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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显在《魏虏传》中通过记载南齐使者与拓跋宏对话关于南朝禅让的问答，体现南朝迭代的合理性，暗含了萧衍代齐为天命所向。对北魏佛教、都城规划以及使者来访的记述，彰显了南朝文化的领先地位。全文通过叙述北魏的历史以及与南朝之间的互动，体现了南朝统治的正统地位以及文化的优越。
南北朝时期，修史之风盛行，在南北对立的背景下，双方编修史书的政治作用也就愈发明显。因此，对南北朝时期史书历史书写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较为流行的研究角度，在南朝官修史书中，不乏对北朝政权的专门记述，《南齐书·魏虏传》便是一例。《南齐书》编撰者萧子显为南齐宗室，又为梁朝大臣，因此在编撰史书的过程中，他既要削弱时人对南朝禅让迭代的质疑，来体现萧衍代齐建梁的合理性，也要凸显南朝对北朝的文化领先，由此巩固南北之间的夷夏之防。这两点在《魏虏传》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文以《南齐书·魏虏传》为例究其编纂背后的政治意图。
正统问题
《南齐书》记载一则流传颇广的典故，北魏孝文帝在接见完南使后，常对其臣下感叹曰：“江南多好臣。”侍中李元凯则回答：“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孝文帝听后“大惭，出元凯为雍州长史”。萧子显记载这则故事，无疑是为了凸显北魏皇帝对南朝的向往。但从李元凯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南朝政权的一大问题，即政治不稳定。
梁朝时候陈庆之与北魏元慎曾有一次辩论同样涉及该问题，陈庆之认为北魏虽然国势强盛，但出自五胡，因而不能被视为正统，南朝拥有玉玺，为“正朔相承”之地。元慎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南朝偏安一隅，北魏则占据中原地区，“膺箓受图，定鼎嵩洛”，因此于地理而言，北魏才是正统中原王朝。同时，北魏统治者也积极学习汉文化，造就“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之局面，反观南朝，弑主夺权之丑事屡见不鲜，于政治角度而言，北魏也胜于南朝。陈庆之听后深感羞愧，南归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该此辩论载于东魏时期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中，作者的身份可能会带来立场的偏向，但不可否认，这次辩论的内容反映出了南朝朝代更迭频繁所带来的不利政治影响，北魏以此作为否定南朝正统性的政治手段。因此，萧子显用将近400字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车僧朗出使北魏时与拓跋宏的对话，来为南朝禅让的合理性正名。同时，梁齐两代创业之君的经历有诸多相似性，因此作为兼有史家与梁朝大臣两重身份的萧子显，也试图以此来构筑梁武帝统治的正当性。
北魏主要关注宋齐迭代，拓跋宏问曰：“齐辅宋日浅，何故便登天位？”齐梁的政权过渡与宋齐之时十分类似，南齐立国二十余年，萧衍便取而代之。其起兵诛杀东昏侯，同样为大逆不道之事。因此，这不仅是拓跋宏对南齐的质疑，也是萧衍登基之初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车僧朗在回答中，將宋齐禅让，与魏晋鼎革类比，指出萧道成的即位只是顺应时势，即“苟曰事宜，故屈己应物”。自东晋以来，每逢禅让之时，“受命于天”的思想便会被提出。天命转移的原因，一方面是新主功勋卓越，如车僧朗逐一列举萧道成功业，并总结为：“戮力佐时，四十余载，经纶夷险，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谓物无异议。”另一方面则是原有统治者的昏庸无道。因此萧道成诛杀苍梧王，并取宋代之就如同武王伐纣，又“何伤于义”呢？车僧朗的回答内容，与齐梁禅让之时的用语十分相似，梁武帝即位诏书中，同样提及天命的转移，以及旧主的昏庸，即“世主昏凶，狡焉群慝”。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合理的禅让理论。此外，拓跋宏也因齐郡在宋时已归属北魏，对齐的国号提出质疑，而萧衍所受封的梁郡故地也为北魏所占领。可见齐，梁两代开国之君在《魏虏传》所记两事中有着极强的相似性，由此不难看出，萧子显叙述宋齐故事的同时，也在强调萧衍代齐建梁的正当性。
文化优越
上述辩论，侧重于对南朝政权自身正统性的证实。而后文关于北魏历史的记述，则有意突出北魏文化的“落后”以及对南朝文化的向往之情。
《魏虏传》对北魏佛教的记载便是一例。
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之。后佛狸感恶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图。
依萧子显之言，拓跋焘早期对僧人十分残暴，在元嘉年间俘获南朝僧人后，才逐渐皈依佛教，北魏佛教是由南朝宋传入的。这一点与其他史料也有矛盾之处。北魏皇室自道武帝拓跋珪起便重视佛教，天兴元年，拓跋珪“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拓跋焘即位之初“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并“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拓跋焘即位之初便亲自出席佛教活动，其本人与北魏皇室对佛教的尊崇态度显而易见。可见，即使太武帝在统治中晚期进行了灭佛活动，但在其“讨羯胡于长安”的统治初期，拓跋焘对佛教还是持支持态度的。因此，萧子显这段对太武帝的记载显然有悖史实，将北魏尊崇的佛教完全归为向南朝学习所得，无疑可以提高南朝在文化上的地位。
