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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薇拉·凯瑟在短篇小说《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里通过对女主人公一乔治亚娜沉默的一生的描写，揭示出当代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普遍的失声状况。话语既是个人与社会交际的中介，又是个人权力的体现。失声的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本文通过对小说女主人公失声现象的分析，探索女性在社会中遭遇到不公正对待的原因，以期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薇拉·凯瑟 话语权 失声 女权主义
薇拉·凯瑟（Wflla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著名女性作家，成长于美国西部，其时美国正转型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兴起、科技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而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潮也给当代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转变，凯瑟在社会大背景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国内外评论家从不同方面研究《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探讨主题，如分析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小说的叙事技巧等。当然也不乏女权主义的批评，探讨当代女性该何去何从等。福柯说过：“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是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因此，我们不妨以话语为切人点，深入探索女性在社会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原因。
一、在家庭中丧失地位
在薇拉·凯瑟的短篇小说《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中，女主人公乔治亚娜在家庭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话语权。
首先，作为一名女儿，她在父母的面前是失语的。当她爱上来自乡村的穷小子时，家人们作为最亲密的人，给乔治亚娜的不是理解和支持，而是反对和责骂。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私有财产，一直处在家长的“监护”之下，女性的婚姻通常是由家长决定的。乔治亚娜在家长的“监护”下，没有发言权，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最终，“为了逃避家人的责骂和朋友的非难，她随他一道去了内布拉斯加边疆地区”。面对责骂和非难，她是无力的，是失语的，她所能做出最大的选择就是从家长的监护中逃走，而这样她也失去了整个家庭。
其次，在婚姻中，她作为妻子，也是失语的。虽然乔治亚娜曾有足够的勇气来对抗家长们的压迫和统治，试图从失语的状态中逃离出来，但是当她结婚后，她在婚姻里仍然没有话语权。她每日从早到晚忙碌家庭琐事，照顾孩子，而她在家庭中并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她热爱音乐，却连自己买乐器的能力都没有，“她那架小风琴……是她丈夫在定居十五年之后为她买的，而在那之前的十五年中，除了一位挪威籍农场帮工的手风琴外，她不曾见过任何乐器”。她在家庭里是沉默的、温驯的、任劳任怨的，她已经习惯了失声，习惯了被决定。
二、在社会中面临的压力
社会是由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和，人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然而社会也是权力斗争集中体现的地方，人们在社会中争夺权力，获得社会地位。
乔治亚娜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且她原本是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的，她不但“曾是波士顿音乐学校的一名教员”，还是“一名优秀的钢琴演奏者，她受的音乐教育比四分之一世纪前大多数音乐教师所受的教育都多”，她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生活。“二战”后美国女性工作机会增多，而女性在工作中更能提高妇女独立意识，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弗里丹说：“就女性而言，要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同男人一样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女性的奥秘》）乔治亚娜在城市中有自己的工作，能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有为自己发声的渠道。然而，当她爱上一名乡下懒散的年轻小伙子之后，她为什么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跟从一名毫无前途的小伙子一起到农村过拓荒的生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能留在城市里，靠乔治亚娜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呢？作者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是除了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外，笔者认为这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优越心理已经根深蒂固，社会普遍认同男人比女人强大。因此，男性工作挣钱养家天经地义，而女性供养男性却是大众所不能接受的一种方式。男性优越感不但限制女性发展，而且会反过来去证明女性不如男性，因此陷入恶性循环，女性地位永远处于男性之下。
其次，男权社会把女性捆绑在家庭中，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才是女性的归宿，社会工作对于女性可有可无。而女性在长久以来的男权影响下，也潜移默化地认为家庭对于女性才是最重要的。无数女性心甘情愿为家庭放弃自己的工作，默默为家庭付出自己的一生。这种思想如今依然根深蒂固，如果一个家庭中需要一个人放弃工作，照顾家庭，通常仍是女性回归到家庭里。
