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样一位谦卑、自律、儒雅的大学教授，用自己的经历和实践，不断诠释着作为中华儿女，生在大陆，长在香港的港人学者的别样“乡愁”
“我现在仍然怀念着种在我家篱笆后面的龙眼树、芭蕉树，它们还可以成长吗？我种的很多果树现在还在吗？我家山后面的小溪是否真的已经干涸了？”采访中，陈学然教授一直念着这些在他童年记憶里无比美好的片段。当昔日美好的地方成为废墟，那“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美景，只能留在回忆里，而这个记忆里充满了乡愁，有历史和时间的沧桑感在其中。
陈学然，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助理系主任。陈学然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梅州是客家人的故乡，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泰国前总理他信等的家乡都在此地。1988年9月4日是一个让陈学然难忘的日子，那年他11岁，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哥哥姐姐来到香港，自1989年及1990年回乡两趟后，至今已是一别二十几年。
回不去的儿时故乡
来港之前，陈学然生长在一个颇有传统气息的陈氏宗族村庄里，名为莲塘村。每逢新年节庆，都有一些合房祭拜活动，并且还有一些修祠堂、修族谱、修桥铺路等集体活动，那里也许并不富裕，但人非常团结，那里是他童年的乐土。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恢复了宗族活动，我记得我5岁那年，有一次好几个陈姓村落的人参加的合祭老祖宗祭祀活动，从第一世到第十九世，我是第十九世的。小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地参加这些活动。”在他的记忆中，每次祭祀活动之后，大家都会在祠堂门口的打谷场五六个人围坐一圈，饭菜放在地上，大家一起吃，连桌子都没有的这种团聚活动是那么简单而幸福，令人在集体中感受温暖和归属感。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接受物质文明的洗礼，还是那样的淳朴；那时的宗族活动也还没有被商业化，还是那样的虔诚。“宗族里有人结婚或者家里有丧事，村里人都会放下手里的农活、工作帮忙。我妈做饭很好，尤其是面食，长寿面之类的，每次都被他们请去做伙头将军的一员。农忙的时候，几家人合起来插秧、收割。”1988年的暑假，还在帮着家人收割禾稻的陈学然，被父母带到了他完全陌生的香港，“来到香港之后落差很大，因为没有这些活动、没有集体生活了。”
香港之初印象
陈学然一家移民到香港的原因跟那些年许许多多香港移民一样，源于一些历史原因，“据说我爷爷当时是国民党的保长，那些年批判地主，他1948年就来到了香港，我父亲1981年改革开放来了香港。后来我妈妈是夫妻团聚来的香港，我跟妈妈一起是因为我当时不满18岁，还不能照顾自己，而我哥哥姐姐是留在大陆的。”
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香港经济腾飞，人们生活优越，普遍上还很接纳新移民。但陈学然坦言当时“来到香港其实是很不习惯的”。虽然每天都可以吃到在老家一年才能吃几次的红烧肉，但他坦言那时并不快乐，他思念着从小生长的家乡，那个团结、淳朴的地方。来到香港住在狭小的空间里，听着老师同学讲着听不懂的英文和粤语，父母天天上班，而身边又没有朋友，“内心有种很不快乐的感觉”。
在陈学然的记忆中，最初香港的生活是那么的辛酸，这种辛酸伴着对家乡的思念和异乡生活的无助感。“刚进小学的第三天，我就跟同学打架，因为他笑我是‘大陆仔’，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名香港同学的名字。所以，来香港的头一两个月是非常挂念家乡的，最初是很难融入香港社会的。”他曾经看到家里附近球场的小朋友吃hotdog，就拿着自己兜里仅有的一块港币去买，却被老板骂：“一蚊買熱狗，發緊夢啊！（粤语。意为“一块钱买热狗，你是做梦吗”）”。语言交流上的不顺畅、学业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辛苦，让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在刚来到香港的那几年有极大的孤独感。
