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所有拍摄中国的外国摄影家中，马克·吕布（Marc Riboud， 1923-；下文简称“马克”）拥有至尊的地位，不仅因为他拍的时间跨度最长（从1957年到2010年长达53年， 20多次造访中国），记录的内容最细致（关于中国的摄影集有《中国的三面红旗》《行摄中国40年》《中国所见》《黄山》《上海》《黑白中国》等），更因为对中国纪实摄影来讲，他是一位“教父”：他用自己的照片向中国摄影师阐释了什么是“纪实摄影”，摄影师如何持续记录一个变化中的国家和国家的变化；他用自己的拍摄示范了纪实摄影师是怎么工作的，鼓励中国同行实践不干预拍摄对象的抓拍，放弃闪光灯而让现场光带给照片以独特的魅力；他的照片展示了国际化的摄影语言以及纪实摄影所能达到的形质品位。与卡蒂埃-布勒松一样，马克将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东方情怀放到摄影中，他像诗人一样让细节光彩四射。他说，不必纠缠于宏大的历史或现实，把生活中让你惊奇的碎片收藏起来，这就是摄影。
1957年，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1956年11月，马克在新德里拍摄了访问印度的周恩来总理，在法国外交界人士帮助下认识了周的秘书，在这位秘书帮助下获得了中国签证）1957年的春节是1月31日，拿到签证的马克迫不及待地从新德里赶到香港，他要借道香港赴广州，从广州前往北京，看看这个东方共产主义大国首都的人们怎么过年。在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马克拍下了自己关于中国的第一张照片：一位穿着黑色衣裤的中年妇女，左胳膊拉着靠椅背，右胳膊扣在左胳膊上，头斜靠在右胳膊上，造型很别致，脸上若有所思。马克为这张照片写的说明，记录了当时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
“这是我在中国拍的第一张照片。
这是1956年的年底，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穿越边境时拍摄的。换言之，是我在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拍摄的。从所带的行李判断，这个身穿黑衣的妇女是个农民，虽然她那种成熟的优美让人觉得她是在城里生活的。人们看到的亚洲某些地方的人，连一点人的尊严也没有，他们往往处在一种完全被抛弃的状态，而这张照片立即完全改变了这种印象。像其他访问中国的人看到的一样，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感到毛泽东给中国人身上注入了一种尊严感。”
到北京后，马克与早几天抵达这里的玛格南的另一位摄影师布瑞恩·布莱克（Brian Brake，1927-1988）会合。他俩在北京的拍摄常有官方陪同，但很多时候是各自雇三轮车在街头转悠。他们还用一块白布做了一个三角旗插在三轮车前面，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MAGNUM字样，俨然是玛格南图片社的采访专车，看上去别有风味。
此时的北京，虽然长安街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南端的永定门城楼和城墙，中轴线两翼的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四、西四牌楼等已被拆掉，但城中心天安门广场的城墙和中华门都还在（大部分的外城城墙也还在），古都格局仍完整清晰，而北京人也依然延续着老一辈的活法儿：窄窄的胡同两边儿，是灰瓦灰墙的四合院；胡同拐弯儿的空地上，有人在打煤球，然后装上车吆喝着去串胡同；孩子们挽着胳膊走过；街边的文具店里，师傅借助于放大镜写蝇头小楷；照相师傅在墙上挂一块有天安门金水桥华表的手绘布景，就有人站过来照相；商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买年货……当然北京最有年味儿的地方还是庙会，最热闹的地方是天桥，马克亲眼目睹了气功师的绝活儿：“在北京的胡同里逛游，遇到很多令我惊奇的事情，了解到中国过去是什么样。比如这个明显的对孩子是一种折磨的事被当做娱乐；正是这个场面，我了解到什么是气功。大石头下面的人气沉丹田，成功抵住了铁锤的击打，我亲眼看到大石头被砸碎，下面的人站了起来。”
”胡同游“也让马克记住了北京的声音：
“在1957年，北京也就是一座胡同交错的大村子。这里民居的高度被禁止超过紫禁城城墙的高度——又有谁敢给皇帝佬儿比高低？这样的建筑禁令使得北京虽然巨大且有种种奇怪之处，但仍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街头能听到各种小生意人的吆喝声，磨刀磨剪子的、装玻璃的、补锅补盆的，各有各的调。屋檐屋脊上有龙形装饰，标出这是皇家宅院，其实目的只是要吓退邪灵而已。”
