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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货真价实的盛世
“开元”和“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禅位时的“先天”，他在位44年间，共用了三个年号。
整个唐代，年号变换最多最快者，当数他的祖父高宗李治与祖母武后，两口子前后执政50余年，共使用32个年号，其中一年一换者11起，一年两换者5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估计这是武则天的主意，那个强势的女人，精力过剩，欲望强烈；绝不安分的她，不搞点惊人举动，不闹点轰动效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换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一项游戏。年号通常两个字，她改唐为周称帝之后，甚至用过“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四个字的，对她来讲，换年号如同儿戏，官府不堪其扰，民间不胜其烦。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实际掌权后，头一件事便是改年号为开元，而且一下子坚持用了29年，终结了武则天的年号乱象。
李隆基接位时才27岁，年青有为，朝气蓬勃。他实干、勤政，政治上除劲敌，朝政上用贤臣，国用上讲节俭，吏治上重考核，身体力行，励精图治，志在升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恢复能力和健壮起来的能力，是相当强大的。只要给以安定的环境、发展的空间、宽松的氛围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无论国家的底子原来多么薄，百姓的生活原来多么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就是有办法使自己的国家出现奇迹般的变化。往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大家亲身经历的；往远说，汉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极著名的例子。（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在位16年，加在一起39年的太平，国家富庶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
太平，很重要。唐的开元盛世比汉的文景之治少了10 年，在这29年里，没有大的战争和大的灾难，因而也没有大的动乱。正是由于太平，“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这才成为盛世。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这29年里，至少有20年没有大的“混账”。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往往决定国家是成是败，是祸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两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是一位有头脑的经济专家，他对于开元盛世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盛。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开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通典》）所谓“驿驴”，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驴的”。想想当下城市里居民打的之难，真羡慕唐朝人的这一份便利。
可想而知，唐代大诗人杜甫，从他家乡河南巩县来到洛阳卖药，肯定没少打“驴的”。在《忆昔》一诗里，对于他童年、青年度过的年代，留恋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里流露出来的诗句，可是千真万确的赞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诗人所写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看似平淡，实则意涵深刻，因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现象，是衡量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邑”，是比都城和省会小，比区、乡和村镇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个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县城，居然聚集上万户人家，数万名百姓，这说明唐代的人口直到开元年间，才恢复到前朝隋大业年间的规模。
我们常说“人口红利”，没有人口，哪来红利？所以，史学家钱穆认为：人所称羡的贞观之治，其实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总数上，都无法与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年间相比。据《资治通鉴》：“隋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仅以河南巩义的洛口仓为例，这一个仓的储粮竟高达骇人听闻的24亿斤，比起当下的国家粮储基地，也不觉逊色，可证隋大业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从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昙花一现的命运。中国有两个应该辉煌却辉煌不起来的短命王朝，一为秦，一为隋，秦败于二世胡亥，隋败于二世杨广。杨广比胡亥更能“败”，第一骄奢淫逸，第二穷兵黩武——修建大运河，重盖洛阳城，亲征吐谷浑，三讨高句丽。家底再厚，也经不起这十数年的折腾。随后，民不聊生，举国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动乱、混战，全中国差不多2/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