“我妈是制衣厂女工，我爸在酒楼做工人，他们都很忙，早上八点多上班，晚上十一点才回来。我当时已经会买菜做饭，照顾祖母，我自己想起来也觉得我很懂事。”每天靠着20块钱，煮一家人的饭菜、照顾年迈的老人、温习自己的功课，这一切就是陈学然生活的全部，没有零花钱、没有小伙伴一起玩耍，只能在放学以后偷偷去游戏厅看小朋友打游戏机，这个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觉得颇为孤单的一种生活”。
香港的那些年
由于家庭的因素，他坦言“那时候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因为家里没有钱，只有一种想快点出来找工作的念头”。因此，小学成绩还不太差的他，却选择了就读香港的职业先修学校，也就是大陆的职业学校，读到初三就可以有一技傍身，比如做水工、电工、木工等，他希望初三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工作帮补家用。
“这所学校是全香港最差学校的其中一所，香港的学校当时共分五级，我那所学校是第五级，而且是第五级里最差的10%，就是bottom ten percent，我就是在这样的 学校里学习的，我是读工科的，不是读文科的。当时就纯粹是想赚钱补贴家用。”我们可能很难想到这个如今可以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老子、孔子、庄子，万物一体之仁、儒家大同社会的哲学教授竟然是香港最差的学校并且是工科出身的。“那时候一个对我不错的小学训导主任知道我报这所学校之后，就劝我不要读。说这间学校不适合我，大家都叫她冯主任，我还记得她。她认为我不该读这样的一般学生都不会选读的职业先修学校，应该读好一些的文法中学，但是我没有听她话，我就是一心想出来赚钱。”
随着对香港的接触增多，陈学然在香港的生活也慢慢开始发生变化，不再那么思念家乡。如今成为大学教授的经历，过程中却有些曲折，也是有些造化弄人，但终归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香港当时中一到中五是中学，中六到中七是预科，我的数学不好，到了中五那年，我也不想整个人生就像我父辈和在港乡人那样，每天都在炸鸡扒、帮客人冲奶茶、调咖啡、洗碗、做侍应、做地盘工，不想这样，所以我要继续读书。”当时的香港城市大学正好开一门叫做高级文凭的应用中文课程，读三年就可以拿到高级文凭的证书，就这样的机缘，陈学然弃工从文，开始接触到了文史哲，“当然我是工科转成的文科，头几年也读得很辛苦、很努力，所以我真正努力读书、享受读书是来了城市大学之后才开始的。”就这样，在香港的生活有了新的篇章，而那个“家乡”也开始难以回去了。 回不去的是故乡
“我已经回不去我童年的那个家乡，只是一种放在心里面的家乡。”在采访中，陈学然讲对童年家乡的思念和回忆，“我还总是想起我在家乡拜祭祖先的时候，从那座名为‘船山’山腰的坟墓往回看的时候，整个村都被绿油油的稻田，还有那个一望无际的甘蔗田、菜田包围着，那個美丽的画面，现在常常在我脑海里飘荡。”
“早上起床插秧、割禾、放牛，农忙生活，小时候的记忆是很清晰的。这些就是我对家乡的感情。”他讲起跟哥哥在家乡扒番薯，扒完之后在田里造了一个土窑，然后就烤红薯吃。“那种味道再也吃不到了。我心里惦记的还是在家乡自己种的番薯，跟哥哥建土窑、把犁烧得通红，把番薯埋在下面，一起吃番薯的那个经历，可能那个时候只有六七岁，但是那种感受，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家后面的华南李长出来了，我有些同学是从另外一个镇来我们小学读书的，我会邀请他们去我家吃，那时候也就10岁，想到这些我还会记得那些小伙伴的样子，但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去哪里了，也联系不到了。现在就是会从某个事件、想起某个人，回想起家乡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家乡的生活。”
如今，陈学然家乡很多的人都已经迁去了广州、东莞、深圳，家族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说，小时候他常捉鱼、捉蚬的那条小溪已经干涸了，果园里果树的果子也都不再能吃了，老家后面的一些山已经变成了水泥厂……“我听到家里人讲老家污染很严重，我就很不开心，心里面有一种刺痛感，希望有一天家乡的环保可以做得好一些。”
但故乡总归只能是故乡，“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现在，陈学然他们一家都已搬迁到香港，在香港也已成家立业，香港成为了他新的家，对童年故乡的思念已经转化为如今对香港的期待和对大陆与香港的融合所做的努力上。
没有南来，何来本土？学者的愁思