最后，作为一名热爱并且精通音乐的人，音乐应该是乔治亚娜最好的发声工具，然而她在长达三十年与音乐绝缘的状态里，失去了发声渠道，放弃了理想，最终失声。面对社会压力，女性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失去自我发展、实现独立的机会，在社会中就更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于是渐渐在社会中失声。
男权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男性优于女性，男性工作挣钱养家的模式被广泛认可。社会普遍在女性身上施加各种压力，以传统伦理道德约束、控制女性，片面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和社会功能，压抑女性寻求自我发展的需求，以此来维护父权文化统治。
三、在文本中失去叙述者地位
叙述者是电影或小说中直接为观众提供信息或发表评论的人。小说中的叙述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读者只能从叙述者那里得到信息。叙述者不但描述情节，还加入自己的情感以及评价，由此，读者很容易从叙述者角度看待事情，不自觉地与叙述者站在同样的立场。而且，叙述者也是有选择地去讲述一些事，他没有讲述的事情，读者是不知道的。
《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女主人公的侄子克拉克。克拉克对乔治亚娜的了解除了少年时代的相处，就是时隔三十年后的重逢。读者以他的视角去看乔治亚娜，看到的是她不全面的一生，是断裂的，有三十年的空缺。克拉克在叙述过程中甚少直接引用乔治亚娜的话，通篇下来，乔治亚娜只说了四句简短的话。整篇小说中，乔治亚娜的外貌、经历，甚至连感情、思想都由克拉克來叙述。时隔三十年后再次去听自己曾热爱的音乐会时，乔治亚娜心里究竟会怎么想呢？她会害怕、激动，还是痛苦、麻木？乔治亚娜不曾说话，只有克拉克在替她发声，替她决定。小说由克拉克决定要不要唤醒她：“我开始想到最好是不把她唤醒就送她回红柳县，并为建议去听音乐会而追悔莫及。”并且克拉克十分体贴地替她考虑：“其实替她着想我倒真希望她对音乐的情趣已经完全消失，那种漫长的挣扎已幸运地结束。”克拉克甚至还评价乔治亚娜的爱情为“令人费解的痴恋”。在乔治亚娜自己的故事里，她都没能为自己发声，而是由一位并不那么亲密的男性亲人讲述她的一生。跳出小说，现实中的女性话语在男权话语下又是何等破碎，何等缺失？不仅大多数故事由男人写成，讲述的是男人的故事，而且即使在讲述女人的故事时，男人仍然不能避免以男性的视角去看待女性。普兰·德·拉巴尔说：“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在男性话语下，即使是女性作家写女性的故事，也难免受到男性话语机制的影响。
总之，薇拉·凯瑟在《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中为我们呈现了女性在家庭中丧失地位、在社会中面临压力以及在文本中失语的状态，从而反映男权社会中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失声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受压迫的状态，是女性寻求平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因为长久的失声，女性已经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发声，就如小说中的乔治亚娜那样，即使满腹委屈、对生活充满了不满，但是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只能在听完音乐会后说：“我不想走。”女性首先要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愿望，只有这样，才能开始为自己争取话语权，这对当下女性争取独立、获得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薇拉·凯瑟 话语权 失声 女权主义
薇拉·凯瑟（Wflla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著名女性作家，成长于美国西部，其时美国正转型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兴起、科技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而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潮也给当代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转变，凯瑟在社会大背景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国内外评论家从不同方面研究《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探讨主题，如分析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小说的叙事技巧等。当然也不乏女权主义的批评，探讨当代女性该何去何从等。福柯说过：“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是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因此，我们不妨以话语为切人点，深入探索女性在社会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原因。
一、在家庭中丧失地位
在薇拉·凯瑟的短篇小说《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中，女主人公乔治亚娜在家庭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话语权。
首先，作为一名女儿，她在父母的面前是失语的。当她爱上来自乡村的穷小子时，家人们作为最亲密的人，给乔治亚娜的不是理解和支持，而是反对和责骂。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私有财产，一直处在家长的“监护”之下，女性的婚姻通常是由家长决定的。乔治亚娜在家长的“监护”下，没有发言权，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最终，“为了逃避家人的责骂和朋友的非难，她随他一道去了内布拉斯加边疆地区”。面对责骂和非难，她是无力的，是失语的，她所能做出最大的选择就是从家长的监护中逃走，而这样她也失去了整个家庭。
其次，在婚姻中，她作为妻子，也是失语的。虽然乔治亚娜曾有足够的勇气来对抗家长们的压迫和统治，试图从失语的状态中逃离出来，但是当她结婚后，她在婚姻里仍然没有话语权。她每日从早到晚忙碌家庭琐事，照顾孩子，而她在家庭中并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她热爱音乐，却连自己买乐器的能力都没有，“她那架小风琴……是她丈夫在定居十五年之后为她买的，而在那之前的十五年中，除了一位挪威籍农场帮工的手风琴外，她不曾见过任何乐器”。她在家庭里是沉默的、温驯的、任劳任怨的，她已经习惯了失声，习惯了被决定。