李世民成为皇帝的样板，有很大程度的误会。他接手时的江山，元气大伤，既穷且破，头几年因天灾，老百姓都吃不饱。他的“伟光正”纯系文人哄抬起来的。唐贞觀六年（公元633年），日子稍有改观，拍马屁的官员奏请唐太宗泰山封禅，这是中国帝王最为虚荣的无聊把戏。举朝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异议，只有魏征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魏征以直谏出名，李世民尽管不爱听，可一想，河洛地区麦熟之时，还得把关陇地区的饥民带出来觅食，尽管很想风光，也不起劲了。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中，还在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贞观之治，也未能改变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现象。没有人口，谁来创造财富？战争之可怕，就在于杀人容易造人难，要把童稚养成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极费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现有户三百八十万。”说明唐王朝立国半个世纪，总人口还未达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断，唐太宗李世民为帝时，全国户不足三百万，口不足一千万。就这份小家业，封哪门子禅啊！所以说，贞观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有所贡献，这种盛世，与百姓的肚皮无关，故尔是虚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花，才是货真价实的盛世。 从“开元”英主到“天宝”昏君
《云仙散录》载：“开元中，长安物价大减，两市卖二仪饼，一钱数对。”二仪饼，大概是今天陕、甘一带的肉夹馍，厚实的胡饼中，夹着一把碧绿的芫荽，几块烂熟的牛肉，吃起来满嘴流汤，口角留香，比麦当劳不知美味多少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介意的，在乎的，一是米面的涨跌，二是衣被的厚薄，三是居屋的大小，四是行路的难易。他们对于李世民《贞观政要》中的帝王之术，驭民之道，才不会放在心上。套用一句西哲的話，“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大米白面，最是真理，只有实打实的肉夹馍，才能让最讲现实的中国人信服。
在李隆基的统治下，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约30年间，全国人口达到户834万，口4531万，与隋大业朝持平。又经过13年，据《资治通鉴》，天宝十三载（公元755年），户部奏：天下户口九百八十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全面超过了前朝。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有驴的可打，有驿站可住，半亿人口不用担忧衣食住行，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再看下面一组数字：
《唐语林》：“开元六、七年，天下大理，四方丰稔，百姓乐业。米每斗三钱。”
《旧唐书》：“开元十三年，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
《新唐书》：“开元二十五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
《旧唐书》：“开元二十八年，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
二十多年间，民以食为天的米价，始终保持平稳，无通货膨胀一说，这简直就是人间奇迹。因为居民物价指数，是人口得以稳定增长的基础，而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是观察国家是否生活安定，百姓是否丰衣足食的重要指标。《旧唐书》史官论开元之治：“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 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安居乐业，国力上升，以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年逾三纪，可谓太平”。《新唐书》也是如此说，“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李隆基在开元年间，除了与吐蕃、突厥有过局部、短期的战事外，没有进行过倾举国之力的征讨。外无危国之敌，内无叛乱之贼，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整个国家物富民丰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然而，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已经成为英主的李隆基，心血来潮，忽然要改年号了。所以说，在中国出现英主，不一定就是老百姓的幸福，特别是那些自以为的英主，这一点，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
我始终不解：为什么李隆基不能再等一年，到开元三十年换个新年号，岂不是善始善终之举吗？那年他56岁，来日方长，至于如此急如星火地颁布诏令，将开元改为天宝？只有一个解释，他反对过他祖母的乱改年号，可谓不遗余力，二十多年过去了，老太太那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遗传因子，在她孙子的血管里发酵。更为滑稽和荒唐的，是改新年号的两年后，也就是天宝二年即将结束，天宝三年马上开始之际，一道新的诏书公示天下，从下一年起，不再称“年”而称“载”。武则天的变，只是年号本身用字用词的变；李隆基的变，则是改“年”为“载”的彻头彻尾的变。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三百多个皇帝，五百多个年号，没有一个敢不以“年”为年号的。虽然“年”和“载”本是一个意思，但年为二声，载为四声，前者顺口，后者拗口。
年号之改，乃小事一桩，可开元的“年”接着天宝的“载”，对李隆基来讲，恰似一道分水岭，从此一路下坡，加速度走向灭亡。读其一生历史，开元时期，他左右都是些什么人——为姚崇、宋璟、张九龄、张说等正直之辈，在好人堆里，在君子中间，想做坏人或小人，也未必成。但到天宝时期，他身边都是些什么人——为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等奸佞之流，在恶水缸里，在化粪池中，他想出污泥而不染，也难。加之，李隆基与武则天相似，都有超强的能力和无限的精力，成功了容易膨胀，失败了则一蹶不振，若向好的方向发展，常有惊人的成绩出现，若向坏的方向堕落，往往会不知伊于胡底地沉没。特别是开元末年武惠妃死，杨贵妃出现，李隆基扮演情圣，就180度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开元”的英主，一下子成为完全不可救药的“天宝”昏君。