“作为一个有大陆生活经验又在香港成长的教书人，我希望大陆跟香港可以融合，从我的学术研究和教书里面可以把中港的一些矛盾化解了，这是我心里想做的学术研究。”陈学然告诉笔者，他正在筹划出一本《没有南来，何来本土？》的著作，希望可以使香港的发展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保持同步。
“我要批判现在的‘本土主义’，他们在建立本土意识的同时，要去中国化（本土在我看来是个伪命题），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陈学然认为，香港的主要人口结构一直是以“南来者”为中心组成的，国人自辛亥革命以来直至1980年代抵垒政策取消以后的一段甚长时间，因为政治环境的转变而源源不绝地踊港定居。国人的南来传统在港从未停歇和中断。“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不认同国民政权，来到了香港，一直以来都没停过，就是到现在，或者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内部政治动荡，很多内地人来到香港寻找他们觉得更好的生活、居住的环境，那个年代‘珠三角’一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男性是没有偷渡经历的。那么到今天还有很多专才、或者再年轻一些的学生来这里读书的，都不断的让香港多了很多的活力、才力和财力。”
“据我一位在东京大学任教的朋友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间，罗湖口岸有700万个日立牌电饭锅从香港过境深圳后寄到大陆各地。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土产红白蓝大胶袋，已成为七八十年代的一个亲情符号和集体历史记忆，它专门给香港人用来装旧衣服、日用品、糖果、电器等拿回大陆，我老爸也在1984年的时候把一台电视机亲手从罗湖桥搬回家乡。”在陈学然看来，过去一甲子，红白蓝、罗湖桥承载了数代港人的亲情重量，构成了几代港人难以磨灭的集体回忆和血肉亲情。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一切的发展，他思念大陆回不去的家乡，更期待今天的香港可以在与大陆的融合过程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一再要说明过去的殖民地并不是那么的好，将来的香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当然是联系在我自己身上的一种体悟，1997年以后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我自己有一种自信，在我个人努力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学界对我的认同。”他感谢如今的“自由行”能让他和他的亲人们在新年的时候来到香港，大家得到团聚。“我觉得“自由行”加深了两地的往来，我是很赞成这样的自由行。这样可以加强我们家族的关系，让我的孩子也能认识到他们的交流，对于小孩子的家族意识的增强、家族的团聚都是好的。”
“我现在的教师身份、我教的书和写的文章，我也觉得很好，可以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思想价值，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对现实可以有不满、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是不能够批判的，因为国家、民族的问题是与生俱来的。我教书是讲文化的‘统一和同一’，我这两年也有一个基金的项目——亚洲一体化‘One Asia’。前两天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以‘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为主题，其实就论及了不少‘亚洲一体化’的内容，我们传统的说法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体现，现在讲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平等地看待对方，追求彼此在文化渊源上相同的思想脉络，达到互相谅解，实现共存和平、共同发展的愿望。”
“前几天一个学生问我，说我有什么特质是跟我这样特殊的成长经历有关的。我想可能就是亲和力的养成，那种包容、同情，这可能本身跟我是大陆出来的有关，所以我对学生有同情的了解。”就是这样一位谦卑、自律、儒雅的大学教授，用自己的经历和实践，不断诠释着作为中华儿女，生在大陆，长在香港的港人学者的别样“乡愁”。