二、在社会中面临的压力
社会是由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和，人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然而社会也是权力斗争集中体现的地方，人们在社会中争夺权力，获得社会地位。
乔治亚娜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且她原本是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的，她不但“曾是波士顿音乐学校的一名教员”，还是“一名优秀的钢琴演奏者，她受的音乐教育比四分之一世纪前大多数音乐教师所受的教育都多”，她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生活。“二战”后美国女性工作机会增多，而女性在工作中更能提高妇女独立意识，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弗里丹说：“就女性而言，要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同男人一样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女性的奥秘》）乔治亚娜在城市中有自己的工作，能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有为自己发声的渠道。然而，当她爱上一名乡下懒散的年轻小伙子之后，她为什么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跟从一名毫无前途的小伙子一起到农村过拓荒的生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能留在城市里，靠乔治亚娜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呢？作者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是除了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外，笔者认为这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优越心理已经根深蒂固，社会普遍认同男人比女人强大。因此，男性工作挣钱养家天经地义，而女性供养男性却是大众所不能接受的一种方式。男性优越感不但限制女性发展，而且会反过来去证明女性不如男性，因此陷入恶性循环，女性地位永远处于男性之下。
其次，男权社会把女性捆绑在家庭中，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才是女性的归宿，社会工作对于女性可有可无。而女性在长久以来的男权影响下，也潜移默化地认为家庭对于女性才是最重要的。无数女性心甘情愿为家庭放弃自己的工作，默默为家庭付出自己的一生。这种思想如今依然根深蒂固，如果一个家庭中需要一个人放弃工作，照顾家庭，通常仍是女性回归到家庭里。
最后，作为一名热爱并且精通音乐的人，音乐应该是乔治亚娜最好的发声工具，然而她在长达三十年与音乐绝缘的状态里，失去了发声渠道，放弃了理想，最终失声。面对社会压力，女性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失去自我发展、实现独立的机会，在社会中就更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于是渐渐在社会中失声。
男权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男性优于女性，男性工作挣钱养家的模式被广泛认可。社会普遍在女性身上施加各种压力，以传统伦理道德约束、控制女性，片面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和社会功能，压抑女性寻求自我发展的需求，以此来维护父权文化统治。
三、在文本中失去叙述者地位
叙述者是电影或小说中直接为观众提供信息或发表评论的人。小说中的叙述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读者只能从叙述者那里得到信息。叙述者不但描述情节，还加入自己的情感以及评价，由此，读者很容易从叙述者角度看待事情，不自觉地与叙述者站在同样的立场。而且，叙述者也是有选择地去讲述一些事，他没有讲述的事情，读者是不知道的。
《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女主人公的侄子克拉克。克拉克对乔治亚娜的了解除了少年时代的相处，就是时隔三十年后的重逢。读者以他的视角去看乔治亚娜，看到的是她不全面的一生，是断裂的，有三十年的空缺。克拉克在叙述过程中甚少直接引用乔治亚娜的话，通篇下来，乔治亚娜只说了四句简短的话。整篇小说中，乔治亚娜的外貌、经历，甚至连感情、思想都由克拉克來叙述。时隔三十年后再次去听自己曾热爱的音乐会时，乔治亚娜心里究竟会怎么想呢？她会害怕、激动，还是痛苦、麻木？乔治亚娜不曾说话，只有克拉克在替她发声，替她决定。小说由克拉克决定要不要唤醒她：“我开始想到最好是不把她唤醒就送她回红柳县，并为建议去听音乐会而追悔莫及。”并且克拉克十分体贴地替她考虑：“其实替她着想我倒真希望她对音乐的情趣已经完全消失，那种漫长的挣扎已幸运地结束。”克拉克甚至还评价乔治亚娜的爱情为“令人费解的痴恋”。在乔治亚娜自己的故事里，她都没能为自己发声，而是由一位并不那么亲密的男性亲人讲述她的一生。跳出小说，现实中的女性话语在男权话语下又是何等破碎，何等缺失？不仅大多数故事由男人写成，讲述的是男人的故事，而且即使在讲述女人的故事时，男人仍然不能避免以男性的视角去看待女性。普兰·德·拉巴尔说：“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在男性话语下，即使是女性作家写女性的故事，也难免受到男性话语机制的影响。
总之，薇拉·凯瑟在《一场瓦格纳作品音乐会》中为我们呈现了女性在家庭中丧失地位、在社会中面临压力以及在文本中失语的状态，从而反映男权社会中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失声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中受压迫的状态，是女性寻求平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因为长久的失声，女性已经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发声，就如小说中的乔治亚娜那样，即使满腹委屈、对生活充满了不满，但是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只能在听完音乐会后说：“我不想走。”女性首先要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愿望，只有这样，才能开始为自己争取话语权，这对当下女性争取独立、获得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