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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
1．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
一季度同比增速比去年4季度回落0.9个百分点，环比增速也从1.9%回落至1.8%，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较快，引发投资增速较快回落。尽管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是宏观调控的成果。但当前需要警惕经济增速继续惯性下滑、过快下滑，因为这会衍生出许多的问题，如就业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土地性收入减少、平台融资能力大幅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盈利减少，企业盈利降低，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及销量增速的大幅下滑，等等。
2．欧债危机忧虑再度升温导致的外需降低风险
虽然美国经济目前仍继续保持着温和复苏的势头，但最近一个时期，欧债危机忧虑再度升温，矛头直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近期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近期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今年第二季度西班牙将约有600亿欧元国债到期，其中4月到期规模约300亿欧元，占到第二季度的一半。西班牙度过此次债务集中到期关口的难度在加大，风险窗口已经打开，不排除西班牙会寻求国际援助的可能。为此，应警惕西班牙成为希腊之后欧债危机的又一个风险爆发点，葡萄牙、意大利也是欧债危机忧虑重燃的最佳候选。前期对希腊的救助，不仅未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债务负担高企等深层次问题，反而凸显了欧元区内部在危机救助和结构改革等重要问题上的严重政治分歧。从中期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开始向欧洲银行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扩散，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美经济复苏前景仍将有可能一波三折，受其拖累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将放缓，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持续低增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仍有50%左右，一旦遇到外需收紧，必然会使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其冲击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
3．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的风险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在41个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个行业持平，14个行业下降，1个行业由同期盈利转为亏损，2个行业亏损同比增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02%。随着经济的不断放缓，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正在不断凸显。从微观层面看，产能过剩将直接导致企业开工和产能利用不足，造成经济资源浪费，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使企业经营困难及盈利水平下降。从长期来看，这将使企业投资预期和居民消费预期下降，又会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调压力。
4．物价走势下半年反弹的风险
当前，因为经济增速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猪肉价格已于年初见顶回落、货币供应量增速总体上不断放缓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控制好物价上涨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加，今年超过5%的恶性通胀应该不会出现。但是，全年能否实现4%的控制目标，主要取决于三方面不确定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以粮食和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走势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去年粮食八连增的历史记录面前，今年继续增产的难度很大，同时，国际部分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连续上涨；二是以国际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具有不确定性，既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情况，也深受地缘政治、金融投机等因素影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输入性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三是国内以水、电、油、气为代表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推动速度有多快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较为密集地出台调价措施，有可能产生超预期因素。
此外，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变进展缓慢、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例如：内需与外需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收入分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制约长期经济发展潜力。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尽快予以解决。
展望二季度，概括而言，中国经济上半年较为确定：增速仍将温和下滑，通胀仍将持续回落；但下半年较为不确定：经济见底时间可能会延长，企稳见底尚需时日，或是耐克型回升，或是李宁型回升，通胀仍会有反复。如果二季度政策面能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真正体现“稳中求进”、“稳中偏松”，经济有望止跌趋稳，初步实现“软着陆”。估计全年经济运行整体将较为平稳，不存在V型反转或“硬着陆”风险。
对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若干建议
以更加积极的“逆周期”政策体现“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针对上述风险和挑战，应当未雨绸缪，加强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提前做出应对预案，防患于未然。
1．宏观经济政策应更前瞻、更灵活地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
全球及国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远超预期，应进一步增强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货币政策应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总体稳健的框架下，货币政策要继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逆周期调整，适时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出口增速下滑、外贸顺差收窄的背景下，贸易项下的新增外汇占款预计将会下降，这给央行的货币调控提供了空间，建议近期央行可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是调整包括贷存比在内的监管比例，例如可将部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核算，以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信贷政策继续“定向宽松”并适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对民生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并不断完善对有资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重点支持在建、续建和重点项目。
财政政策须更加强调优化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要重点投向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加大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房建设、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确保“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西部开发、自主创新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逐步降低宏观税负，增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和结构转型，出台针对小微企业、节能减排、研发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进服务和运输行业营业税转增值税。通过降低税负支持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扩张作用，又有利于长期结构调整。