责任编辑 李娜
“我现在仍然怀念着种在我家篱笆后面的龙眼树、芭蕉树，它们还可以成长吗？我种的很多果树现在还在吗？我家山后面的小溪是否真的已经干涸了？”采访中，陈学然教授一直念着这些在他童年记憶里无比美好的片段。当昔日美好的地方成为废墟，那“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美景，只能留在回忆里，而这个记忆里充满了乡愁，有历史和时间的沧桑感在其中。
陈学然，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助理系主任。陈学然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梅州是客家人的故乡，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泰国前总理他信等的家乡都在此地。1988年9月4日是一个让陈学然难忘的日子，那年他11岁，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哥哥姐姐来到香港，自1989年及1990年回乡两趟后，至今已是一别二十几年。
回不去的儿时故乡
来港之前，陈学然生长在一个颇有传统气息的陈氏宗族村庄里，名为莲塘村。每逢新年节庆，都有一些合房祭拜活动，并且还有一些修祠堂、修族谱、修桥铺路等集体活动，那里也许并不富裕，但人非常团结，那里是他童年的乐土。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恢复了宗族活动，我记得我5岁那年，有一次好几个陈姓村落的人参加的合祭老祖宗祭祀活动，从第一世到第十九世，我是第十九世的。小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地参加这些活动。”在他的记忆中，每次祭祀活动之后，大家都会在祠堂门口的打谷场五六个人围坐一圈，饭菜放在地上，大家一起吃，连桌子都没有的这种团聚活动是那么简单而幸福，令人在集体中感受温暖和归属感。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接受物质文明的洗礼，还是那样的淳朴；那时的宗族活动也还没有被商业化，还是那样的虔诚。“宗族里有人结婚或者家里有丧事，村里人都会放下手里的农活、工作帮忙。我妈做饭很好，尤其是面食，长寿面之类的，每次都被他们请去做伙头将军的一员。农忙的时候，几家人合起来插秧、收割。”1988年的暑假，还在帮着家人收割禾稻的陈学然，被父母带到了他完全陌生的香港，“来到香港之后落差很大，因为没有这些活动、没有集体生活了。”
香港之初印象
陈学然一家移民到香港的原因跟那些年许许多多香港移民一样，源于一些历史原因，“据说我爷爷当时是国民党的保长，那些年批判地主，他1948年就来到了香港，我父亲1981年改革开放来了香港。后来我妈妈是夫妻团聚来的香港，我跟妈妈一起是因为我当时不满18岁，还不能照顾自己，而我哥哥姐姐是留在大陆的。”
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香港经济腾飞，人们生活优越，普遍上还很接纳新移民。但陈学然坦言当时“来到香港其实是很不习惯的”。虽然每天都可以吃到在老家一年才能吃几次的红烧肉，但他坦言那时并不快乐，他思念着从小生长的家乡，那个团结、淳朴的地方。来到香港住在狭小的空间里，听着老师同学讲着听不懂的英文和粤语，父母天天上班，而身边又没有朋友，“内心有种很不快乐的感觉”。
在陈学然的记忆中，最初香港的生活是那么的辛酸，这种辛酸伴着对家乡的思念和异乡生活的无助感。“刚进小学的第三天，我就跟同学打架，因为他笑我是‘大陆仔’，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名香港同学的名字。所以，来香港的头一两个月是非常挂念家乡的，最初是很难融入香港社会的。”他曾经看到家里附近球场的小朋友吃hotdog，就拿着自己兜里仅有的一块港币去买，却被老板骂：“一蚊買熱狗，發緊夢啊！（粤语。意为“一块钱买热狗，你是做梦吗”）”。语言交流上的不顺畅、学业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辛苦，让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在刚来到香港的那几年有极大的孤独感。
“我妈是制衣厂女工，我爸在酒楼做工人，他们都很忙，早上八点多上班，晚上十一点才回来。我当时已经会买菜做饭，照顾祖母，我自己想起来也觉得我很懂事。”每天靠着20块钱，煮一家人的饭菜、照顾年迈的老人、温习自己的功课，这一切就是陈学然生活的全部，没有零花钱、没有小伙伴一起玩耍，只能在放学以后偷偷去游戏厅看小朋友打游戏机，这个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觉得颇为孤单的一种生活”。
