞篷卡车上查看市容市貌，以观有哪些可供改进之处。警车前后加护不说，这大卡车上坐人是交通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
作秀从来都是官场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国家的公务员作起秀来更是花样百出。美国总统到哪里总要找个小孩抱抱，上上镜；而总统一家大小出现又总要牵一条很帅很可爱的狗，以至于总统家庭被称为第一家庭，总统夫人被称为第一夫人，而总统家的狗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犬。这种“秀”是由官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首先，不作秀就没有知名度，而知名度是很多公职人员继续吃这碗饭的根本；其次，要表明对得起选民给自己的选票、纳税人给自己发工资的税收；第三，表达自己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想您之所想——兄弟我也是普通人嘛。相比之下，我们的官员的秀实在是作得还太不够。
但人家作秀作得确实专业，表达起来也很到位，这主要还是思考的基点不同造成的。一般来说，很多国家官员作秀是作给老百姓看的，而我们这里的官员作秀则是做给上司看的。因为作秀而拥有社会知名度之后，在官场上算是一种政治资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清望”。很多作秀有成的官员在积聚了足够的社会知名度之后，就在官阶提升选拔系统当中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可以作为再次前进的阶梯。也不能说这种作秀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但让老百姓看并非是目的，根本目的是以此作为晋升之阶。所以，作秀作到了骑车在汽车道上晃悠也就不奇怪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向上作秀的思维底色，使得我们的官员一旦作秀就会破绽百出。所谓的开明与个性，在这里完全穿帮。
作秀要经得起民意的检验，也就是媒体上经常说的“一切工作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这是判断一切作秀是否合格的基本依据。说过的话发过的誓，那可不是浮云，想飘过就飘过，无论你如何掩盖，那些秀就在那里，已经记录在案，国民可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政治人物的行动止步于作秀，错把作秀当成政绩，那么，其作秀的效用也就到此为止，不但于自己形象、于政府形象无补，反而把自己弄成一个可笑的话柄。
官员作秀毋庸避讳真实个性的展现，以真我面对公众，以真情感染公众，以真话引导公众，以真理劝勉公众，以真行示范公众，这样才能使我们视野中的官场生态环境呈现出生动活泼的丰富性、多样性。无论是普通公务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从不同的家庭和学校里成长起来的，都是具有不同个性的普通人。因此，在工作中必然会有一定的个性，特别是当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即席表态或进行处理时，很容易带有个性色彩。这是十分正常的，应值得尊重，不能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都永远是一个范式。当然，由于公共管理工作的要求，对官员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共同的行为规范，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规范，官员说话办事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不能“为所欲为”。
政府治理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探索。而推进创新，不仅需要中央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干部，这些人能够结合每个地方和部门的实际情况，把中央的正确路线、政策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推进各个地方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而要进行创新，就需要打破成规陋习，就需要张扬个性，允许官员进行创新。
如果我们承认官场就是政治舞台，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作秀是官员的一种本分。官员作秀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官员们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秀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作秀活动都必须在公共场合内完成，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秀，背地里完成的勾当，学术名为“潜规则”，俗称“作鬼”。秀只是表面功夫，花时间作秀总比花时间作鬼要好，但是，目前的官场秀离真正的有作为，还有不小的距离。
合理“政治秀”要符合民意期待
作秀这词的定义，就是做给别人看的行为，也就预设了公开的前提。要作秀，一定是意识中感觉到有人在看，才有可能“秀”得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如果完全不公开，官员也就完全不需要作秀了。
前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参加博鳌论坛，按美方财务报销标准搭乘经济舱，入住四星级酒店，这一故事被广为传播。我们需要知道，骆家辉是为了要让别国官员出糗才在博鳌住不同的酒店吗？显然不是。如果参加博鳌论坛的官员为了作秀而改住便宜酒店，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好多了。
“官场秀”不必追究官员心里到底想什么，只需看他们外在的行为是否符合民意期待。官员搭经济舱就给掌声，官员住四星酒店就予以报道表扬，官员出入没有大批随从就拍照广为周知……这样，作秀的行为成了习惯，成了规范，久而久之，也就“假戏真作”了。
前几年北京20余万车友发起了“为首都多一个蓝天，我们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作为该市环保局的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杜少中当场表示支持和响应。翌晨，这位副局长放弃驾车，步行6公里上班。仅在一天里驾车出行，其对环境的污染可能微乎其微，同理，仅一天弃车步行，其对环境的清洁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杜少中此举已因偶一为之和其官员身份，而被公众认定是一个作秀事件。
