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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方法，考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人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这7个变量对实现市民化的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较之于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人为主，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的角度，提出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进程的对策。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372-04
收稿日期：2013-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编号：12YJA790085）。
作者简介：张洪霞（1981—），女，四川射洪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及人事测评工作。E-mail：[email protected]。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据统计，在2.4亿农民工大军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1.6%[1]，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务农经历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的认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体制下，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难以真正拥有市民身份，陷入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成为漂泊于城乡的“边缘人”，这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必然出路在于稳步推进市民化，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实现我国城镇化建设目标、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表现在：（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问题。王桂新等以上海为例，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2]。张华等通过对339户新生代农民进行实证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是在特定家庭环境下做出抉择”的结论[3]。（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问题。刘传江等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4]。张斐通过建立1个包括 8 个二级指标和 9 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计算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5]。（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路径问题。胡杰成指出户籍分割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农民工自身的市场弱势是新生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市民待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加大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力度等解决对策[6]。胡江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指出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并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7]。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水平以及障碍的关注颇多，而且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研究者将已经市民化和尚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比来剖析制约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制约市民化的障碍研究也多集中于制度体制层面，很少有研究者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内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已市民化和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采用Logistic逻辑回归方法，着力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益的建议。
1样本选择与样本特征描述
1.1样本选择
2013年1—3月，课题组成员对全国84个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824份，回收率达到824%，剔除不合格问卷27份，有效问卷为797份，问卷有效率为79.7%。对搜集的数据采用SPSS 17.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2样本基本特征
由表1可见，在调查的797个有效样本中，男性432人，占受访总体的54.2%；已婚者占大多数，达到74.0%；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主体，约为73.8%，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46.9%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以从事体力性劳动为主，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下的占68.3%，这使得农民工在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方面捉襟见肘；打工年限为3年及以下的外出短期打工者居多，占55%；80.6%的受访者来自东部较发达地区。
2研究变量、假设与模型
2.1变量选择
2.2研究假设
2.2.1新生代农民工背景信息特征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的角度看，女性由于劳动参与率不高及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其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其实现市民化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已婚的农民工且配偶在同城打工者较之于未婚者或已婚农民工但配偶在家乡或在其他城市者，其市民化的可能性更大；月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倾向更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对其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有显著影响，职业层次越高，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2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技能证书是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操作变量，技能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市民化；打工时间是农民工工作经验的操作变量，打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融入城市，市民化倾向越强；接受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提升的手段，接受培训时间越长，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其市民化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3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对市民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异质的交往对象越多，其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用“遇到困难时可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这2个变量来对农民工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操作化，社区活动参与情况代表新生代农民工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量化指标，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2.3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建立
本研究就“您是否已经在城市落户”作为受调查对象市民化实现与否的表征，定义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描述11个解释变量对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原方程为：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运行结果
本研究运用SP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模型1；然后采用向后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剔除标准水平α=0.10），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0.05%及以下水平上统计显著，得模型2。由表3可见，模型1和模型2的显著性P值均为0.000，这2个模型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模型2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差异，模型2中“打工时间”与“社区参与情况”这2个变量的显著性均优于模型1。因此，下面的讨论以模型2为主。
3.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分析
3.2.1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变量和月均收入水平最终进入回归模型，且在已经实现市民化和未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影响显著。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系数为-0.653，在0.01统计水平下显著，男性比女性实现市民化的倾向更大，与研究假设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劳动参与率较女性更高，他们获取工作的机会更多。平均月收入也是制约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关键因素，影响系数为0.364，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水平越高，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也与研究假设相一致，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推进市民化的实现。
个体背景特征变量中“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对市民化实现作用不显著，说明婚姻现状与从事的职业类型并不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3.2.2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人力资本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时间2个变量最终进入回归模型。首先，受教育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为0.534，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实现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与研究假设一致，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物质资本的获取能力更强，这为市民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次，打工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295，且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也与研究假设一致。打工时间越长，市民化的实现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在城市打工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必然增加；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这有利于推进其实现市民化。