香港的那些年
由于家庭的因素，他坦言“那时候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因为家里没有钱，只有一种想快点出来找工作的念头”。因此，小学成绩还不太差的他，却选择了就读香港的职业先修学校，也就是大陆的职业学校，读到初三就可以有一技傍身，比如做水工、电工、木工等，他希望初三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工作帮补家用。
“这所学校是全香港最差学校的其中一所，香港的学校当时共分五级，我那所学校是第五级，而且是第五级里最差的10%，就是bottom ten percent，我就是在这样的 学校里学习的，我是读工科的，不是读文科的。当时就纯粹是想赚钱补贴家用。”我们可能很难想到这个如今可以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老子、孔子、庄子，万物一体之仁、儒家大同社会的哲学教授竟然是香港最差的学校并且是工科出身的。“那时候一个对我不错的小学训导主任知道我报这所学校之后，就劝我不要读。说这间学校不适合我，大家都叫她冯主任，我还记得她。她认为我不该读这样的一般学生都不会选读的职业先修学校，应该读好一些的文法中学，但是我没有听她话，我就是一心想出来赚钱。”
随着对香港的接触增多，陈学然在香港的生活也慢慢开始发生变化，不再那么思念家乡。如今成为大学教授的经历，过程中却有些曲折，也是有些造化弄人，但终归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香港当时中一到中五是中学，中六到中七是预科，我的数学不好，到了中五那年，我也不想整个人生就像我父辈和在港乡人那样，每天都在炸鸡扒、帮客人冲奶茶、调咖啡、洗碗、做侍应、做地盘工，不想这样，所以我要继续读书。”当时的香港城市大学正好开一门叫做高级文凭的应用中文课程，读三年就可以拿到高级文凭的证书，就这样的机缘，陈学然弃工从文，开始接触到了文史哲，“当然我是工科转成的文科，头几年也读得很辛苦、很努力，所以我真正努力读书、享受读书是来了城市大学之后才开始的。”就这样，在香港的生活有了新的篇章，而那个“家乡”也开始难以回去了。 回不去的是故乡
“我已经回不去我童年的那个家乡，只是一种放在心里面的家乡。”在采访中，陈学然讲对童年家乡的思念和回忆，“我还总是想起我在家乡拜祭祖先的时候，从那座名为‘船山’山腰的坟墓往回看的时候，整个村都被绿油油的稻田，还有那个一望无际的甘蔗田、菜田包围着，那個美丽的画面，现在常常在我脑海里飘荡。”
“早上起床插秧、割禾、放牛，农忙生活，小时候的记忆是很清晰的。这些就是我对家乡的感情。”他讲起跟哥哥在家乡扒番薯，扒完之后在田里造了一个土窑，然后就烤红薯吃。“那种味道再也吃不到了。我心里惦记的还是在家乡自己种的番薯，跟哥哥建土窑、把犁烧得通红，把番薯埋在下面，一起吃番薯的那个经历，可能那个时候只有六七岁，但是那种感受，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家后面的华南李长出来了，我有些同学是从另外一个镇来我们小学读书的，我会邀请他们去我家吃，那时候也就10岁，想到这些我还会记得那些小伙伴的样子，但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去哪里了，也联系不到了。现在就是会从某个事件、想起某个人，回想起家乡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家乡的生活。”
如今，陈学然家乡很多的人都已经迁去了广州、东莞、深圳，家族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说，小时候他常捉鱼、捉蚬的那条小溪已经干涸了，果园里果树的果子也都不再能吃了，老家后面的一些山已经变成了水泥厂……“我听到家里人讲老家污染很严重，我就很不开心，心里面有一种刺痛感，希望有一天家乡的环保可以做得好一些。”
但故乡总归只能是故乡，“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现在，陈学然他们一家都已搬迁到香港，在香港也已成家立业，香港成为了他新的家，对童年故乡的思念已经转化为如今对香港的期待和对大陆与香港的融合所做的努力上。
没有南来，何来本土？学者的愁思
“作为一个有大陆生活经验又在香港成长的教书人，我希望大陆跟香港可以融合，从我的学术研究和教书里面可以把中港的一些矛盾化解了，这是我心里想做的学术研究。”陈学然告诉笔者，他正在筹划出一本《没有南来，何来本土？》的著作，希望可以使香港的发展与中国的民族复兴保持同步。