欧阳修在《新唐书》的玄宗本纪后，感慨地说：“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新旧唐书都称他多才多艺，充满艺术细胞，吹拉弹唱无不精通，是个精力异常的玩家，这段记载足以看到他气躁轻浮的一面。野史称他喜好击鼓，光击坏的鼓槌便可堆满一房间，这也表现其玩物丧志的一面。
自从这位“情圣”的魂被杨玉环勾住后，大唐王朝一蹶不振，再无起色。历朝历代的中国官员，无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最后倒台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无不蹈唐玄宗覆辙，因女色而败。一直到现在，那些坐在被告席的犯罪官员，亦多从包二奶、玩小姐、养情妇起，从而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所以，从古至今，这班败类便造出“祸水论”一说以卸己责，杨玉环，即是此论的典型代表人物——这当然是胡扯。其实，史家称公元755年，为李唐王朝的转捩之年，而由盛而衰的真正祸首，并非杨贵妃，而是李隆基。
唐玄宗，曾经英明过，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不英明呢？道理很简单，中国历代帝王，为了维持生殖系统的强大攻势，身体的其他系统就不能不加快老化，因此，即使英明过，通常都很短促，最令人痛苦者，成为政治老人以后，仍然觉得自己很英明，仍然指手画脚，临场指导，最后，无一不成国之妖孽，这大概也是一种“帝王周期律”了。就在这种耽于安乐，歌舞升平的大快活中，先宠任奸相李林甫，后放手无赖杨国忠，导致朝政紊乱，国事日非，中央政府坐吃山空，穷征厚敛，地方藩镇尾大不掉。野心家安禄山、史思明遂以讨杨国忠（杨贵妃之兄）为名，趁机发动叛乱。
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黄河以北的中国，陷入血流成河，尸骸遍野的拉锯战中，多年不动干戈，未上战场的官兵，哪里敌得住北方杀来的胡兵胡骑。敌军很快攻入河洛地区，长安、洛阳顿成一片焦土。杜甫有一首诗：“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想想他写的开元盛世，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两都失守后，玄宗仓皇出逃，带上他的爱妃，带上他的爱臣，带上他的并不爱的太子李亨，目标四川，往西而去。李亨那年40岁上下，还够聪明，他盘算了一下，与其跟着老子逃亡，无论逃到哪里，头顶上永远有老子这块云彩压着，倒不如摆脱他自立门户。于是，暗底下策划了马嵬坡的那场兵变。爱臣被乱兵砍头，爱妃被臣下缢死，那位曾经的英主玄宗，虽然没有死，但从此也等于行尸走肉，苟延残喘而已。
李亨到了灵武，自立为帝，年号“至德”，仍循其父之道，称“年”曰“载”。三年以后，觉得不对味，遂改年号为“乾元”，并且在诏书里颁布，从此改“载”为“年”。唐玄宗以“年”为“载”的洋相，再也无人仿效，遂成一则笑话，留存在历史的缝隙里，以供人们一莞。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开元”和“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禅位时的“先天”，他在位44年间，共用了三个年号。
整个唐代，年号变换最多最快者，当数他的祖父高宗李治与祖母武后，两口子前后执政50余年，共使用32个年号，其中一年一换者11起，一年两换者5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估计这是武则天的主意，那个强势的女人，精力过剩，欲望强烈；绝不安分的她，不搞点惊人举动，不闹点轰动效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换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一项游戏。年号通常两个字，她改唐为周称帝之后，甚至用过“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四个字的，对她来讲，换年号如同儿戏，官府不堪其扰，民间不胜其烦。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实际掌权后，头一件事便是改年号为开元，而且一下子坚持用了29年，终结了武则天的年号乱象。
李隆基接位时才27岁，年青有为，朝气蓬勃。他实干、勤政，政治上除劲敌，朝政上用贤臣，国用上讲节俭，吏治上重考核，身体力行，励精图治，志在升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恢复能力和健壮起来的能力，是相当强大的。只要给以安定的环境、发展的空间、宽松的氛围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无论国家的底子原来多么薄，百姓的生活原来多么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就是有办法使自己的国家出现奇迹般的变化。往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大家亲身经历的；往远说，汉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极著名的例子。（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在位16年，加在一起39年的太平，国家富庶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
太平，很重要。唐的开元盛世比汉的文景之治少了10 年，在这29年里，没有大的战争和大的灾难，因而也没有大的动乱。正是由于太平，“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这才成为盛世。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这29年里，至少有20年没有大的“混账”。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往往决定国家是成是败，是祸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两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是一位有头脑的经济专家，他对于开元盛世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盛。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开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通典》）所谓“驿驴”，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驴的”。想想当下城市里居民打的之难，真羡慕唐朝人的这一份便利。