1957年的1月格外冷，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0度，北风刮来，把雪吹得一团一团的——在一个大雪天，马克初访故宫。大雪纷飞，神秘的紫禁城阴沉萧索，呈现出一副极少示人的面相，那天拍下的《大雪中的紫禁城》在50年后成为中国华辰拍卖会的上品；而紫禁城建筑布局的大气、对称、和谐、严谨，与胡同四合院的平和内敛一道，也使马克对中国文化有了亲身感受。雪停之后，金色的夕阳照过来，游览故宫的人们坐在椅子上赏着雪景。另一道门里，一个刚会走路的幼儿吃力地爬过一道门槛，小屁股可爱地露在外面……如此细致敏感的场景，怪不得人们要说马克的摄影有一种“镜头的温柔”，而他自己从资本主义国家若有神助地来到红色中国的首都，感觉是不是也正如孩子那样，是靠真诚与天性的力量翻越了那道门槛呢？
在北京期间，马克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是他在1957年4月初应邀出席了一次中国重要的外交活动，第一次见到并拍摄了毛主席，并再次见到了周恩来，这就是波兰总理约·西伦凯维兹访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宴欢迎波兰总理来访，在应邀参加宴会的600人中，马克是唯一一名外国摄影师，他也是第一次出席如此隆重的场合，兴奋而又小心翼翼地拍摄了出席宴会并致辞的毛泽东主席，并对当时的拍摄情况作了细致记录：
“我成为被邀请参加宴会的600人中的一员，毛泽东出席了宴会。宴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用的是银餐具，在旧城区一家国营店里可以买到。在参加宴会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长征时期的英雄，毛主席敬酒时，他们都赶紧模仿着毛举杯，然后很费劲地用着吃西餐的刀叉。作为出席宴会的唯一一位外国摄影师，我接到一条神秘的禁令：不得从正面拍摄这个伟大舵手。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并非空手而归：从毛泽东的正面，拍到了他在喝一杯茅台酒。” 这张照片，成为马克2003年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览的海报照片。
其实在这次宴会上，马克还抓拍到了另外一张很有味儿的片子：毛主席向波兰总理的夫人敬酒。由于是抓拍，马克误以为没有将人物拍全，但冲出来之后发现毛主席一边是完整的，波兰夫人只有一只端着酒杯的手留在画面里，构图上别有风味。但遗憾的是，后来这次拍摄的底片丢失，只有当时冲印的几张照片留下来。
离开北京，马克被安排北上辽宁鞍山拍摄鞍山钢铁公司。1950年代初鞍钢就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支持，在当时是中国最先进最重要的钢铁企业，也是中苏友谊的见证。在这儿，马克见证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艰辛沉重与中国钢铁工人的自强不息。1957年的中国百业待举，钢铁工业是共和国工业的脊梁，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老大，鞍钢任务最重，要求最严，工作节奏也最快，因此马克就拍下了这样的情景：一个工程师的面前摆着五部电话用来联络调度，大工厂的计算工作在西方已经普遍使用计算器，但在这里还是手工记录和算盘。工人们在吃饭时，来不及拍打干净身上的灰尘，甚至连炼钢时保护眼睛的墨镜都来不及摘下，扒拉几口就重回岗位——除此之外，这个场景还有一层“知识分子与工人平等”的意思，马克专门做了说明：“1957年，鞍钢大食堂，按照革命工作的要求，工程师与工人们坐同样的桌子，带同样的毛泽东式帽子和护目镜，用同样的筷子吃饭。在以前，工程师食堂的特权是工程师可以坐下来吃饭，但其他的工人和学生食堂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当马克完成了内蒙、上海、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的拍摄准备回法国时，已是六月麦收时节：在甘肃陇西，农民踩着梯子把脱粒后的麦草垛成垛，脚下是如山的粮堆，远处是如粮堆的山脉。马克看到的，是艰苦坚韧的人民，是丰收在望的大地，是充满希望的中国。
关于此次在中国的拍摄，后来马克写了一段回忆：“1957年，中国是‘禁地’。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工作，碰不到其他的摄影师，实在太棒了。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的法国人，加起来大概只有一打。就像在印度做的那样，我每天一个人出去，看看市面上有什么东西可拍。我试图记住玛格南给我的提醒，我应该拍一些图片故事，可实际上我还是只拍下了那些打动我的东西。结果是我拍下的都是一些偶然的照片，除了都发生在中国之外，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马克回到巴黎，他拍的中国照片首先发表在美国《财富》杂志和《纽约时报》上，1957年6月30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也选用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照片；此后在更多媒体发表。
