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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时，老校长刘道玉依然会被许多年轻的学生认出来。虽然他卸任校长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位“永远的校长”留下的武大改革故事，却在一代代学生中口耳相传。
刘道玉是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的第二位大学校长（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2012年11月17日“中国梦致敬盛典”那天，刘道玉还差一周就是80岁生日了，作家莫言托好友、翻译家许金龙送来一幅“打油诗”：“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
11月24日，刘道玉在武汉的80岁生日正日子，大家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老校长却又将它变成了一次为教育改革呼喊的机会。在这场以“创造教育”为主题的论坛上，他介绍了自己设计的创新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1980年代主政武大期间，他是改革实践的拓荒牛；离开校长职位后，他就成了为中国教育改革昼夜啼叫的杜鹃鸟。
校长没有部长权大，但可以做事
南方周末：你的教育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根的？
刘道玉：我在中学时代读过一本书，叫做《炸药大王诺贝尔的故事》，那时我就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但是在32岁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39岁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就意味着我失去了化学家的舞台——化学实验室。
这时我的想法就在转变，从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转化为培养更多的发明创造人才。所以我研究创造教育，通过创造教育能培养更多的学生成为发明家，这比我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意义更大。
南方周末：在武汉大学任职期间，你曾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出任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但你在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坚决要求回到武大，为什么不愿意在教育部继续工作？
刘道玉：当时很多人也感到很惋惜，我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综合司司长时才45岁，被认为是年轻有为，提拔副部长指日可待。但我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平生也留下了一个志愿，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京官——天子脚下难做事，你走快了，说你冒进；走慢了，说你保守。所以自古就有“京官难当”的说法。
当校长当然没有当部长、省长权力大，但是我可以扎扎实实地做一番我想做的事业。
南方周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留在教育部当上部长，甚至做到更高层，那就可以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有没有这个可能？
刘道玉：的确有人质疑我：你要当了教育部长，就有更大的舞台，能够领导全国教育改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行的。就算我当上了教育部长，也不可能放开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改革。
南方周末：所以还不如在一个大学里面，好好地把这个大学给改好？
刘道玉：对。为什么在一个大学能够做一些改革的尝试，而在全国不行呢？这就是管理学上的“空隙理论”，在两个圆圈的交汇处有个空白，这个空白就是你的创业机会。我正是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圆圈”之间找到了这样一所大学，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成就了我的改革理想。
自由是教育的灵魂
南方周末：在武大任职的7年多时间里，你做得最令自己满意的事情什么？
刘道玉：第一件事就是贯彻了我的自由教育理念，营造了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自由是教育的灵魂。我那个时候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允许学生留长发，穿喇叭裤，允许跳交谊舞，谈恋爱。很多学校晚上十点钟要把电闸拉掉，学生统一作息——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当时有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真自由。连北京大学的几个院士都要调到武大工作。
第二件事，我创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导师制、转学制等等，这些制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也被别的学校所效仿。
另外，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始终抓本科教学不放松。为什么？因为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大量要走向社会的人才，如果本科教育抓不好，我们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不合格的产品，甚至是废品。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中心任务，也是短板，用多大的力气来抓都不为过。
可是，我们的重点大学不重视本科教学，有几个大师、几个院士教本科课程的？这就是所谓的“教学是支出，科学研究是收入”。去年云南大学有一个副教授说，我才不会去全心全意地搞教学，那样是“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说这种话的人是个别的，但是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在大学里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教育质量是提不高的。
南方周末：反过来，有没有失败的教训？
刘道玉：我最大的失败和损失，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及省委的关系。我的个性太强，观点太强硬，缺乏灵活性，缺乏策略和变通方法。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你说有校长敢对上司这样吗？我跟省委书记也曾拍过桌子。
我的这些性格可能是导致我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不能持久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个人被免职是小事，因为我本来不想当官，免职了，我没有任何遗憾，无官一身轻。但是，武汉大学热火朝天的改革事业，也戛然而止，很可惜。
南方周末：你曾在上级领导面前说教育战线是最保守的？
刘道玉：是的。我跟他说：教育是最保守的一个战线，有的官员不学习，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举手一投足皆出错。当然我这话都说得很绝对，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说话就要说得明明白白，不像有些人说话爱拐弯抹角。 发展≠改革
南方周末：离开武大校长的职位后，你又进行了其他的教育改革尝试。