可想而知，唐代大诗人杜甫，从他家乡河南巩县来到洛阳卖药，肯定没少打“驴的”。在《忆昔》一诗里，对于他童年、青年度过的年代，留恋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里流露出来的诗句，可是千真万确的赞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诗人所写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看似平淡，实则意涵深刻，因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现象，是衡量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邑”，是比都城和省会小，比区、乡和村镇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个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县城，居然聚集上万户人家，数万名百姓，这说明唐代的人口直到开元年间，才恢复到前朝隋大业年间的规模。
我们常说“人口红利”，没有人口，哪来红利？所以，史学家钱穆认为：人所称羡的贞观之治，其实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总数上，都无法与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年间相比。据《资治通鉴》：“隋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仅以河南巩义的洛口仓为例，这一个仓的储粮竟高达骇人听闻的24亿斤，比起当下的国家粮储基地，也不觉逊色，可证隋大业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从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昙花一现的命运。中国有两个应该辉煌却辉煌不起来的短命王朝，一为秦，一为隋，秦败于二世胡亥，隋败于二世杨广。杨广比胡亥更能“败”，第一骄奢淫逸，第二穷兵黩武——修建大运河，重盖洛阳城，亲征吐谷浑，三讨高句丽。家底再厚，也经不起这十数年的折腾。随后，民不聊生，举国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动乱、混战，全中国差不多2/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
李世民成为皇帝的样板，有很大程度的误会。他接手时的江山，元气大伤，既穷且破，头几年因天灾，老百姓都吃不饱。他的“伟光正”纯系文人哄抬起来的。唐贞觀六年（公元633年），日子稍有改观，拍马屁的官员奏请唐太宗泰山封禅，这是中国帝王最为虚荣的无聊把戏。举朝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异议，只有魏征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魏征以直谏出名，李世民尽管不爱听，可一想，河洛地区麦熟之时，还得把关陇地区的饥民带出来觅食，尽管很想风光，也不起劲了。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中，还在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贞观之治，也未能改变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现象。没有人口，谁来创造财富？战争之可怕，就在于杀人容易造人难，要把童稚养成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极费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现有户三百八十万。”说明唐王朝立国半个世纪，总人口还未达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断，唐太宗李世民为帝时，全国户不足三百万，口不足一千万。就这份小家业，封哪门子禅啊！所以说，贞观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有所贡献，这种盛世，与百姓的肚皮无关，故尔是虚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花，才是货真价实的盛世。 从“开元”英主到“天宝”昏君
《云仙散录》载：“开元中，长安物价大减，两市卖二仪饼，一钱数对。”二仪饼，大概是今天陕、甘一带的肉夹馍，厚实的胡饼中，夹着一把碧绿的芫荽，几块烂熟的牛肉，吃起来满嘴流汤，口角留香，比麦当劳不知美味多少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介意的，在乎的，一是米面的涨跌，二是衣被的厚薄，三是居屋的大小，四是行路的难易。他们对于李世民《贞观政要》中的帝王之术，驭民之道，才不会放在心上。套用一句西哲的話，“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大米白面，最是真理，只有实打实的肉夹馍，才能让最讲现实的中国人信服。
在李隆基的统治下，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约30年间，全国人口达到户834万，口4531万，与隋大业朝持平。又经过13年，据《资治通鉴》，天宝十三载（公元755年），户部奏：天下户口九百八十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全面超过了前朝。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有驴的可打，有驿站可住，半亿人口不用担忧衣食住行，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再看下面一组数字：
《唐语林》：“开元六、七年，天下大理，四方丰稔，百姓乐业。米每斗三钱。”
《旧唐书》：“开元十三年，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