从中国归来，马克成为与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联邦德国《明星》杂志摄影师罗尔夫·季尔豪森（Rolf Gillhausen）、新西兰摄影师布瑞恩·布莱克和汤姆·哈钦斯（Tom Hutchins）并列、1950年代屈指可数的几位有机会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之一。
大师就此上路。
1965年，周恩来的不眠夜与
《中国的三面红旗》
查查1960年代马克的日程表，他几乎全身心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忙活：1960—1968年四次访问苏联，1962年访问捷克斯洛伐克，1963年访问古巴，1964年访问南斯拉夫，1965年访问中国，1969年成为第一位获准采访北越越共的西方摄影记者，资本主义世界通过马克的镜头首次看到了共产主义北越的面孔。
1965年1月，马克第二次拿到了访问中国的签证，他立即出发，因为1965年的春节是2月2日，他还要像1957年首次访问中国那样，到北京去过春节。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在法国颇有影响的《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的文字记者K.S·卡罗尔（K.S. Karol，1924-）……与1957年不同的是，此时的中法两国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64年1月27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宣布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将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当时，中法建交被称为“外交核爆炸”……据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我的父亲戴高乐》一书中回忆，为法中建交，前来交涉的美国驻法国大使波赫兰“愤怒得脸色发青，四肢颤抖”。
中法建交后，法国迅速兴起了“中国热”。1964年2月，中国一个艺术团访问法国受到热烈欢迎，《法兰西晚报》称赞京剧融舞蹈、杂技、话剧、诗歌、音乐、艺术于一炉，“奇妙无比”。法国电视台开播介绍中国的专题节目，中国人爱吃的荔枝和竹笋在店铺里销售一空，旅行社着手组织中国游，有些地方宣布要度一次中国式的周末。因此，与第一次访问中国有所不同，马克这次访问中国是要在中法建交一周年之际，向法国公众展示一个更生动、更全面、更真实的中国，并事先得到了可以采访周恩来的承诺。
春节刚过一个礼拜，马克就在北京见识了一个大场合，忍着寒风，在天安门广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就是2月9日—10日北京举行的抗美援越大游行。……游行的内容，马克早有所知，但他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游行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在这组照片的说明中，马克写到：
“1965年，中国的敌人是美国。当越南那边枪声渐密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呆了一整天，站在交通安全岛的木墩上，一批接一批的游行队伍，喊着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从我身边经过。游行持续了一天一夜，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共有150万人走过天安门广场。”
3月26日晚，马克和卡罗尔接到电话，周恩来将接受他们的采访，于是马克第三次见到并拍摄了周恩来：
“晚上10点30分，来车将我们从饭店接走，采访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周恩来习惯在夜间工作。一见面，他就问我从上一次访问到现在，中国有没有什么变化，显然，他对我的一切都很熟悉，这让我吃惊。我像一名害羞的小学生那样站起来，咕哝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回答。他向我们讲述了1954年他参加日内瓦和平谈判的情况以及对印度支那分成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越南北方几块的看法。1954年时的美国国务卿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们相遇的时候，周向杜勒斯伸手握手，但杜勒斯没有理他，因为他不想握一只共产主义的手。周准备握手的姿势就尴尬地停在那儿，我们了解到这一伤害直到1965年还很鲜活地留在这位中国总理的心里——而他向来是以礼仪优雅广为人知的。”② 由于是夜间而且马克从来不用闪光灯，所以拍照的空间并不大，但他还是留下了周恩来谈到开心处开怀大笑的富有感染力的肖像。
这次在北京的拍摄，仍然经常有“护卫天使”陪同。马克在访问北京大学时拍摄的“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已经成为他关于中国的代表作，在讲到这张照片时他专门提到了与“护卫天使”之间的戏剧性关系：
