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明确地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之一，很快就在全社会激起了热烈地回响。这决非偶然，而是因为人同此心：无论古今中外，“以人为本”的思想实为人心所同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确认了“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因而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恩格斯在回答意大利人卡内帕时，仍然认为只有这句话才能表述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说近一点，邓小平同志1975年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还特别提出了“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作为三个目标的一个；于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又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三项标准中的一项，真可谓处处不离“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也一样地离不开“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另外的两个“代表”也就都正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就是几千年来人类优秀文化的合规律的发展，就是历史上所有先进思想的直接继续，“以人为本”的思想亦然。在西方，古代就有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以为判断是非利害善恶的标准。到了近代，更有康德的人“自身就是目的”之说。中国，更是“民本”思想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遗产。《左传》有“听于民”(古注：“政顺民心”)。孔子一贯主张“爱人”、“爱众”，他的马厩失火了，也只问了一句“伤人乎?”并“不问马”。墨子一样地主张“利人”。这些都已经是“民本”思想的先声。《孟子》的“民为贵”(古注：“国以民为本”)、《淮南子》的“民者国之本”、“利民为本”，伪《古文尚书》的“民惟邦本”，就都是明明白白的“民本”思想了。到了近代，康有为主张“不以天为主，而以民为主”。在《大同书》中，他还提出了判断学术、政治优劣的标准：“为人谋者，去苦求乐而已，无他道矣。”“立法创教，今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电；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虽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这些思想，不免抽象甚至是幻想的缺陷，但在当时，“这种幻想是真实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因而无疑地都是先进的思想，是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
　　说到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借用陆九渊的几句话来对“以人为本”与人心的关系作一概括：“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过去，我们也常常不忘肯定人的价值。但是，即使是那时所能作出的最高度的肯定：“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倘若只是把人当作手段而没有当作目的，与这个“千万世(‘东西南北海’)之……人，同此心同此理”的“以人为本”，不仅未可同日而语，而且相去还不可以道里计。实际工作中一度发生的高积累、高征购等等偏差，其源盖出于此。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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