技能证书和接受培训时间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或仅有初级工证书，而且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闲暇时间参与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在调查中近5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仅有2.6%的农民工参加过3月以上的技能培训。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参与意识总体上较低，故其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不明显。
3.2.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中生活中主要交往对象、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参与社区活动情况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均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主要交往对象的影响系数为-0.61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交往对象以城市人为主，即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越多，异质性越强，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这一变量影响系数为0.367，该变量与市民化呈正相关，表明求助人数越多，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市民化的实现倾向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的状况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514，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也呈正相关，社区参与越频繁，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越多，越能推进其实现市民化。社会资本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均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异质性程度是影响市民化的关键指标。农民工进行市民化的过程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构和再生的过程，超越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构筑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次级社会资本，在与城市社会不断加深的互动过程中，次级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民工提供直接地学习市民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而且还能够增强农民工动员和调动城市社会资源的能力，故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异质性强的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关键因素。
4小结与讨论
利用全国797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据，从个体背景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方面阐释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人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这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大于女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人为主，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通过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为成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需要从以下2个方面加以努力：
（1）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政府应着力加大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力度，一方面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提高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对已在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种职业培训机会，增加他们的知识含量和技能素养，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充分利用工闲时间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培训，这不仅能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含量，增加自己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而且能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利于其实现城市社会的融入。
（2）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集聚特别是异质性社会资本的集聚，对实现市民化起着关键作用，农民工自身要摆脱封闭、同质性强的社会网络的桎梏，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城市社区组织和用工单位也需要通过开展群体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满足他们社会交往的需求，扩大其社会交往网络。
参考文献：
[1]王亚.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J]. 北方经济：综合版，2011（19）：74-75.
[2]王桂新，陈冠春，魏星.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10，16（2）：2-11.
[3]张华，夏显力.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56-58.
[4]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5）：48-57.
[5]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35（6）：100-109.
[6]胡杰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与促进对策[J]. 中国经贸导刊，2011（4）：38-39.
[7]胡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6）：123-128.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372-04
收稿日期：2013-06-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编号：12YJA790085）。
作者简介：张洪霞（1981—），女，四川射洪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及人事测评工作。E-mail：[email protected]。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涌入城市。据统计，在2.4亿农民工大军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1.6%[1]，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务农经历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的认同感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体制下，规模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难以真正拥有市民身份，陷入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成为漂泊于城乡的“边缘人”，这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必然出路在于稳步推进市民化，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实现我国城镇化建设目标、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表现在：（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问题。王桂新等以上海为例，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2]。张华等通过对339户新生代农民进行实证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是在特定家庭环境下做出抉择”的结论[3]。（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问题。刘传江等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4]。张斐通过建立1个包括 8 个二级指标和 9 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计算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5]。（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路径问题。胡杰成指出户籍分割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农民工自身的市场弱势是新生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全部市民待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加大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力度等解决对策[6]。胡江以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指出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并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7]。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水平以及障碍的关注颇多，而且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研究者将已经市民化和尚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比来剖析制约市民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制约市民化的障碍研究也多集中于制度体制层面，很少有研究者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内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已市民化和未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采用Logistic逻辑回归方法，着力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益的建议。
1样本选择与样本特征描述
1.1样本选择
2013年1—3月，课题组成员对全国84个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824份，回收率达到824%，剔除不合格问卷27份，有效问卷为797份，问卷有效率为79.7%。对搜集的数据采用SPSS 17.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2样本基本特征
由表1可见，在调查的797个有效样本中，男性432人，占受访总体的54.2%；已婚者占大多数，达到74.0%；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主体，约为73.8%，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46.9%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以从事体力性劳动为主，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下的占68.3%，这使得农民工在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方面捉襟见肘；打工年限为3年及以下的外出短期打工者居多，占55%；80.6%的受访者来自东部较发达地区。
2研究变量、假设与模型
2.1变量选择
2.2研究假设