6公里在偌大的北京城中，算是超短的距离了。虽然步行上班有利于环保、有利于健康，但不一定适合每一个有车族。对于那些离单位有30公里或更远的市民来说，杜局长步行的作秀成分更是显而易见。
然而，即使是一个明显的作秀事件，其示范意义仍不可低估。作为该市环保局的新闻发言人，这个“秀”由杜少中来作可谓恰当。在大量北京市民以买车为荣，每天有1000辆新车涌上北京路面的今天，弃车步行有利于推行以少开车为荣的理念；由环保官员亲身示范，则有利于“每月少开一天车”的环保理念在更大范围内被践行。
环保官员的这种“秀”，大大推进了行政透明的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公共意识，这一类官员秀，正是官员在向人民交作业，等待公民客观地打分。它无形中唤起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并用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个公民：公共事务决不是一两个官员说了算的一言堂，不仅人人相关，而且人人有责，人人都有对公共事务提出切合实际之意见的责任和基本权利。
中华文化格外重视内在的“意”与“心”，讲究动机，深察思虑。换句话说，光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探索行为背后的思想，并且相信：真正的修养、教育，不单要看行为，还要看到行为背后的思想。官员基于真诚的“秀”，必将拉近民众与官员之间的感情距离，消弥、缓解相互间的误解和对立，对依法行政有益无害。
这些年百姓看到了太多没有内容的会议、空洞的口号、大而不当的政绩工程。那些从官员口中建起的空中楼阁，最终都如海市蜃楼一般，在民众失望的目光中成为笑谈。在民意面前，一场高质量的官员秀要比一次冗长的低效会议更有实质意义。
合理“政治秀”要与民众形成良性互动
所谓作秀，其实就是官员在公开场合露面。前年春节，某省各级政府与电信部门合作，推出电话语音拜年方式。节前，该省数十个市、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录制好拜年语音电话，在春节期间，由电信部门负责将拜年电话陆续打给民众，拜年电话总量达数百万。有关人士称，电视、报纸拜年，领导正襟危坐，市民会有距离感，所以电话拜年是“为了和百姓套近乎”。对这种做法，民众通过媒体迅速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们认为，电话拜年与电视、报纸拜年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属于没有互动的单向交流，一个语音拜年电话要花费一毛多钱，几百万个电话，总花费估计要几十万，这样的钱花得真不值，而且公款拜年，纳税人会同意吗？拜年内容说到底还是宣传政绩，容易引起群众反感。
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近些年来，正是在中央“公开及时、准确透明”的明确要求下，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不少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共识：对批评或质疑，不必过于敏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和谐声音，能捂则捂，能压就压；也不能玩弄技巧，将其视为“危机公关”，忙不迭撇清责任。这样的共识，正在促进各级政府执政理念的提升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尽管也还有“没工夫跟你闲扯”的粗暴、文过饰非的搪塞，但总体而言，面对网络爆料，很少有人再会一厢情愿地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面对舆论质疑，“无可奉告”之类的话不再那么振振有词；面对突发事件，隐瞒、封锁等手段也逐渐不再是“最优选项”。相反，直面质疑，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首次上网直播；回应期待，卫生部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迄今为止，已有17个省区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网友留言办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正由社会治理的“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不少人常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有矛盾暴露、冲突产生、分歧出现，正是多元多样利益和价值在寻找渠道相互对话、彼此辩驳。对话胜于对峙，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回应舆论的质疑中寻求进步，实现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
据统计，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亿多，我国为全球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以及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特别是微博客等“自媒体”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公共舆论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在这个庞大群体中，公民参政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从温总理网上聊国事，到微博在各级党政官员中迅速兴起并流行，网络问政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纷纷触网，开设博客、微博，了解社情民意，听取不同意见和建议，通过网络及时回应民声民意。百姓在网上问腐、问案、问丑、问黑、问法，对官员提出问题、反映问题，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
时刻关注民意的温度和风向，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真诚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在良性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径。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编/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
合理“政治秀”要整体把握政府形象的公众标准
