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八月十五日，国家广电总局叫停了重庆电视台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八月二十三日，又叫停“美莱美丽新约”等整容、变性类选秀节目。现在回望这两次叫停，正是山雨来前之满楼风。因为在九月二十日，国家广电总局接着打出一记重拳，对选秀节目的播出时间、环节与内容设计、主持人及评委的选择与言行、投票方式等方面做出详细管理措施。其中那些由“不”字串联的规定格外醒目：“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十场，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九十分钟。……不得在十九点三十分至二十二点三十分时段播出。……后续巡演等各类活动，不得在各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播出。……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 这对那些动辄就赛上半年、每期直播超过四小时、以场外投票方式召唤观众参与的选秀节目而言，可谓是一次致命打击。在秋意正浓的时节，这些规定的字里行间携带着一股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
　　选秀节目在中国的火爆及终结都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我们难以向它轻松地道一声再见。它是中國电视将国外娱乐节目本土化中值得瞩目的大事件；同时也证明中国娱乐节目的同质化速度达到又一次巅峰，当然也暴露了娱乐工业化时代中国电视人创造力的集体化贫困。它点燃且过度透支了中国观众的娱乐热情，将一种娱乐方式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它肩扛娱乐的大旗，面带魅惑的讪笑，却意外创造了“文化民主”的神话……它像一颗炸弹，在娱乐文化的地界炸出了一个深坑，而随之腾起的硝烟，又弥漫了整个中国。它又像一支急行军，吹着“PK～PK～”的号角，在“粉丝”昂贵的忠诚中风光而匆忙地开拔，却忘记带上一张地图，终究迷失了方向。因为迷失，它无知无畏地迈出“大跃进”的步伐；因为“大跃进”，它又注定踏上迷途。一哄而上，继而戛然而止——这正是中国式选秀的悲哀。
　　如果说中国式选秀留下了什么遗产，那就是“PK”——大红大紫的选秀节目，命名了一个“全民PK时代”。虽然按照前述限定性规定，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民PK景观将不复存在。然而PK作为中国式选秀最显著的标志，作为近几年来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必将铭刻在观众的集体记忆里。而探究PK所指的一再蜕变与延伸，观察社会对这一遗产的接受，也有助于我们管窥一个时代的特质。
　　PK原是Player kill（电玩术语）或Penalty kick（足球术语）的首字母缩写词。自二○○四年“超级女声”获得实验性成功，并引领了其后三年的选秀风潮之后，PK作为选秀术语一时家喻户晓。这是PK所指的第一次蜕变。二○○六年及二○○七年，娱乐资本大规模涌入选秀经济，选秀节目的数量也像瘟疫般爆发。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各种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大旗下争奇斗妍，召唤着全国观众的参与热情，持续扩大着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也改写了娱乐在中国的传统形象。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选秀中，PK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大多数情况下，在每场比赛的末段，将通过投票方式从两位选手中淘汰一位，这个过程即PK。PK的结果作为一种预置的悬念贯穿整场比赛，无论前面比赛程序设计得如何精彩，参赛选手的发挥多么淋漓尽致，最终的PK才是比赛真正的沸点。选秀节目在PK中走向高潮，走向结束，更走向一个新的开始，因此可说PK之与选秀有如生产力。几年的选秀看下来，PK的投票方式经历了简单到复杂又重回简单的历程，而PK环节消耗的时间也一再被刻意延长。这种策划目的很明确：一是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收入；二是让“粉丝”与观众们的激情蓄积得更充分，继而爆发得更强烈。当然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关连的。
