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出国留学、放眼看世界，希冀从西方寻求救亡兴国之道。蔡元培就是这股留学热潮的一份子。他先后3次赴德国求学、考察，共计5年多时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他在这段时间内学到了哪些先进思想？在就任北大校长后又是怎样实践这些思想的？近日，《中国收藏》记者来到北京大学，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秘书长陈洪捷先生。
《中国收藏》：我们知道，蔡元培是为躲避清政府对爱国运动的侦讯才有了留学德国的想法，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德国文化产生兴趣的，并促使他放弃了公费留日的机会，坚决选择自费留学德国？
陈洪捷：德国，或者说普鲁士，在晚清时期的整个知识界是很有影响的。因为普鲁士是一个后发展、并逐渐走向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很受当时世界知识界的关注。德国是以“教育立国”、“教育兴国”的西方国家样板，在教育方面非常发达，因此晚清很多改革派、维新派都一再以其为榜样。另外，我们的近邻日本主要效仿的国家也是德国，可见德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蔡元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德国文化感兴趣应该说毫不意外。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蔡元培可能是在1903年到1905年之间开始锁定德国为自己留学的目标，提出了“世界学术德为尊”的观点。那时候他也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在青岛学习德语，并开始翻译日文版的德国哲学著作，应该说他当时已经确定要去德国学习了。
《中国收藏》：德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具体有哪些特色，或者说在哪些方面比较发达和先进，能够吸引当时全世界范围都向其学习？
陈洪捷：德国在19世纪初由威廉·洪堡出任教育部长，他对德国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整个德国的大学从他进行改革以后有了很多变化，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德国大学一跃成为在欧洲领先的大学，甚至超过英、法等国。德国之所以能引领欧洲大学的发展，是因为威廉·洪堡提出了一些新的大学理念，主要是强调“科学研究”。
从中世纪以后建立的传统大学历来只是一个传承知识的机构和教学机构，没有科学研究的功能。洪堡认为对于死知识的传承并不能算真正的教学，应该将教学与研究统一，大学既是知识传承的场所，也是创造、探索新知识的场所。在他的倡导下，教学与研究从此密不可分。
自从威廉·洪堡提出“科学研究”的大学理念以后，整个传统大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老师和学生都进入了新的状态，在传承、学习知识的同时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和发现，所以德国的大学在人文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变成引领当时欧洲大学发展的先驱。这种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在当时学术成果累累，这种模式也变成了一种楷模。不仅是在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都有很多留学生到德国学习他们的先进思想。
《中国收藏》：除了在教学理念上做了改革，威廉·洪堡对于大学的管理方面有没有探索出新的方法？
陈洪捷：这当然是有的。德国大学有一个特点是“教授治校”，这是一种民主的管理方式。在大学里，一些重要决定是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通过集体投票表决，校长和院长实际没有太大的权力。评议会有权力对校内事务进行抉择，这种模式激发了教授参与学校的管理，同时增强了学术独立性。
《中国收藏》：这种管理方式是否也被蔡元培引进到了中国？
陈洪捷：蔡元培到北大以后也试图把这种民主化的“教授治校”制度进行尝试，于是北大也成立了评议会。评议会是由各个院系的院长、主任和重要的教授们组成的，是北大最高决策机构。蔡元培认为一旦民主制度建设好以后，校长在学校发展中不应该起很大作用。他曾经说过，德国大学的校长半年换一个或者一年换一个，学校依然会正常运转，北大也应该这样，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样的动荡不安。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也是改革的重点。这种制度也成为了现代大学的核心制度。
《中国收藏》：德国是一个思想、学术氛围活跃的国家，蔡元培在德国的时候，主要学习了哪些课程？有没有对他影响比较大的学者和导师？
陈洪捷：蔡元培自己的兴趣偏于人文学科，包括历史、艺术、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我曾看到过他在德国的听课记录档案，主要就是这些课程。他是有广泛学科视野和知识兴趣的人，没有局限在某一专业。他去留学也并不是以拿到学位为目的，那样会被局限在一个学科里面。
对蔡元培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兰普莱西，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另一个是冯特，心理学家，是实验心理学创始人。蔡元培听他们俩的课最多，也对他们俩最尊敬、最佩服。另外，他在德国还翻译过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博士包尔生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他将该书导言翻译成汉语，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发表于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观察与思考，使他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为其日后注重高等教育、倾力改造北大提供了动力。其实他还有很多治校原则不一定是从导师身上来的，很多也是基于平时的观察。