“北京大学一向是以学生不安分著名。1965年我访问北大的时候，‘护卫天使’把我看得格外紧，允许我访问的那些学生宿舍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宿舍里的学生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英文。我的拍摄不受限制，但我不能拍那些被认为不正常或者有资产阶级趣味的东西——比如一顶旧的油布伞，或者学生家长从家里送来的盒装食品。但幸运的是‘护卫天使’并不懂广角镜头的花招，我把他和他的朋友们切在外边，我真正想拍的是这位扎着长辫子的女生以及她穿的裤线分明的裤子，这在当时不能说是革命的象征；这位女生当时正在做一件个人主义的消遣——织一件毛线坎肩。”
阅读马克在中国的拍摄手记，提到“护卫天使”的地方有几十次之多，可见他与“天使”的密切关系。马克对“护卫天使”从来没有过明显的抱怨，一般情况下，当陪同人员不想让他拍时，会提醒他“时间到了，该回饭店了”，马克也总是尽量不让对方感觉没有面子。他清楚中国人的为人之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但问题是在1960年代，中国全民皆兵，首都人民的革命觉悟更高，所以即使身边没有“天使”，他照样逃不脱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马克在逛北京琉璃厂时，就领教了普通群众的革命觉悟：“‘护卫天使’不在身边，我独自到琉璃厂古董街买点东西。两个女孩立即发现了我，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好像她们自觉担任起了志愿警卫的角色。”马克透过商店的中国传统式样的格子窗，拍下了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向店内观望以及街上居民生活的场景，中国人延续了几百年的最自然的生活形态在此刻化为永恒，这张照片已成为马克关于中国的最有名的代表作。
如果要回答周恩来的提问，1965年与1957年的中国有何不同，马克的发现之一就是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比以前更多了。继北京的抗美援越游行之后，在东北，在上海，都不难见到群众游行。在北京，他拍摄了一群少先队员扛着木枪游行的场面，虽说法国人的爱上街世界出名，但那些板着面孔、扛着木枪的孩子还是让他“为之一抖”。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孩子就是此后的红卫兵，而他们肩上的木枪到时候也换成了真家伙。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上以学习“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为导向的个人崇拜，构成了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形式，在此时的中国，在马克的镜头中，前者已经齐备，似乎只等待着“小红书”前来相会的那个时刻。
正如马克所说，他所拍摄的不是图片故事，而是偶然间打动他的东西，在内蒙古，那是身着长袍的牧人扛着套马杆，手挽儿子走过草原。在广西，是背着遮雨的大斗篷跑向学校的孩子。在山西农村，是一名戴着军帽的女青年，一手拿着吃饭的筷子，一手翻开《中国青年报》，报纸的头条是：“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在上海，是画着工农兵斗志昂扬地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宣传画、写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标语墙前，一名围着脏围裙、戴着藤编安全帽的工人急匆匆地朝相反方向疾行——这又是一幅由“天使”协助才拍下来的绝妙画面：
“在1960年代，毛主义的哲学很简单：那就是在伟大舵手指引下，工农兵要义无反顾地向左边的方向前进。1965年，当我在上海要拍下这幅流行的革命画面时，‘护卫天使’要那名原来站在画面前的码头工人躲开，当他向着右边急匆匆地躲开时，恰好构成了一幅‘右’派分子逆革命潮流而动的绝妙画面！”
马克多次强调自己是一名“独立摄影师”，他的两次中国之行可以为证。1955年—1957年，他在亚洲拍摄长达两年（包括在中国的5个月），没有接受任何机构委托，他靠出租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室来支付花销。1965年，马克第二次来中国，玛格南纽约办事处主任李·琼斯（Lee Jones）为他争取到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托，该杂志愿意出8000美元买下他在中国拍的照片。“这个委托很不错——在当时，这笔钱很可观。但是我担心我对这本杂志要负的义务。我也不喜欢把没冲洗的胶卷寄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会看见我的那些坏照片！让大家吃惊的是，我拒绝了《国家地理》的委托。”马克说，“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即使从经济上来说也很划算：琼斯把我的照片卖给了《了望》杂志，该杂志发了18页外加一个封面——这是该杂志从未有过的大报道，欧洲也有多家媒体同时发表。”③