2．“三驾马车”稳中求进、协调拉动
努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要确保在建、续建和已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加快项目审批和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要尽快开工。积极支持保障房、普通商品房等房地产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保持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保证住房供给较快增长。加大对实体经济创业投资的支持，加大对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支持，促进制造业投资更加活跃。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有效启动民间投资，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
出台替代政策继续扩大消费。推出如养老、家政等服务类行业的促进消费政策以及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的扶持政策；加强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打造可替代国外知名品牌的国内知名品牌，培育高端消费；下调部分中高档商品进口关税，让这部分消费留在国内；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完善廉价的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消除后顾之忧，提振即期消费；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廉租房和公租房，释放城市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加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尽快采取“稳出口”相关措施。加大出口退税政策执行力度，及时实现出口零税率；尽快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体制和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手段对外贸发展的支持力度；稳步有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落地生根；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全面清理各项不合理限制，减少行政审批和不合理收费，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优化外贸公共中介服务。从长期来看，应通过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延缓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通过推动沿海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等途径，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速度。在推动出口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要促进贸易结构的平衡。推动进口的相关政策也应继续加强，包括健全完善进口信贷、进口关税等政策措施，下调进口关税、增加对企业进口高端技术设备的贴息投入、促进进口便利化。
3．通过实现“三个转变”防止物价走势出现反复
从侧重需求管理逐步向供给管理转变。要从生产和供应这一端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现象。大力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来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建立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等，建立价格经常大幅波动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猪肉）储备制度；大力扶植大规模养殖企业发展，建立并完善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链化的养猪体系，引入生猪或猪肉的远期或期货交易，借助金融工具实现稳定回报、熨平价格大涨大跌风险；改善农产品流通环节，增强农产品跨地区跨城乡调配能力，实现供需有效对接。
从过多倚重货币政策逐步向更多采取财政政策调控物价转变。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固然能够奏效，但也会不可避免地伤及实体经济，因而常使决策当局面临“两难”。而财政政策强调“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不仅能够进行总量调控，而且在结构优化和抑制通胀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财政支出的调整，可以在抑制通胀的供给方面比较精准地着力。财政政策可以渗入到食品生产—流通—销售整个链条上，通过投资、税收、补贴、奖励等手段调节短期供给，从而使其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其政策扭曲效果较小。
从管理国内市场逐步向管理国际市场转变。应鼓励更多企业到海外投资，通过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保证大宗商品的安全供应，以打破跨国公司对供应和价格的双重垄断。我们可以在现有的G20全球治理框架下，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能源、资源市场的全球治理机制。此外，还应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积极发展我国期货市场，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战略储备。
4．重点通过改善供给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过度依赖以遏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为导向的需求调控政策，效力有限且不可持续，一旦经济下行和需求调控政策的方向逆转，房价又要报复性反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心应尽快转向强化供给管理，建立多层次的城镇居民住房供给体系，尤其是要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设。因为保障性住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严重依赖于公共财政而且难以长期持续，远不足以在整体上有效改善房地产供应。
为此，要巩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已有成果，适当的切入点首先应当是以土地手段增加供应、满足保障。只有通过加大土地的供给和商品房的开发，同时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才会有效促使房地产价格尽快合理回归。而从根本上增加城市土地供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土地成本，还需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这包括打破供地垄断，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改革目前随行就市的土地供应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平抑地价，彻底消除“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的预期；调整与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土地储备制度。
5．通过加快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变
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可以看作是我们的主动调整和战术后撤，从中长期看，我国要延长经济快速增长期，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为了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所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必须切实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变。当前，各项体制改革可以说是蓄势待发，时不我待，应重点推进以下四项改革。
第一，继续推动财税制度改革，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构建以房地产税和资源税为主的地方税系，使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主要的来源。
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化解民间金融风险。未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应把以下四个方面作为关键突破口：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让民间金融正规化、阳光化、合法化；强化地方政府监管权责；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第三，继续落实收入倍增计划，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经济发展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第四，应抓住未来物价将继续回落的有利时机，推动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尤其是加快对居民消费价格影响较大的成品油、天然气、水、电等价格机制的调整，消除价格倒挂现象，避免输入型通胀压力长期化、机制化。