“我要批判现在的‘本土主义’，他们在建立本土意识的同时，要去中国化（本土在我看来是个伪命题），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陈学然认为，香港的主要人口结构一直是以“南来者”为中心组成的，国人自辛亥革命以来直至1980年代抵垒政策取消以后的一段甚长时间，因为政治环境的转变而源源不绝地踊港定居。国人的南来传统在港从未停歇和中断。“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不认同国民政权，来到了香港，一直以来都没停过，就是到现在，或者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内部政治动荡，很多内地人来到香港寻找他们觉得更好的生活、居住的环境，那个年代‘珠三角’一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男性是没有偷渡经历的。那么到今天还有很多专才、或者再年轻一些的学生来这里读书的，都不断的让香港多了很多的活力、才力和财力。”
“据我一位在东京大学任教的朋友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间，罗湖口岸有700万个日立牌电饭锅从香港过境深圳后寄到大陆各地。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土产红白蓝大胶袋，已成为七八十年代的一个亲情符号和集体历史记忆，它专门给香港人用来装旧衣服、日用品、糖果、电器等拿回大陆，我老爸也在1984年的时候把一台电视机亲手从罗湖桥搬回家乡。”在陈学然看来，过去一甲子，红白蓝、罗湖桥承载了数代港人的亲情重量，构成了几代港人难以磨灭的集体回忆和血肉亲情。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一切的发展，他思念大陆回不去的家乡，更期待今天的香港可以在与大陆的融合过程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一再要说明过去的殖民地并不是那么的好，将来的香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当然是联系在我自己身上的一种体悟，1997年以后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我自己有一种自信，在我个人努力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学界对我的认同。”他感谢如今的“自由行”能让他和他的亲人们在新年的时候来到香港，大家得到团聚。“我觉得“自由行”加深了两地的往来，我是很赞成这样的自由行。这样可以加强我们家族的关系，让我的孩子也能认识到他们的交流，对于小孩子的家族意识的增强、家族的团聚都是好的。”
“我现在的教师身份、我教的书和写的文章，我也觉得很好，可以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思想价值，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对现实可以有不满、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是不能够批判的，因为国家、民族的问题是与生俱来的。我教书是讲文化的‘统一和同一’，我这两年也有一个基金的项目——亚洲一体化‘One Asia’。前两天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以‘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为主题，其实就论及了不少‘亚洲一体化’的内容，我们传统的说法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体现，现在讲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平等地看待对方，追求彼此在文化渊源上相同的思想脉络，达到互相谅解，实现共存和平、共同发展的愿望。”
“前几天一个学生问我，说我有什么特质是跟我这样特殊的成长经历有关的。我想可能就是亲和力的养成，那种包容、同情，这可能本身跟我是大陆出来的有关，所以我对学生有同情的了解。”就是这样一位谦卑、自律、儒雅的大学教授，用自己的经历和实践，不断诠释着作为中华儿女，生在大陆，长在香港的港人学者的别样“乡愁”。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