1966年，马克将两次中国之行的照片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三面红旗》（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
……
1957年，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1956年11月，马克在新德里拍摄了访问印度的周恩来总理，在法国外交界人士帮助下认识了周的秘书，在这位秘书帮助下获得了中国签证）1957年的春节是1月31日，拿到签证的马克迫不及待地从新德里赶到香港，他要借道香港赴广州，从广州前往北京，看看这个东方共产主义大国首都的人们怎么过年。在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马克拍下了自己关于中国的第一张照片：一位穿着黑色衣裤的中年妇女，左胳膊拉着靠椅背，右胳膊扣在左胳膊上，头斜靠在右胳膊上，造型很别致，脸上若有所思。马克为这张照片写的说明，记录了当时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
“这是我在中国拍的第一张照片。
这是1956年的年底，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穿越边境时拍摄的。换言之，是我在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拍摄的。从所带的行李判断，这个身穿黑衣的妇女是个农民，虽然她那种成熟的优美让人觉得她是在城里生活的。人们看到的亚洲某些地方的人，连一点人的尊严也没有，他们往往处在一种完全被抛弃的状态，而这张照片立即完全改变了这种印象。像其他访问中国的人看到的一样，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感到毛泽东给中国人身上注入了一种尊严感。”
到北京后，马克与早几天抵达这里的玛格南的另一位摄影师布瑞恩·布莱克（Brian Brake，1927-1988）会合。他俩在北京的拍摄常有官方陪同，但很多时候是各自雇三轮车在街头转悠。他们还用一块白布做了一个三角旗插在三轮车前面，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MAGNUM字样，俨然是玛格南图片社的采访专车，看上去别有风味。
此时的北京，虽然长安街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南端的永定门城楼和城墙，中轴线两翼的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四、西四牌楼等已被拆掉，但城中心天安门广场的城墙和中华门都还在（大部分的外城城墙也还在），古都格局仍完整清晰，而北京人也依然延续着老一辈的活法儿：窄窄的胡同两边儿，是灰瓦灰墙的四合院；胡同拐弯儿的空地上，有人在打煤球，然后装上车吆喝着去串胡同；孩子们挽着胳膊走过；街边的文具店里，师傅借助于放大镜写蝇头小楷；照相师傅在墙上挂一块有天安门金水桥华表的手绘布景，就有人站过来照相；商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买年货……当然北京最有年味儿的地方还是庙会，最热闹的地方是天桥，马克亲眼目睹了气功师的绝活儿：“在北京的胡同里逛游，遇到很多令我惊奇的事情，了解到中国过去是什么样。比如这个明显的对孩子是一种折磨的事被当做娱乐；正是这个场面，我了解到什么是气功。大石头下面的人气沉丹田，成功抵住了铁锤的击打，我亲眼看到大石头被砸碎，下面的人站了起来。”
”胡同游“也让马克记住了北京的声音：
“在1957年，北京也就是一座胡同交错的大村子。这里民居的高度被禁止超过紫禁城城墙的高度——又有谁敢给皇帝佬儿比高低？这样的建筑禁令使得北京虽然巨大且有种种奇怪之处，但仍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街头能听到各种小生意人的吆喝声，磨刀磨剪子的、装玻璃的、补锅补盆的，各有各的调。屋檐屋脊上有龙形装饰，标出这是皇家宅院，其实目的只是要吓退邪灵而已。”
1957年的1月格外冷，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0度，北风刮来，把雪吹得一团一团的——在一个大雪天，马克初访故宫。大雪纷飞，神秘的紫禁城阴沉萧索，呈现出一副极少示人的面相，那天拍下的《大雪中的紫禁城》在50年后成为中国华辰拍卖会的上品；而紫禁城建筑布局的大气、对称、和谐、严谨，与胡同四合院的平和内敛一道，也使马克对中国文化有了亲身感受。雪停之后，金色的夕阳照过来，游览故宫的人们坐在椅子上赏着雪景。另一道门里，一个刚会走路的幼儿吃力地爬过一道门槛，小屁股可爱地露在外面……如此细致敏感的场景，怪不得人们要说马克的摄影有一种“镜头的温柔”，而他自己从资本主义国家若有神助地来到红色中国的首都，感觉是不是也正如孩子那样，是靠真诚与天性的力量翻越了那道门槛呢？