1．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
一季度同比增速比去年4季度回落0.9个百分点，环比增速也从1.9%回落至1.8%，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较快，引发投资增速较快回落。尽管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是宏观调控的成果。但当前需要警惕经济增速继续惯性下滑、过快下滑，因为这会衍生出许多的问题，如就业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土地性收入减少、平台融资能力大幅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盈利减少，企业盈利降低，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及销量增速的大幅下滑，等等。
2．欧债危机忧虑再度升温导致的外需降低风险
虽然美国经济目前仍继续保持着温和复苏的势头，但最近一个时期，欧债危机忧虑再度升温，矛头直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近期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近期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今年第二季度西班牙将约有600亿欧元国债到期，其中4月到期规模约300亿欧元，占到第二季度的一半。西班牙度过此次债务集中到期关口的难度在加大，风险窗口已经打开，不排除西班牙会寻求国际援助的可能。为此，应警惕西班牙成为希腊之后欧债危机的又一个风险爆发点，葡萄牙、意大利也是欧债危机忧虑重燃的最佳候选。前期对希腊的救助，不仅未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债务负担高企等深层次问题，反而凸显了欧元区内部在危机救助和结构改革等重要问题上的严重政治分歧。从中期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开始向欧洲银行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扩散，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美经济复苏前景仍将有可能一波三折，受其拖累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将放缓，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持续低增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仍有50%左右，一旦遇到外需收紧，必然会使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其冲击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
3．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的风险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在41个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个行业持平，14个行业下降，1个行业由同期盈利转为亏损，2个行业亏损同比增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02%。随着经济的不断放缓，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正在不断凸显。从微观层面看，产能过剩将直接导致企业开工和产能利用不足，造成经济资源浪费，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使企业经营困难及盈利水平下降。从长期来看，这将使企业投资预期和居民消费预期下降，又会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调压力。
4．物价走势下半年反弹的风险
当前，因为经济增速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猪肉价格已于年初见顶回落、货币供应量增速总体上不断放缓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控制好物价上涨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加，今年超过5%的恶性通胀应该不会出现。但是，全年能否实现4%的控制目标，主要取决于三方面不确定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以粮食和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走势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去年粮食八连增的历史记录面前，今年继续增产的难度很大，同时，国际部分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连续上涨；二是以国际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具有不确定性，既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情况，也深受地缘政治、金融投机等因素影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输入性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三是国内以水、电、油、气为代表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推动速度有多快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较为密集地出台调价措施，有可能产生超预期因素。
此外，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变进展缓慢、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例如：内需与外需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收入分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制约长期经济发展潜力。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尽快予以解决。
展望二季度，概括而言，中国经济上半年较为确定：增速仍将温和下滑，通胀仍将持续回落；但下半年较为不确定：经济见底时间可能会延长，企稳见底尚需时日，或是耐克型回升，或是李宁型回升，通胀仍会有反复。如果二季度政策面能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真正体现“稳中求进”、“稳中偏松”，经济有望止跌趋稳，初步实现“软着陆”。估计全年经济运行整体将较为平稳，不存在V型反转或“硬着陆”风险。
对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若干建议
以更加积极的“逆周期”政策体现“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针对上述风险和挑战，应当未雨绸缪，加强政策储备，预留政策空间，提前做出应对预案，防患于未然。
1．宏观经济政策应更前瞻、更灵活地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
全球及国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远超预期，应进一步增强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货币政策应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总体稳健的框架下，货币政策要继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逆周期调整，适时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出口增速下滑、外贸顺差收窄的背景下，贸易项下的新增外汇占款预计将会下降，这给央行的货币调控提供了空间，建议近期央行可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是调整包括贷存比在内的监管比例，例如可将部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核算，以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信贷政策继续“定向宽松”并适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对民生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并不断完善对有资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重点支持在建、续建和重点项目。
财政政策须更加强调优化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要重点投向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加大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房建设、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确保“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西部开发、自主创新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逐步降低宏观税负，增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和结构转型，出台针对小微企业、节能减排、研发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进服务和运输行业营业税转增值税。通过降低税负支持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扩张作用，又有利于长期结构调整。
2．“三驾马车”稳中求进、协调拉动