刘道玉：我办过一个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六年，想要推行创造教育，因为创造教育要从幼儿开始，这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得出的研究结论。有人不理解一个大学校长为何要去办一个中小学，但我是把这所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
六年的实验，确实获得了丰收。可惜，投资人最初骗我说，他赚了很多钱要投资教育，我信了，结果他是利用教育，空手套白狼赚钱，到了最后入不敷出，学校被迫关门了。这使我很成功的改革实践又戛然而止了，当然令我痛心。
南方周末：没有了施展理念的舞台，你就专心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了。
刘道玉：我没有舞台了，就大量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发现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我出版过一本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最近新修订，改名为《拓荒与呐喊》。我说我在任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耕耘开拓；被免职以后，我没有舞台了，就变成一只杜鹃鸟，昼夜地啼叫呐喊。
南方周末：你在教育研究工作中自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刘道玉：我正在写《理想大学》这本书，它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我最想留给后世的一本书。这本书会反映我对未来教育的理想。
未来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设计了一个教育仓储模式。就像仓储超市一样，那里应有尽有，顾客可以任意挑选，不受任何限制。我想未来的学生进入这个教育超市，就是自由选购。我们的领导者就是组织这个仓储超市的各种资源，规定仓储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教师是这个超级教育超市的导购。这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会把这个教育仓储超市详细地加以描述。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近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成果？
刘道玉：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有发展，办学的条件有提高，教育经费有很大的增长，硬件设备有很大的改善。这是这二十多年教育发展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
但这是发展，还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和发展不是一个概念。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而改革是质的改变。有位教育界的领导曾说，我们国家的“两基”达标率都超过95%，就是教育改革成功的表现，这就混淆了改革和发展的界限。
另外，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学学制是四年，八个学期。第八个学期，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上课了。我1980年代当校长时，第八个学期，不到7月15日，拿不到毕业证。现在是3月份就 “放羊”了，美其名曰是去找工作。你说怎么能保证质量呢？用产业上的话，就是偷工减料。所以行家们认为，现在的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现在的本科生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生。
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你看看报纸上，我们校长们、教授们，一天到晚就在赞颂现在教育的大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成就，这就是看问题不同。17世纪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夏尔丹，他说了一句话，观察事物是重要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样重要。对同样一个事情，对同样一个现象，看法的不同，得到的是迥然不同的结论。
改革者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想过，回顾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选择教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状态？
刘道玉：当然想过。如果我没有回武汉大学，而是在留苏回国之后接受周总理的建议进入军事科学院，那么我会成为一名将军。如果我没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而是在学校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工作，我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化学家。
我这一生，离不开一个苦字，从小在农村受苦，读大学又是十年寒窗苦读，被历史推到大学岗位上，又是埋头苦干。我的书房虽然不大，但还有个书斋的名称，叫“寒宬斋”。寒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宬，就是藏书的房子。书房当然是要藏书的，但是我这里用这个“宬”字，别有一番用意——它反映了人的成功道路，你要想成，就必须掀掉头上的盖子。
南方周末：你曾说自己这一辈子“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被免除了校长职务。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所提的很多教育改革建议是不是也“超前”了？
刘道玉：我自认为是一个超前的人，认知也超前，思想超前。现在很多校长54岁才正式出任，而我就已经被免职了。
我觉得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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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与易中天对谈
易中天：1982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上你家里去，那时候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是家里非常简陋和狭窄，只有两房一厅。我很奇怪校长为什么住得这么差。您说：只要武汉大学教师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我刘道玉绝不住大房子。您当年住在那样的陋室里有中国梦吗？
刘道玉：我心中一直有梦，我被任命为校长是48岁。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氛围非常浓厚，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有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坚决响应胡耀邦的号召，尽心实践教育改革。
改革从哪里开始？我认为：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因此我改革的起步，就是营造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
易中天：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学术怎样才能自由？