在北京期间，马克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是他在1957年4月初应邀出席了一次中国重要的外交活动，第一次见到并拍摄了毛主席，并再次见到了周恩来，这就是波兰总理约·西伦凯维兹访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宴欢迎波兰总理来访，在应邀参加宴会的600人中，马克是唯一一名外国摄影师，他也是第一次出席如此隆重的场合，兴奋而又小心翼翼地拍摄了出席宴会并致辞的毛泽东主席，并对当时的拍摄情况作了细致记录：
“我成为被邀请参加宴会的600人中的一员，毛泽东出席了宴会。宴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用的是银餐具，在旧城区一家国营店里可以买到。在参加宴会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长征时期的英雄，毛主席敬酒时，他们都赶紧模仿着毛举杯，然后很费劲地用着吃西餐的刀叉。作为出席宴会的唯一一位外国摄影师，我接到一条神秘的禁令：不得从正面拍摄这个伟大舵手。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并非空手而归：从毛泽东的正面，拍到了他在喝一杯茅台酒。” 这张照片，成为马克2003年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览的海报照片。
其实在这次宴会上，马克还抓拍到了另外一张很有味儿的片子：毛主席向波兰总理的夫人敬酒。由于是抓拍，马克误以为没有将人物拍全，但冲出来之后发现毛主席一边是完整的，波兰夫人只有一只端着酒杯的手留在画面里，构图上别有风味。但遗憾的是，后来这次拍摄的底片丢失，只有当时冲印的几张照片留下来。
离开北京，马克被安排北上辽宁鞍山拍摄鞍山钢铁公司。1950年代初鞍钢就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支持，在当时是中国最先进最重要的钢铁企业，也是中苏友谊的见证。在这儿，马克见证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艰辛沉重与中国钢铁工人的自强不息。1957年的中国百业待举，钢铁工业是共和国工业的脊梁，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老大，鞍钢任务最重，要求最严，工作节奏也最快，因此马克就拍下了这样的情景：一个工程师的面前摆着五部电话用来联络调度，大工厂的计算工作在西方已经普遍使用计算器，但在这里还是手工记录和算盘。工人们在吃饭时，来不及拍打干净身上的灰尘，甚至连炼钢时保护眼睛的墨镜都来不及摘下，扒拉几口就重回岗位——除此之外，这个场景还有一层“知识分子与工人平等”的意思，马克专门做了说明：“1957年，鞍钢大食堂，按照革命工作的要求，工程师与工人们坐同样的桌子，带同样的毛泽东式帽子和护目镜，用同样的筷子吃饭。在以前，工程师食堂的特权是工程师可以坐下来吃饭，但其他的工人和学生食堂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当马克完成了内蒙、上海、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的拍摄准备回法国时，已是六月麦收时节：在甘肃陇西，农民踩着梯子把脱粒后的麦草垛成垛，脚下是如山的粮堆，远处是如粮堆的山脉。马克看到的，是艰苦坚韧的人民，是丰收在望的大地，是充满希望的中国。
关于此次在中国的拍摄，后来马克写了一段回忆：“1957年，中国是‘禁地’。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工作，碰不到其他的摄影师，实在太棒了。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的法国人，加起来大概只有一打。就像在印度做的那样，我每天一个人出去，看看市面上有什么东西可拍。我试图记住玛格南给我的提醒，我应该拍一些图片故事，可实际上我还是只拍下了那些打动我的东西。结果是我拍下的都是一些偶然的照片，除了都发生在中国之外，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马克回到巴黎，他拍的中国照片首先发表在美国《财富》杂志和《纽约时报》上，1957年6月30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也选用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照片；此后在更多媒体发表。
从中国归来，马克成为与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联邦德国《明星》杂志摄影师罗尔夫·季尔豪森（Rolf Gillhausen）、新西兰摄影师布瑞恩·布莱克和汤姆·哈钦斯（Tom Hutchins）并列、1950年代屈指可数的几位有机会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之一。
大师就此上路。
1965年，周恩来的不眠夜与
《中国的三面红旗》