努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要确保在建、续建和已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加快项目审批和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要尽快开工。积极支持保障房、普通商品房等房地产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保持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保证住房供给较快增长。加大对实体经济创业投资的支持，加大对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支持，促进制造业投资更加活跃。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有效启动民间投资，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
出台替代政策继续扩大消费。推出如养老、家政等服务类行业的促进消费政策以及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的扶持政策；加强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打造可替代国外知名品牌的国内知名品牌，培育高端消费；下调部分中高档商品进口关税，让这部分消费留在国内；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完善廉价的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消除后顾之忧，提振即期消费；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廉租房和公租房，释放城市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加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尽快采取“稳出口”相关措施。加大出口退税政策执行力度，及时实现出口零税率；尽快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体制和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手段对外贸发展的支持力度；稳步有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落地生根；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全面清理各项不合理限制，减少行政审批和不合理收费，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优化外贸公共中介服务。从长期来看，应通过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延缓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通过推动沿海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等途径，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速度。在推动出口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要促进贸易结构的平衡。推动进口的相关政策也应继续加强，包括健全完善进口信贷、进口关税等政策措施，下调进口关税、增加对企业进口高端技术设备的贴息投入、促进进口便利化。
3．通过实现“三个转变”防止物价走势出现反复
从侧重需求管理逐步向供给管理转变。要从生产和供应这一端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现象。大力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来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建立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等，建立价格经常大幅波动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猪肉）储备制度；大力扶植大规模养殖企业发展，建立并完善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链化的养猪体系，引入生猪或猪肉的远期或期货交易，借助金融工具实现稳定回报、熨平价格大涨大跌风险；改善农产品流通环节，增强农产品跨地区跨城乡调配能力，实现供需有效对接。
从过多倚重货币政策逐步向更多采取财政政策调控物价转变。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固然能够奏效，但也会不可避免地伤及实体经济，因而常使决策当局面临“两难”。而财政政策强调“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不仅能够进行总量调控，而且在结构优化和抑制通胀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财政支出的调整，可以在抑制通胀的供给方面比较精准地着力。财政政策可以渗入到食品生产—流通—销售整个链条上，通过投资、税收、补贴、奖励等手段调节短期供给，从而使其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其政策扭曲效果较小。
从管理国内市场逐步向管理国际市场转变。应鼓励更多企业到海外投资，通过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保证大宗商品的安全供应，以打破跨国公司对供应和价格的双重垄断。我们可以在现有的G20全球治理框架下，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能源、资源市场的全球治理机制。此外，还应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积极发展我国期货市场，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战略储备。
4．重点通过改善供给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过度依赖以遏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为导向的需求调控政策，效力有限且不可持续，一旦经济下行和需求调控政策的方向逆转，房价又要报复性反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心应尽快转向强化供给管理，建立多层次的城镇居民住房供给体系，尤其是要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设。因为保障性住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严重依赖于公共财政而且难以长期持续，远不足以在整体上有效改善房地产供应。
为此，要巩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已有成果，适当的切入点首先应当是以土地手段增加供应、满足保障。只有通过加大土地的供给和商品房的开发，同时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才会有效促使房地产价格尽快合理回归。而从根本上增加城市土地供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土地成本，还需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这包括打破供地垄断，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改革目前随行就市的土地供应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平抑地价，彻底消除“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的预期；调整与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土地储备制度。
5．通过加快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变
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可以看作是我们的主动调整和战术后撤，从中长期看，我国要延长经济快速增长期，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为了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所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必须切实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变。当前，各项体制改革可以说是蓄势待发，时不我待，应重点推进以下四项改革。
第一，继续推动财税制度改革，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构建以房地产税和资源税为主的地方税系，使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主要的来源。
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化解民间金融风险。未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应把以下四个方面作为关键突破口：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让民间金融正规化、阳光化、合法化；强化地方政府监管权责；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第三，继续落实收入倍增计划，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经济发展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第四，应抓住未来物价将继续回落的有利时机，推动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尤其是加快对居民消费价格影响较大的成品油、天然气、水、电等价格机制的调整，消除价格倒挂现象，避免输入型通胀压力长期化、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