2.2.1新生代农民工背景信息特征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的角度看，女性由于劳动参与率不高及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其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其实现市民化的可能性低于男性；已婚的农民工且配偶在同城打工者较之于未婚者或已婚农民工但配偶在家乡或在其他城市者，其市民化的可能性更大；月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倾向更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对其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有显著影响，职业层次越高，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2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技能证书是农民工技能水平的操作变量，技能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市民化；打工时间是农民工工作经验的操作变量，打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融入城市，市民化倾向越强；接受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提升的手段，接受培训时间越长，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其市民化的能力就越强，市民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2.2.3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对市民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异质的交往对象越多，其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用“遇到困难时可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这2个变量来对农民工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进行操作化，社区活动参与情况代表新生代农民工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量化指标，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2.3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建立
本研究就“您是否已经在城市落户”作为受调查对象市民化实现与否的表征，定义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描述11个解释变量对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原方程为：
3结果与分析
3.1模型运行结果
本研究运用SP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模型1；然后采用向后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剔除标准水平α=0.10），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0.05%及以下水平上统计显著，得模型2。由表3可见，模型1和模型2的显著性P值均为0.000，这2个模型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模型2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差异，模型2中“打工时间”与“社区参与情况”这2个变量的显著性均优于模型1。因此，下面的讨论以模型2为主。
3.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分析
3.2.1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变量和月均收入水平最终进入回归模型，且在已经实现市民化和未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影响显著。性别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系数为-0.653，在0.01统计水平下显著，男性比女性实现市民化的倾向更大，与研究假设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劳动参与率较女性更高，他们获取工作的机会更多。平均月收入也是制约市民化实现与否的关键因素，影响系数为0.364，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水平越高，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也与研究假设相一致，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推进市民化的实现。
个体背景特征变量中“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对市民化实现作用不显著，说明婚姻现状与从事的职业类型并不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3.2.2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人力资本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和打工时间2个变量最终进入回归模型。首先，受教育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为0.534，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实现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与研究假设一致，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物质资本的获取能力更强，这为市民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次，打工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295，且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也与研究假设一致。打工时间越长，市民化的实现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在城市打工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必然增加；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这有利于推进其实现市民化。
技能证书和接受培训时间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近80%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或仅有初级工证书，而且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闲暇时间参与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在调查中近5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仅有2.6%的农民工参加过3月以上的技能培训。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参与意识总体上较低，故其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不明显。
3.2.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中生活中主要交往对象、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量以及参与社区活动情况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均在0.01统计水平下影响显著。主要交往对象的影响系数为-0.61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中交往对象以城市人为主，即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越多，异质性越强，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遇到困难能够求助的城市人数这一变量影响系数为0.367，该变量与市民化呈正相关，表明求助人数越多，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市民化的实现倾向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的状况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514，该变量与市民化实现也呈正相关，社区参与越频繁，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越多，越能推进其实现市民化。社会资本3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均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异质性程度是影响市民化的关键指标。农民工进行市民化的过程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构和再生的过程，超越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社会资本，构筑以业缘、友缘为纽带的次级社会资本，在与城市社会不断加深的互动过程中，次级社会资本不仅为农民工提供直接地学习市民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而且还能够增强农民工动员和调动城市社会资源的能力，故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异质性强的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关键因素。
4小结与讨论
利用全国797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据，从个体背景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方面阐释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人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这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大于女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人为主，越有利于实现市民化。 通过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为成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需要从以下2个方面加以努力：
（1）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政府应着力加大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力度，一方面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提高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对已在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种职业培训机会，增加他们的知识含量和技能素养，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另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充分利用工闲时间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培训，这不仅能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含量，增加自己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而且能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利于其实现城市社会的融入。
（2）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集聚特别是异质性社会资本的集聚，对实现市民化起着关键作用，农民工自身要摆脱封闭、同质性强的社会网络的桎梏，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城市社区组织和用工单位也需要通过开展群体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满足他们社会交往的需求，扩大其社会交往网络。
参考文献：
[1]王亚.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J]. 北方经济：综合版，2011（19）：74-75.
[2]王桂新，陈冠春，魏星.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10，16（2）：2-11.
[3]张华，夏显力.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56-58.
[4]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5）：48-57.
[5]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35（6）：100-109.
[6]胡杰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与促进对策[J]. 中国经贸导刊，2011（4）：38-39.
[7]胡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6）：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