查查1960年代马克的日程表，他几乎全身心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忙活：1960—1968年四次访问苏联，1962年访问捷克斯洛伐克，1963年访问古巴，1964年访问南斯拉夫，1965年访问中国，1969年成为第一位获准采访北越越共的西方摄影记者，资本主义世界通过马克的镜头首次看到了共产主义北越的面孔。
1965年1月，马克第二次拿到了访问中国的签证，他立即出发，因为1965年的春节是2月2日，他还要像1957年首次访问中国那样，到北京去过春节。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在法国颇有影响的《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的文字记者K.S·卡罗尔（K.S. Karol，1924-）……与1957年不同的是，此时的中法两国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64年1月27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宣布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将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当时，中法建交被称为“外交核爆炸”……据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我的父亲戴高乐》一书中回忆，为法中建交，前来交涉的美国驻法国大使波赫兰“愤怒得脸色发青，四肢颤抖”。
中法建交后，法国迅速兴起了“中国热”。1964年2月，中国一个艺术团访问法国受到热烈欢迎，《法兰西晚报》称赞京剧融舞蹈、杂技、话剧、诗歌、音乐、艺术于一炉，“奇妙无比”。法国电视台开播介绍中国的专题节目，中国人爱吃的荔枝和竹笋在店铺里销售一空，旅行社着手组织中国游，有些地方宣布要度一次中国式的周末。因此，与第一次访问中国有所不同，马克这次访问中国是要在中法建交一周年之际，向法国公众展示一个更生动、更全面、更真实的中国，并事先得到了可以采访周恩来的承诺。
春节刚过一个礼拜，马克就在北京见识了一个大场合，忍着寒风，在天安门广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就是2月9日—10日北京举行的抗美援越大游行。……游行的内容，马克早有所知，但他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游行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在这组照片的说明中，马克写到：
“1965年，中国的敌人是美国。当越南那边枪声渐密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呆了一整天，站在交通安全岛的木墩上，一批接一批的游行队伍，喊着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从我身边经过。游行持续了一天一夜，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共有150万人走过天安门广场。”
3月26日晚，马克和卡罗尔接到电话，周恩来将接受他们的采访，于是马克第三次见到并拍摄了周恩来：
“晚上10点30分，来车将我们从饭店接走，采访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周恩来习惯在夜间工作。一见面，他就问我从上一次访问到现在，中国有没有什么变化，显然，他对我的一切都很熟悉，这让我吃惊。我像一名害羞的小学生那样站起来，咕哝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回答。他向我们讲述了1954年他参加日内瓦和平谈判的情况以及对印度支那分成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越南北方几块的看法。1954年时的美国国务卿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们相遇的时候，周向杜勒斯伸手握手，但杜勒斯没有理他，因为他不想握一只共产主义的手。周准备握手的姿势就尴尬地停在那儿，我们了解到这一伤害直到1965年还很鲜活地留在这位中国总理的心里——而他向来是以礼仪优雅广为人知的。”② 由于是夜间而且马克从来不用闪光灯，所以拍照的空间并不大，但他还是留下了周恩来谈到开心处开怀大笑的富有感染力的肖像。
这次在北京的拍摄，仍然经常有“护卫天使”陪同。马克在访问北京大学时拍摄的“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已经成为他关于中国的代表作，在讲到这张照片时他专门提到了与“护卫天使”之间的戏剧性关系：
“北京大学一向是以学生不安分著名。1965年我访问北大的时候，‘护卫天使’把我看得格外紧，允许我访问的那些学生宿舍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宿舍里的学生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英文。我的拍摄不受限制，但我不能拍那些被认为不正常或者有资产阶级趣味的东西——比如一顶旧的油布伞，或者学生家长从家里送来的盒装食品。但幸运的是‘护卫天使’并不懂广角镜头的花招，我把他和他的朋友们切在外边，我真正想拍的是这位扎着长辫子的女生以及她穿的裤线分明的裤子，这在当时不能说是革命的象征；这位女生当时正在做一件个人主义的消遣——织一件毛线坎肩。”