刘道玉：关键问题是解放思想，尊敬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自由、人格，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摘自《南方周末》2012.12.6）B②
刘道玉是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的第二位大学校长（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2012年11月17日“中国梦致敬盛典”那天，刘道玉还差一周就是80岁生日了，作家莫言托好友、翻译家许金龙送来一幅“打油诗”：“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
11月24日，刘道玉在武汉的80岁生日正日子，大家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老校长却又将它变成了一次为教育改革呼喊的机会。在这场以“创造教育”为主题的论坛上，他介绍了自己设计的创新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1980年代主政武大期间，他是改革实践的拓荒牛；离开校长职位后，他就成了为中国教育改革昼夜啼叫的杜鹃鸟。
校长没有部长权大，但可以做事
南方周末：你的教育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根的？
刘道玉：我在中学时代读过一本书，叫做《炸药大王诺贝尔的故事》，那时我就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但是在32岁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39岁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就意味着我失去了化学家的舞台——化学实验室。
这时我的想法就在转变，从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转化为培养更多的发明创造人才。所以我研究创造教育，通过创造教育能培养更多的学生成为发明家，这比我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意义更大。
南方周末：在武汉大学任职期间，你曾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出任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但你在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坚决要求回到武大，为什么不愿意在教育部继续工作？
刘道玉：当时很多人也感到很惋惜，我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综合司司长时才45岁，被认为是年轻有为，提拔副部长指日可待。但我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平生也留下了一个志愿，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京官——天子脚下难做事，你走快了，说你冒进；走慢了，说你保守。所以自古就有“京官难当”的说法。
当校长当然没有当部长、省长权力大，但是我可以扎扎实实地做一番我想做的事业。
南方周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留在教育部当上部长，甚至做到更高层，那就可以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有没有这个可能？
刘道玉：的确有人质疑我：你要当了教育部长，就有更大的舞台，能够领导全国教育改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行的。就算我当上了教育部长，也不可能放开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改革。
南方周末：所以还不如在一个大学里面，好好地把这个大学给改好？
刘道玉：对。为什么在一个大学能够做一些改革的尝试，而在全国不行呢？这就是管理学上的“空隙理论”，在两个圆圈的交汇处有个空白，这个空白就是你的创业机会。我正是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圆圈”之间找到了这样一所大学，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成就了我的改革理想。
自由是教育的灵魂
南方周末：在武大任职的7年多时间里，你做得最令自己满意的事情什么？
刘道玉：第一件事就是贯彻了我的自由教育理念，营造了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自由是教育的灵魂。我那个时候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允许学生留长发，穿喇叭裤，允许跳交谊舞，谈恋爱。很多学校晚上十点钟要把电闸拉掉，学生统一作息——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当时有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真自由。连北京大学的几个院士都要调到武大工作。
第二件事，我创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导师制、转学制等等，这些制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也被别的学校所效仿。
另外，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始终抓本科教学不放松。为什么？因为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大量要走向社会的人才，如果本科教育抓不好，我们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不合格的产品，甚至是废品。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中心任务，也是短板，用多大的力气来抓都不为过。
可是，我们的重点大学不重视本科教学，有几个大师、几个院士教本科课程的？这就是所谓的“教学是支出，科学研究是收入”。去年云南大学有一个副教授说，我才不会去全心全意地搞教学，那样是“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说这种话的人是个别的，但是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在大学里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教育质量是提不高的。
南方周末：反过来，有没有失败的教训？
刘道玉：我最大的失败和损失，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及省委的关系。我的个性太强，观点太强硬，缺乏灵活性，缺乏策略和变通方法。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你说有校长敢对上司这样吗？我跟省委书记也曾拍过桌子。
我的这些性格可能是导致我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不能持久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个人被免职是小事，因为我本来不想当官，免职了，我没有任何遗憾，无官一身轻。但是，武汉大学热火朝天的改革事业，也戛然而止，很可惜。
南方周末：你曾在上级领导面前说教育战线是最保守的？
刘道玉：是的。我跟他说：教育是最保守的一个战线，有的官员不学习，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举手一投足皆出错。当然我这话都说得很绝对，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说话就要说得明明白白，不像有些人说话爱拐弯抹角。 发展≠改革
南方周末：离开武大校长的职位后，你又进行了其他的教育改革尝试。
刘道玉：我办过一个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六年，想要推行创造教育，因为创造教育要从幼儿开始，这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得出的研究结论。有人不理解一个大学校长为何要去办一个中小学，但我是把这所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