《新唐书》：“开元二十五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
《旧唐书》：“开元二十八年，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
二十多年间，民以食为天的米价，始终保持平稳，无通货膨胀一说，这简直就是人间奇迹。因为居民物价指数，是人口得以稳定增长的基础，而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是观察国家是否生活安定，百姓是否丰衣足食的重要指标。《旧唐书》史官论开元之治：“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 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安居乐业，国力上升，以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年逾三纪，可谓太平”。《新唐书》也是如此说，“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李隆基在开元年间，除了与吐蕃、突厥有过局部、短期的战事外，没有进行过倾举国之力的征讨。外无危国之敌，内无叛乱之贼，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整个国家物富民丰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然而，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已经成为英主的李隆基，心血来潮，忽然要改年号了。所以说，在中国出现英主，不一定就是老百姓的幸福，特别是那些自以为的英主，这一点，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
我始终不解：为什么李隆基不能再等一年，到开元三十年换个新年号，岂不是善始善终之举吗？那年他56岁，来日方长，至于如此急如星火地颁布诏令，将开元改为天宝？只有一个解释，他反对过他祖母的乱改年号，可谓不遗余力，二十多年过去了，老太太那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遗传因子，在她孙子的血管里发酵。更为滑稽和荒唐的，是改新年号的两年后，也就是天宝二年即将结束，天宝三年马上开始之际，一道新的诏书公示天下，从下一年起，不再称“年”而称“载”。武则天的变，只是年号本身用字用词的变；李隆基的变，则是改“年”为“载”的彻头彻尾的变。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三百多个皇帝，五百多个年号，没有一个敢不以“年”为年号的。虽然“年”和“载”本是一个意思，但年为二声，载为四声，前者顺口，后者拗口。
年号之改，乃小事一桩，可开元的“年”接着天宝的“载”，对李隆基来讲，恰似一道分水岭，从此一路下坡，加速度走向灭亡。读其一生历史，开元时期，他左右都是些什么人——为姚崇、宋璟、张九龄、张说等正直之辈，在好人堆里，在君子中间，想做坏人或小人，也未必成。但到天宝时期，他身边都是些什么人——为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等奸佞之流，在恶水缸里，在化粪池中，他想出污泥而不染，也难。加之，李隆基与武则天相似，都有超强的能力和无限的精力，成功了容易膨胀，失败了则一蹶不振，若向好的方向发展，常有惊人的成绩出现，若向坏的方向堕落，往往会不知伊于胡底地沉没。特别是开元末年武惠妃死，杨贵妃出现，李隆基扮演情圣，就180度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开元”的英主，一下子成为完全不可救药的“天宝”昏君。
欧阳修在《新唐书》的玄宗本纪后，感慨地说：“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新旧唐书都称他多才多艺，充满艺术细胞，吹拉弹唱无不精通，是个精力异常的玩家，这段记载足以看到他气躁轻浮的一面。野史称他喜好击鼓，光击坏的鼓槌便可堆满一房间，这也表现其玩物丧志的一面。
自从这位“情圣”的魂被杨玉环勾住后，大唐王朝一蹶不振，再无起色。历朝历代的中国官员，无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最后倒台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无不蹈唐玄宗覆辙，因女色而败。一直到现在，那些坐在被告席的犯罪官员，亦多从包二奶、玩小姐、养情妇起，从而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所以，从古至今，这班败类便造出“祸水论”一说以卸己责，杨玉环，即是此论的典型代表人物——这当然是胡扯。其实，史家称公元755年，为李唐王朝的转捩之年，而由盛而衰的真正祸首，并非杨贵妃，而是李隆基。
唐玄宗，曾经英明过，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不英明呢？道理很简单，中国历代帝王，为了维持生殖系统的强大攻势，身体的其他系统就不能不加快老化，因此，即使英明过，通常都很短促，最令人痛苦者，成为政治老人以后，仍然觉得自己很英明，仍然指手画脚，临场指导，最后，无一不成国之妖孽，这大概也是一种“帝王周期律”了。就在这种耽于安乐，歌舞升平的大快活中，先宠任奸相李林甫，后放手无赖杨国忠，导致朝政紊乱，国事日非，中央政府坐吃山空，穷征厚敛，地方藩镇尾大不掉。野心家安禄山、史思明遂以讨杨国忠（杨贵妃之兄）为名，趁机发动叛乱。
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黄河以北的中国，陷入血流成河，尸骸遍野的拉锯战中，多年不动干戈，未上战场的官兵，哪里敌得住北方杀来的胡兵胡骑。敌军很快攻入河洛地区，长安、洛阳顿成一片焦土。杜甫有一首诗：“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想想他写的开元盛世，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两都失守后，玄宗仓皇出逃，带上他的爱妃，带上他的爱臣，带上他的并不爱的太子李亨，目标四川，往西而去。李亨那年40岁上下，还够聪明，他盘算了一下，与其跟着老子逃亡，无论逃到哪里，头顶上永远有老子这块云彩压着，倒不如摆脱他自立门户。于是，暗底下策划了马嵬坡的那场兵变。爱臣被乱兵砍头，爱妃被臣下缢死，那位曾经的英主玄宗，虽然没有死，但从此也等于行尸走肉，苟延残喘而已。
李亨到了灵武，自立为帝，年号“至德”，仍循其父之道，称“年”曰“载”。三年以后，觉得不对味，遂改年号为“乾元”，并且在诏书里颁布，从此改“载”为“年”。唐玄宗以“年”为“载”的洋相，再也无人仿效，遂成一则笑话，留存在历史的缝隙里，以供人们一莞。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