“秀”， 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社会现象，没有“秀”就没有现代生活。近年来，不少地方官员高调亮相。捧的人说这是好事儿，是“个性官员”展现其个性的表现，说明我们的官场文化在进步。但讥之者认为，这不过是作秀的一种，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官员的作秀是传播政务信息、演绎执政理念的生动形式，是营造良好的政府公共关系、改变政府官员刻板形象的实践载体。公众通过媒体“看到”官员的出场和作秀，从而感知、理解政府是什么、是什么政府、政府在想什么和干什么。
前段时间，某市市长亲民考察的举措是坐在敞篷卡车上查看市容市貌，以观有哪些可供改进之处。警车前后加护不说，这大卡车上坐人是交通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
作秀从来都是官场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国家的公务员作起秀来更是花样百出。美国总统到哪里总要找个小孩抱抱，上上镜；而总统一家大小出现又总要牵一条很帅很可爱的狗，以至于总统家庭被称为第一家庭，总统夫人被称为第一夫人，而总统家的狗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犬。这种“秀”是由官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首先，不作秀就没有知名度，而知名度是很多公职人员继续吃这碗饭的根本；其次，要表明对得起选民给自己的选票、纳税人给自己发工资的税收；第三，表达自己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想您之所想——兄弟我也是普通人嘛。相比之下，我们的官员的秀实在是作得还太不够。
但人家作秀作得确实专业，表达起来也很到位，这主要还是思考的基点不同造成的。一般来说，很多国家官员作秀是作给老百姓看的，而我们这里的官员作秀则是做给上司看的。因为作秀而拥有社会知名度之后，在官场上算是一种政治资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清望”。很多作秀有成的官员在积聚了足够的社会知名度之后，就在官阶提升选拔系统当中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可以作为再次前进的阶梯。也不能说这种作秀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但让老百姓看并非是目的，根本目的是以此作为晋升之阶。所以，作秀作到了骑车在汽车道上晃悠也就不奇怪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向上作秀的思维底色，使得我们的官员一旦作秀就会破绽百出。所谓的开明与个性，在这里完全穿帮。
作秀要经得起民意的检验，也就是媒体上经常说的“一切工作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这是判断一切作秀是否合格的基本依据。说过的话发过的誓，那可不是浮云，想飘过就飘过，无论你如何掩盖，那些秀就在那里，已经记录在案，国民可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政治人物的行动止步于作秀，错把作秀当成政绩，那么，其作秀的效用也就到此为止，不但于自己形象、于政府形象无补，反而把自己弄成一个可笑的话柄。
官员作秀毋庸避讳真实个性的展现，以真我面对公众，以真情感染公众，以真话引导公众，以真理劝勉公众，以真行示范公众，这样才能使我们视野中的官场生态环境呈现出生动活泼的丰富性、多样性。无论是普通公务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从不同的家庭和学校里成长起来的，都是具有不同个性的普通人。因此，在工作中必然会有一定的个性，特别是当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即席表态或进行处理时，很容易带有个性色彩。这是十分正常的，应值得尊重，不能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都永远是一个范式。当然，由于公共管理工作的要求，对官员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共同的行为规范，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规范，官员说话办事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不能“为所欲为”。
政府治理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探索。而推进创新，不仅需要中央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干部，这些人能够结合每个地方和部门的实际情况，把中央的正确路线、政策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推进各个地方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而要进行创新，就需要打破成规陋习，就需要张扬个性，允许官员进行创新。
如果我们承认官场就是政治舞台，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作秀是官员的一种本分。官员作秀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官员们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秀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作秀活动都必须在公共场合内完成，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秀，背地里完成的勾当，学术名为“潜规则”，俗称“作鬼”。秀只是表面功夫，花时间作秀总比花时间作鬼要好，但是，目前的官场秀离真正的有作为，还有不小的距离。
合理“政治秀”要符合民意期待
作秀这词的定义，就是做给别人看的行为，也就预设了公开的前提。要作秀，一定是意识中感觉到有人在看，才有可能“秀”得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如果完全不公开，官员也就完全不需要作秀了。
前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参加博鳌论坛，按美方财务报销标准搭乘经济舱，入住四星级酒店，这一故事被广为传播。我们需要知道，骆家辉是为了要让别国官员出糗才在博鳌住不同的酒店吗？显然不是。如果参加博鳌论坛的官员为了作秀而改住便宜酒店，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好多了。
“官场秀”不必追究官员心里到底想什么，只需看他们外在的行为是否符合民意期待。官员搭经济舱就给掌声，官员住四星酒店就予以报道表扬，官员出入没有大批随从就拍照广为周知……这样，作秀的行为成了习惯，成了规范，久而久之，也就“假戏真作”了。
前几年北京20余万车友发起了“为首都多一个蓝天，我们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作为该市环保局的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杜少中当场表示支持和响应。翌晨，这位副局长放弃驾车，步行6公里上班。仅在一天里驾车出行，其对环境的污染可能微乎其微，同理，仅一天弃车步行，其对环境的清洁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杜少中此举已因偶一为之和其官员身份，而被公众认定是一个作秀事件。