六年的实验，确实获得了丰收。可惜，投资人最初骗我说，他赚了很多钱要投资教育，我信了，结果他是利用教育，空手套白狼赚钱，到了最后入不敷出，学校被迫关门了。这使我很成功的改革实践又戛然而止了，当然令我痛心。
南方周末：没有了施展理念的舞台，你就专心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了。
刘道玉：我没有舞台了，就大量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发现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我出版过一本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最近新修订，改名为《拓荒与呐喊》。我说我在任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耕耘开拓；被免职以后，我没有舞台了，就变成一只杜鹃鸟，昼夜地啼叫呐喊。
南方周末：你在教育研究工作中自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刘道玉：我正在写《理想大学》这本书，它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我最想留给后世的一本书。这本书会反映我对未来教育的理想。
未来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设计了一个教育仓储模式。就像仓储超市一样，那里应有尽有，顾客可以任意挑选，不受任何限制。我想未来的学生进入这个教育超市，就是自由选购。我们的领导者就是组织这个仓储超市的各种资源，规定仓储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教师是这个超级教育超市的导购。这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会把这个教育仓储超市详细地加以描述。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近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成果？
刘道玉：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有发展，办学的条件有提高，教育经费有很大的增长，硬件设备有很大的改善。这是这二十多年教育发展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
但这是发展，还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和发展不是一个概念。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而改革是质的改变。有位教育界的领导曾说，我们国家的“两基”达标率都超过95%，就是教育改革成功的表现，这就混淆了改革和发展的界限。
另外，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学学制是四年，八个学期。第八个学期，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上课了。我1980年代当校长时，第八个学期，不到7月15日，拿不到毕业证。现在是3月份就 “放羊”了，美其名曰是去找工作。你说怎么能保证质量呢？用产业上的话，就是偷工减料。所以行家们认为，现在的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现在的本科生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生。
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你看看报纸上，我们校长们、教授们，一天到晚就在赞颂现在教育的大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成就，这就是看问题不同。17世纪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夏尔丹，他说了一句话，观察事物是重要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样重要。对同样一个事情，对同样一个现象，看法的不同，得到的是迥然不同的结论。
改革者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想过，回顾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选择教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状态？
刘道玉：当然想过。如果我没有回武汉大学，而是在留苏回国之后接受周总理的建议进入军事科学院，那么我会成为一名将军。如果我没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而是在学校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工作，我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化学家。
我这一生，离不开一个苦字，从小在农村受苦，读大学又是十年寒窗苦读，被历史推到大学岗位上，又是埋头苦干。我的书房虽然不大，但还有个书斋的名称，叫“寒宬斋”。寒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宬，就是藏书的房子。书房当然是要藏书的，但是我这里用这个“宬”字，别有一番用意——它反映了人的成功道路，你要想成，就必须掀掉头上的盖子。
南方周末：你曾说自己这一辈子“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被免除了校长职务。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所提的很多教育改革建议是不是也“超前”了？
刘道玉：我自认为是一个超前的人，认知也超前，思想超前。现在很多校长54岁才正式出任，而我就已经被免职了。
我觉得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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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与易中天对谈
易中天：1982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上你家里去，那时候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是家里非常简陋和狭窄，只有两房一厅。我很奇怪校长为什么住得这么差。您说：只要武汉大学教师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我刘道玉绝不住大房子。您当年住在那样的陋室里有中国梦吗？
刘道玉：我心中一直有梦，我被任命为校长是48岁。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氛围非常浓厚，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有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坚决响应胡耀邦的号召，尽心实践教育改革。
改革从哪里开始？我认为：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因此我改革的起步，就是营造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
易中天：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学术怎样才能自由？
刘道玉：关键问题是解放思想，尊敬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自由、人格，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摘自《南方周末》2012.12.6）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