《中国收藏》：德式教育模式固然有其先进性，但无论多么好的模板，都需要与其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回到中国后，蔡元培是如何引入德式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当时的环境相适应的？
陈洪捷：蔡元培对大学的改革是一种大手笔，主要在宏观的办学方向、理念上下功夫，其核心主要是在改变风气。这一点说起来很虚，但做起来很难。比如说他一直倡导并期望实现的“学术自由”，这是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而这是德国大学的一大特色。“学术自由”用蔡元培自己的语言表示就是“兼容并包”，实际就是禁止大学内的派系之争、一派独大等现象，让各种流派、观点、思想都有自己发展的一席之地，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这种理念的建立，为北大的改革，甚至为中国大学的改革开了好头。他确实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北大的风气。
还有关于学科的改革，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蔡元培在这方面迈的步子比较大，他认为大学是一个纯粹搞研究的机构，而培养应用性、职业性人才的学科不应该放在大学。所以他把当时北大的农科、工科都砍掉了，这些改革措施还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一些教育发展策略，在当时确实是具有革命性的。
从蔡元培就任北大算起，到现在已经有100年了，虽然时代在变迁，但他在当代北大师生心中依然是一面旗帜。
返老还童
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这些话似乎偏于求学而略于修养，但我个人的自省，觉得真心求学的时候，已经把修养包括进去。有人说读了进化论，会引起勇于私斗敢于作恶的意识。但我记得：我自了解进化公例后，反更懔懔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条件。至于文学、美术的修养，在所治的外国语与美术史上，已很足供给了。
记者手记
在这个激越的初夏，北大校园到处呈现着浓浓的青绿色。微风中夹杂着阳光，吹在身上，那么舒爽，那么惬意。
几经问路，我们找到了教育学院，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陈洪捷教授已经迎候在那里，一身浅色西装透露出谦谦的绅士风度。陈教授毕业于北大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对蔡元培的德国游学经历和情结进行过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他心里，蔡元培的德国之梦也是中国现代教育之梦；而他的梦，就是将蔡元培的精神、北大的精神继续发扬和传承。这是北大学人应有的气质和情操。
夏天是奔放的季节，而初夏却是含蓄的。短暂的采访感觉像度过了一段慢时光，这是在北京不常有的感受。
《中国收藏》：我们知道，蔡元培是为躲避清政府对爱国运动的侦讯才有了留学德国的想法，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德国文化产生兴趣的，并促使他放弃了公费留日的机会，坚决选择自费留学德国？
陈洪捷：德国，或者说普鲁士，在晚清时期的整个知识界是很有影响的。因为普鲁士是一个后发展、并逐渐走向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很受当时世界知识界的关注。德国是以“教育立国”、“教育兴国”的西方国家样板，在教育方面非常发达，因此晚清很多改革派、维新派都一再以其为榜样。另外，我们的近邻日本主要效仿的国家也是德国，可见德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蔡元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德国文化感兴趣应该说毫不意外。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蔡元培可能是在1903年到1905年之间开始锁定德国为自己留学的目标，提出了“世界学术德为尊”的观点。那时候他也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在青岛学习德语，并开始翻译日文版的德国哲学著作，应该说他当时已经确定要去德国学习了。
《中国收藏》：德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具体有哪些特色，或者说在哪些方面比较发达和先进，能够吸引当时全世界范围都向其学习？
陈洪捷：德国在19世纪初由威廉·洪堡出任教育部长，他对德国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整个德国的大学从他进行改革以后有了很多变化，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德国大学一跃成为在欧洲领先的大学，甚至超过英、法等国。德国之所以能引领欧洲大学的发展，是因为威廉·洪堡提出了一些新的大学理念，主要是强调“科学研究”。
从中世纪以后建立的传统大学历来只是一个传承知识的机构和教学机构，没有科学研究的功能。洪堡认为对于死知识的传承并不能算真正的教学，应该将教学与研究统一，大学既是知识传承的场所，也是创造、探索新知识的场所。在他的倡导下，教学与研究从此密不可分。
自从威廉·洪堡提出“科学研究”的大学理念以后，整个传统大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老师和学生都进入了新的状态，在传承、学习知识的同时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和发现，所以德国的大学在人文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变成引领当时欧洲大学发展的先驱。这种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在当时学术成果累累，这种模式也变成了一种楷模。不仅是在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都有很多留学生到德国学习他们的先进思想。