阅读马克在中国的拍摄手记，提到“护卫天使”的地方有几十次之多，可见他与“天使”的密切关系。马克对“护卫天使”从来没有过明显的抱怨，一般情况下，当陪同人员不想让他拍时，会提醒他“时间到了，该回饭店了”，马克也总是尽量不让对方感觉没有面子。他清楚中国人的为人之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但问题是在1960年代，中国全民皆兵，首都人民的革命觉悟更高，所以即使身边没有“天使”，他照样逃不脱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马克在逛北京琉璃厂时，就领教了普通群众的革命觉悟：“‘护卫天使’不在身边，我独自到琉璃厂古董街买点东西。两个女孩立即发现了我，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好像她们自觉担任起了志愿警卫的角色。”马克透过商店的中国传统式样的格子窗，拍下了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向店内观望以及街上居民生活的场景，中国人延续了几百年的最自然的生活形态在此刻化为永恒，这张照片已成为马克关于中国的最有名的代表作。
如果要回答周恩来的提问，1965年与1957年的中国有何不同，马克的发现之一就是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比以前更多了。继北京的抗美援越游行之后，在东北，在上海，都不难见到群众游行。在北京，他拍摄了一群少先队员扛着木枪游行的场面，虽说法国人的爱上街世界出名，但那些板着面孔、扛着木枪的孩子还是让他“为之一抖”。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孩子就是此后的红卫兵，而他们肩上的木枪到时候也换成了真家伙。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上以学习“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为导向的个人崇拜，构成了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形式，在此时的中国，在马克的镜头中，前者已经齐备，似乎只等待着“小红书”前来相会的那个时刻。
正如马克所说，他所拍摄的不是图片故事，而是偶然间打动他的东西，在内蒙古，那是身着长袍的牧人扛着套马杆，手挽儿子走过草原。在广西，是背着遮雨的大斗篷跑向学校的孩子。在山西农村，是一名戴着军帽的女青年，一手拿着吃饭的筷子，一手翻开《中国青年报》，报纸的头条是：“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在上海，是画着工农兵斗志昂扬地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宣传画、写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标语墙前，一名围着脏围裙、戴着藤编安全帽的工人急匆匆地朝相反方向疾行——这又是一幅由“天使”协助才拍下来的绝妙画面：
“在1960年代，毛主义的哲学很简单：那就是在伟大舵手指引下，工农兵要义无反顾地向左边的方向前进。1965年，当我在上海要拍下这幅流行的革命画面时，‘护卫天使’要那名原来站在画面前的码头工人躲开，当他向着右边急匆匆地躲开时，恰好构成了一幅‘右’派分子逆革命潮流而动的绝妙画面！”
马克多次强调自己是一名“独立摄影师”，他的两次中国之行可以为证。1955年—1957年，他在亚洲拍摄长达两年（包括在中国的5个月），没有接受任何机构委托，他靠出租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室来支付花销。1965年，马克第二次来中国，玛格南纽约办事处主任李·琼斯（Lee Jones）为他争取到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托，该杂志愿意出8000美元买下他在中国拍的照片。“这个委托很不错——在当时，这笔钱很可观。但是我担心我对这本杂志要负的义务。我也不喜欢把没冲洗的胶卷寄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会看见我的那些坏照片！让大家吃惊的是，我拒绝了《国家地理》的委托。”马克说，“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即使从经济上来说也很划算：琼斯把我的照片卖给了《了望》杂志，该杂志发了18页外加一个封面——这是该杂志从未有过的大报道，欧洲也有多家媒体同时发表。”③
1966年，马克将两次中国之行的照片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三面红旗》（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