　　PK对注意力的强烈吸引，更吸引了娱乐资本更大的注意力。在注意力经济的怂恿下，PK台开始膨胀，两人对决变成了多方混战，于是PK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比赛环节，而是演变为所有混战参与者所标榜的战斗精神。这是PK所指的第二次蜕变。这一混战的队伍里最为欢天喜地的是疯狂的“粉丝”与异变的电视评委。前者为偶像的生存而战。他们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惊人力量通过短信、网络、电话等方式投票，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尤其在赛博空间中，将每一个渺小的声音凝聚为滔天巨浪，既为偶像极尽吹捧之能事，也与各种“异端邪说”展开殊死搏斗。后者则为自身与节目的人气而战，节目前后的争宠、爆料与骂战，形成了评委间独特的PK环节。他们尤其擅长一种过度修辞化、表演性的评论方式，轻易将严肃的点评瓦解为另类的表演。威信、风格，一切与传统评委有关的有深度的、统合性的特征，都被赋予了符号化使命，洗刷着观众对电视评委的传统想象，也冲击着电视评论体系。
　　作为生产者的媒体也展开了疯狂PK。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和“我型我秀”、北京电视台的“红楼梦中人”、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为观众贡献了一场场挑战观众审美疲劳的周末黄金时间收视大赛。在同一个媒体大环境中，这些同质化的选秀节目做出各种噱头吸引眼球，力争使自己看上去很美。观众人数有限，“粉丝”精力与财力有限，节目时间选择有限……总之选秀经济的蛋糕有限，因而媒体间的PK为生存而战，这个战场不见硝烟，却充满血腥。
　　同时，肩扛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文化批评者们，必须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在观众被选秀节目撩拨得极为兴奋之时，每个与选秀有关的话题都极可能是一个PK牌炸药包，在虔诚的选秀信徒中炸响——而那恰好是一个勒庞笔下《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广西师大出版社二○○七年版）中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的气势汹汹的庞大人群。文化批评者们自然不是注意力经济的门徒，然而其批评言论中的每一个标点，都有可能被娱乐资本转化为PK精神的营养。在这个空前的娱乐盛世，想跳出娱乐之外是一种奢望。
　　其间似乎到处都在收获：选手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粉丝”潇洒地挥霍了一把金子般珍贵的青春，评委、媒体名扬四海、日进斗金，文化批评者尽到了为社会擦镜子的责任，文化产业获取了令人欣喜的经济增长点……然而PK混战的局面恰恰说明中国式选秀正在疯狂中陷入危难。它鼓励着一种斗争状态，却用亢奋掩盖背后的不公，用激烈模糊比赛的意义，用一切朝气蓬勃的视觉化幻象隐藏精神的极度萎靡。为胜利而PK逐渐变成了为私利而PK，为PK而PK。这即是PK所指的第三次蜕变——一种认知模式。
　　有人说PK现已成为继 Yes、No、Bye-bye、OK之后中国人最喜欢使用的“第五个英语热门单词”。然而，我们至今还在原初的含义上使用Yes、No、Bye-bye、OK，对PK的使用却颇具创造性。翻开报刊、打开电视，“A PK B”的语法已经不再新鲜。各种媒体冒着词不达意的风险在一切尽可能的领域使用PK：“法学家PK法官”、“利益PK责任”、“官员与专家同台演讲PK观点”、“买房PK炒股”、“加息PK升值”、“钢琴大师PK钢琴王子”、“侦探小说PK武侠小说”、“汉服PK唐装”、“圣诞餐PK年夜饭”、“新书销量PK：易中天领先王朔”……娱乐化的PK代替了中规中矩的汉语“挑战”、“决战”、“竞争”、“博弈”、“比较”、“讨论”、“选择”、“交流”、“纠偏”等，有时甚至置换了连词“与”。PK成为大众媒体所建构的标题化社会的当红宠儿。
　　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目力所及的一切事物都带有邀宠的嫌疑，从选秀中羽化的PK，成为媒体在这个娱乐黄金时代里邀宠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宿命。法学家与法官、官员与专家、利益与责任、买房与炒股等等之间真的是在进行你死我活的PK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在到处是方块汉字的版面上，突现两个简洁的英文字母，的确抓人眼球。更何况这两个字母是时下新鲜流行的用语，充满了时尚感与活力。“热门单词”如此有利于传播影响力的实现，因而PK在媒体社会里轻松获得了生存通行证。凡是出现PK字眼的地方，似乎都沾惹了选秀的表演性与娱乐性，将当事人草根化或者去严肃化。虚拟的PK情境，令一切变得亲近和惹眼起来，伺机提升着阅视率和点击率，为媒体创造着经济收益。在这里，媒体放弃了“贴近性”而投向了哗众取宠，过度利用PK中残余的“趣味性”反而暴露了他们的江郎才尽或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