《中国收藏》：除了在教学理念上做了改革，威廉·洪堡对于大学的管理方面有没有探索出新的方法？
陈洪捷：这当然是有的。德国大学有一个特点是“教授治校”，这是一种民主的管理方式。在大学里，一些重要决定是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通过集体投票表决，校长和院长实际没有太大的权力。评议会有权力对校内事务进行抉择，这种模式激发了教授参与学校的管理，同时增强了学术独立性。
《中国收藏》：这种管理方式是否也被蔡元培引进到了中国？
陈洪捷：蔡元培到北大以后也试图把这种民主化的“教授治校”制度进行尝试，于是北大也成立了评议会。评议会是由各个院系的院长、主任和重要的教授们组成的，是北大最高决策机构。蔡元培认为一旦民主制度建设好以后，校长在学校发展中不应该起很大作用。他曾经说过，德国大学的校长半年换一个或者一年换一个，学校依然会正常运转，北大也应该这样，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样的动荡不安。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也是改革的重点。这种制度也成为了现代大学的核心制度。
《中国收藏》：德国是一个思想、学术氛围活跃的国家，蔡元培在德国的时候，主要学习了哪些课程？有没有对他影响比较大的学者和导师？
陈洪捷：蔡元培自己的兴趣偏于人文学科，包括历史、艺术、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我曾看到过他在德国的听课记录档案，主要就是这些课程。他是有广泛学科视野和知识兴趣的人，没有局限在某一专业。他去留学也并不是以拿到学位为目的，那样会被局限在一个学科里面。
对蔡元培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兰普莱西，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另一个是冯特，心理学家，是实验心理学创始人。蔡元培听他们俩的课最多，也对他们俩最尊敬、最佩服。另外，他在德国还翻译过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博士包尔生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他将该书导言翻译成汉语，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发表于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观察与思考，使他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为其日后注重高等教育、倾力改造北大提供了动力。其实他还有很多治校原则不一定是从导师身上来的，很多也是基于平时的观察。
《中国收藏》：德式教育模式固然有其先进性，但无论多么好的模板，都需要与其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回到中国后，蔡元培是如何引入德式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当时的环境相适应的？
陈洪捷：蔡元培对大学的改革是一种大手笔，主要在宏观的办学方向、理念上下功夫，其核心主要是在改变风气。这一点说起来很虚，但做起来很难。比如说他一直倡导并期望实现的“学术自由”，这是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而这是德国大学的一大特色。“学术自由”用蔡元培自己的语言表示就是“兼容并包”，实际就是禁止大学内的派系之争、一派独大等现象，让各种流派、观点、思想都有自己发展的一席之地，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这种理念的建立，为北大的改革，甚至为中国大学的改革开了好头。他确实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北大的风气。
还有关于学科的改革，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蔡元培在这方面迈的步子比较大，他认为大学是一个纯粹搞研究的机构，而培养应用性、职业性人才的学科不应该放在大学。所以他把当时北大的农科、工科都砍掉了，这些改革措施还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一些教育发展策略，在当时确实是具有革命性的。
从蔡元培就任北大算起，到现在已经有100年了，虽然时代在变迁，但他在当代北大师生心中依然是一面旗帜。
返老还童
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这些话似乎偏于求学而略于修养，但我个人的自省，觉得真心求学的时候，已经把修养包括进去。有人说读了进化论，会引起勇于私斗敢于作恶的意识。但我记得：我自了解进化公例后，反更懔懔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条件。至于文学、美术的修养，在所治的外国语与美术史上，已很足供给了。
记者手记
在这个激越的初夏，北大校园到处呈现着浓浓的青绿色。微风中夹杂着阳光，吹在身上，那么舒爽，那么惬意。
几经问路，我们找到了教育学院，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陈洪捷教授已经迎候在那里，一身浅色西装透露出谦谦的绅士风度。陈教授毕业于北大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对蔡元培的德国游学经历和情结进行过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他心里，蔡元培的德国之梦也是中国现代教育之梦；而他的梦，就是将蔡元培的精神、北大的精神继续发扬和传承。这是北大学人应有的气质和情操。
夏天是奔放的季节，而初夏却是含蓄的。短暂的采访感觉像度过了一段慢时光，这是在北京不常有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