6公里在偌大的北京城中，算是超短的距离了。虽然步行上班有利于环保、有利于健康，但不一定适合每一个有车族。对于那些离单位有30公里或更远的市民来说，杜局长步行的作秀成分更是显而易见。
然而，即使是一个明显的作秀事件，其示范意义仍不可低估。作为该市环保局的新闻发言人，这个“秀”由杜少中来作可谓恰当。在大量北京市民以买车为荣，每天有1000辆新车涌上北京路面的今天，弃车步行有利于推行以少开车为荣的理念；由环保官员亲身示范，则有利于“每月少开一天车”的环保理念在更大范围内被践行。
环保官员的这种“秀”，大大推进了行政透明的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公共意识，这一类官员秀，正是官员在向人民交作业，等待公民客观地打分。它无形中唤起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并用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个公民：公共事务决不是一两个官员说了算的一言堂，不仅人人相关，而且人人有责，人人都有对公共事务提出切合实际之意见的责任和基本权利。
中华文化格外重视内在的“意”与“心”，讲究动机，深察思虑。换句话说，光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探索行为背后的思想，并且相信：真正的修养、教育，不单要看行为，还要看到行为背后的思想。官员基于真诚的“秀”，必将拉近民众与官员之间的感情距离，消弥、缓解相互间的误解和对立，对依法行政有益无害。
这些年百姓看到了太多没有内容的会议、空洞的口号、大而不当的政绩工程。那些从官员口中建起的空中楼阁，最终都如海市蜃楼一般，在民众失望的目光中成为笑谈。在民意面前，一场高质量的官员秀要比一次冗长的低效会议更有实质意义。
合理“政治秀”要与民众形成良性互动
所谓作秀，其实就是官员在公开场合露面。前年春节，某省各级政府与电信部门合作，推出电话语音拜年方式。节前，该省数十个市、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录制好拜年语音电话，在春节期间，由电信部门负责将拜年电话陆续打给民众，拜年电话总量达数百万。有关人士称，电视、报纸拜年，领导正襟危坐，市民会有距离感，所以电话拜年是“为了和百姓套近乎”。对这种做法，民众通过媒体迅速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们认为，电话拜年与电视、报纸拜年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属于没有互动的单向交流，一个语音拜年电话要花费一毛多钱，几百万个电话，总花费估计要几十万，这样的钱花得真不值，而且公款拜年，纳税人会同意吗？拜年内容说到底还是宣传政绩，容易引起群众反感。
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近些年来，正是在中央“公开及时、准确透明”的明确要求下，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不少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共识：对批评或质疑，不必过于敏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和谐声音，能捂则捂，能压就压；也不能玩弄技巧，将其视为“危机公关”，忙不迭撇清责任。这样的共识，正在促进各级政府执政理念的提升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尽管也还有“没工夫跟你闲扯”的粗暴、文过饰非的搪塞，但总体而言，面对网络爆料，很少有人再会一厢情愿地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面对舆论质疑，“无可奉告”之类的话不再那么振振有词；面对突发事件，隐瞒、封锁等手段也逐渐不再是“最优选项”。相反，直面质疑，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首次上网直播；回应期待，卫生部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迄今为止，已有17个省区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网友留言办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正由社会治理的“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不少人常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有矛盾暴露、冲突产生、分歧出现，正是多元多样利益和价值在寻找渠道相互对话、彼此辩驳。对话胜于对峙，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回应舆论的质疑中寻求进步，实现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
据统计，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亿多，我国为全球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以及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特别是微博客等“自媒体”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公共舆论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在这个庞大群体中，公民参政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从温总理网上聊国事，到微博在各级党政官员中迅速兴起并流行，网络问政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纷纷触网，开设博客、微博，了解社情民意，听取不同意见和建议，通过网络及时回应民声民意。百姓在网上问腐、问案、问丑、问黑、问法，对官员提出问题、反映问题，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
时刻关注民意的温度和风向，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真诚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在良性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径。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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