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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幼仪,联想到朱安,遂放到一起比一比。
单从个人来说,她们似乎没有可比性。论出身,一个是名门望族的富豪之女,一个勉强算是中上家庭的小家碧玉;论相貌,一个“线条甚美,雅爱淡妆,举止端庄,秀外慧中”,有着代表先进的天足;一个“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略大的嘴,微秃的宽宽的前额”,有的是象征守旧的小脚;论成就,一个是大学教授、银行家、服装界女强人,一个是惨淡一生、孤独终老的悲剧人物。然而,她们又是可比的,是同时代人,又都嫁与向旧思想宣战的风云人物,她们相差22 岁,命运却都令人唏嘘嗟叹。
张幼仪与朱安,她们的人生,着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先是婚姻,同为父母包办。从结婚那天起,她们就都受着丈夫的冷遇,婚姻成了无形的牢狱。当徐志摩提出离婚时,张幼仪选择平静地在离婚文件上签字,“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被抛弃的她把自己比喻为“一把秋天的扇子”。而朱安,虽不曾被抛弃,忍受的却是比抛弃更为不堪的痛苦。鲁迅接受她,是把她看作母亲送予的一件礼物,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空守四十一年,“像一只蜗牛”一样,终其一生,朱安也没有爬到有阳光的墙头上去,最终陪着旧习惯“做了一世的牺牲”。
对夫君的态度,她们是相同的,始终把一份深爱埋藏在心里。晚年的张幼仪在自述中说: “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甚至,为了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她还出资策划编纂了《徐志摩全集》,对徐志摩,可谓仁至义尽。朱安也说:“嫁做人妇自然夫唱妇随,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并曾对采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坏,彼此没有争吵,如先生所说,我们各有各的人生。”鲁迅去世后,生活困难的朱安宁愿自己清苦也不拿鲁迅的遗作去换钱。温柔而含蓄,宽容而博大,她们,就那样执著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对夫家的长辈,两人也执行得同样彻底。徐志摩遇难后,张幼仪承担了他身后全部的责任,服侍双亲、抚养儿子、管理产业,包括老人的身后事。朱安就更不用提了,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她自己死后,也永远地葬在婆婆的坟侧,彻底得令人心碎。
再就是情敌。离婚促使张幼仪成长,她坦然承认,一个精明、干练、勇敢而没有诗意的女子,和一个浪漫、天真、热情、毫无心机的诗人,是走不到一起的。徐志摩遇难后,她一直接济陆小曼,并说,照顾陆小曼是我儿子的责任。虽然朱安在才学能力上不及张幼仪之万一,但她同样“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鲁迅去世后,她写信给许广平,愿与其“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大先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不论张幼仪还是朱安,她们的婚姻都是老旧传统的产物。获得自由后的徐志摩曾为张幼仪写诗曰:“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鲁迅也说:“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嗟夫,都是旧思想惹的祸!
如果不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只能说是个会理家理财的女强人;同样,如果不是与鲁迅成婚,朱安的名字恐也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幸与不幸,不论后人怎样评说,对当事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了。
两个生于旧时代的女人,持着再传统不过的婚恋观,把爱情演绎得令现代人汗颜、羞赧。请不要说她们是可怜的,对,她们,是非常非常可敬的。
单从个人来说,她们似乎没有可比性。论出身,一个是名门望族的富豪之女,一个勉强算是中上家庭的小家碧玉;论相貌,一个“线条甚美,雅爱淡妆,举止端庄,秀外慧中”,有着代表先进的天足;一个“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略大的嘴,微秃的宽宽的前额”,有的是象征守旧的小脚;论成就,一个是大学教授、银行家、服装界女强人,一个是惨淡一生、孤独终老的悲剧人物。然而,她们又是可比的,是同时代人,又都嫁与向旧思想宣战的风云人物,她们相差22 岁,命运却都令人唏嘘嗟叹。
张幼仪与朱安,她们的人生,着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先是婚姻,同为父母包办。从结婚那天起,她们就都受着丈夫的冷遇,婚姻成了无形的牢狱。当徐志摩提出离婚时,张幼仪选择平静地在离婚文件上签字,“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被抛弃的她把自己比喻为“一把秋天的扇子”。而朱安,虽不曾被抛弃,忍受的却是比抛弃更为不堪的痛苦。鲁迅接受她,是把她看作母亲送予的一件礼物,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空守四十一年,“像一只蜗牛”一样,终其一生,朱安也没有爬到有阳光的墙头上去,最终陪着旧习惯“做了一世的牺牲”。
对夫君的态度,她们是相同的,始终把一份深爱埋藏在心里。晚年的张幼仪在自述中说: “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甚至,为了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她还出资策划编纂了《徐志摩全集》,对徐志摩,可谓仁至义尽。朱安也说:“嫁做人妇自然夫唱妇随,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并曾对采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坏,彼此没有争吵,如先生所说,我们各有各的人生。”鲁迅去世后,生活困难的朱安宁愿自己清苦也不拿鲁迅的遗作去换钱。温柔而含蓄,宽容而博大,她们,就那样执著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对夫家的长辈,两人也执行得同样彻底。徐志摩遇难后,张幼仪承担了他身后全部的责任,服侍双亲、抚养儿子、管理产业,包括老人的身后事。朱安就更不用提了,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她自己死后,也永远地葬在婆婆的坟侧,彻底得令人心碎。
再就是情敌。离婚促使张幼仪成长,她坦然承认,一个精明、干练、勇敢而没有诗意的女子,和一个浪漫、天真、热情、毫无心机的诗人,是走不到一起的。徐志摩遇难后,她一直接济陆小曼,并说,照顾陆小曼是我儿子的责任。虽然朱安在才学能力上不及张幼仪之万一,但她同样“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鲁迅去世后,她写信给许广平,愿与其“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大先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不论张幼仪还是朱安,她们的婚姻都是老旧传统的产物。获得自由后的徐志摩曾为张幼仪写诗曰:“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鲁迅也说:“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嗟夫,都是旧思想惹的祸!
如果不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只能说是个会理家理财的女强人;同样,如果不是与鲁迅成婚,朱安的名字恐也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幸与不幸,不论后人怎样评说,对当事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了。
两个生于旧时代的女人,持着再传统不过的婚恋观,把爱情演绎得令现代人汗颜、羞赧。请不要说她们是可怜的,对,她们,是非常非常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