南朝的文化优越感，我们也可在《南齐书》关于北魏都城的内容中看出。萧子显在描述北魏早期历史时，特别强调了其都城的建制。在拓跋珪定都平城之初，其城市并无明显规划，“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拓跋焘对平城进行了扩建改造，但在南朝人看来，仍十分原始，如城市建落后“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宫室也十分不完善，秩序混乱“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后来虽筑高台，建祠屋，宫门，但“犹不知为重楼”这里更是直接对北魏表达出蔑视。同时，萧子显也提到了北魏迁都平城后设置太庙的情况，“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北魏立五庙并不符合礼制的要求。依《礼记》所载，天子应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南朝虽然政权更迭频繁，某些帝王世系难以追溯，但仍严格遵循着七庙制度。刘裕出身江左低级士族，被封为宋王立庙之时，为凑成五庙，甚至将早逝的妻子臧爱亲也列入宗庙之中。拓跋珪立五庙，若以传统礼治思想观之，仅为一诸侯王待遇，萧子显或试图通过对北魏太庙数量的描写，从侧面彰显南方在礼制上的优势地位。 上述有关北魏都城的内容，也为后文崔元祖与齐世祖关于北魏使臣的对话做了铺垫：
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蒋少游原为南朝宋人，被掳掠到平城后因才学受拓跋宏赏识，曾参与孝文帝改革。在南朝大臣崔元祖看来，北魏以“特有公输之思”的蒋少游为副使到访建康的主要目的便是模仿建康的宫殿，以建设其本国的宫室。其将北魏都城斥为“毡乡之鄙”更是突出了南朝观念中北朝社会的落后。但这段记载非完全真实，我们可以参考《魏书》所记蒋少游相关内容进行对比：
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
上文中李彪，即为李道固。从《魏书》中可知，蒋少游作为使臣到访南朝仅有一次。但依《魏书》所记，蒋少游在出使时职位为散骑侍郎，担任将作大匠之职应在出使之后。从时间上来看，《南齐书》记载亦值得推敲，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整修了前朝在洛阳建造的园林。其中华林园深得其喜爱，从后文也可看出，蒋少游还负责华林殿以及附近池沼的整修。孝文帝命其建造新游船，供游华林园之用。因此蒋少游任将作大匠，极有可能发生于孝文帝迁都之后。
以此为佐证，加之《魏书》的记叙顺序，可基本证明蒋少游在北魏迁都洛阳后才兼任将作大匠一职的。而《南齐书》记载蒋少游到访建康为南齐永明九年，此时距孝文帝迁都洛阳尚有两年，蒋少游自然未任此职。即使崔元祖曾言“（少游）特有公輸之思”非虚，他“处以大匠之官”的言论也是毫无依据的。因此，有理由怀疑萧子显将蒋少游后来被任命为将作大匠一事添加到这段君臣对话当中，以增加崔元祖观点的合理性，来强调北魏皇帝对南朝宫殿的模仿意图。有学者指出，宫殿的营造与都城的规划，可以说是对“礼”观念的物化。萧何修建未央宫时有言：“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可见宫殿的建设，是体现王朝统治威严与彰显文化发达的重要途径。萧子显通过对北魏城市，宫殿建设的落后，来突出南北之间的文明程度的差距。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传统华夷观中，文化的重要性远胜于血缘。因此萧子显才在文中着重强调南朝文化的领先地位与对被北魏的输出，占据文化高地的南朝自然在华夷之辨的问题上取得了对北方的优势。
余论
南北双方在军事上对抗的同时，也积极利用政治、文化手段维护自身统治的正统性。自南朝宋后，以文化构筑夷夏之防的倾向明显体现于史学作品中，《南齐书·魏虏传》以及成书于南齐时期的《宋书·索虏传》均为此种风潮的代表。究其原因，除了齐梁皇帝重视史书修撰，修史的政治性加强外，现实中军事的失利亦不可忽略。萧子显在文末论赞中，总结了东晋至齐百余年间对北方用兵的得失。他认为虽有桓温，刘裕几次成功的北伐，但总体上仍是胜少败多。永明年间萧赜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造就了罕见的和平局面，但萧鸾即位后，与北方战端再起，至于“南阳覆垒，新野颓隍，民户垦田，皆为狄保。”《南齐书》修成之前，梁武帝发动的北伐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因此，在无法在军事上取胜的背景下，对夷夏之防的建构与文化差距的强调便愈发重要。萧子显在编纂《南齐书·魏虏传》的过程中，通过对史料的取舍，甚至加工，在文化上，突出南朝对北魏宗教、宫室制度等文化方面的输出，突出了南北方之间的文化差距，又通过对车僧朗，拓跋焘直接的问答描述，消除对南朝迭代的质疑，从而起到维护自身正统性的政治目的，其修史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见。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南北朝时期，修史之风盛行，在南北对立的背景下，双方编修史书的政治作用也就愈发明显。因此，对南北朝时期史书历史书写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较为流行的研究角度，在南朝官修史书中，不乏对北朝政权的专门记述，《南齐书·魏虏传》便是一例。《南齐书》编撰者萧子显为南齐宗室，又为梁朝大臣，因此在编撰史书的过程中，他既要削弱时人对南朝禅让迭代的质疑，来体现萧衍代齐建梁的合理性，也要凸显南朝对北朝的文化领先，由此巩固南北之间的夷夏之防。这两点在《魏虏传》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文以《南齐书·魏虏传》为例究其编纂背后的政治意图。
正统问题
《南齐书》记载一则流传颇广的典故，北魏孝文帝在接见完南使后，常对其臣下感叹曰：“江南多好臣。”侍中李元凯则回答：“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孝文帝听后“大惭，出元凯为雍州长史”。萧子显记载这则故事，无疑是为了凸显北魏皇帝对南朝的向往。但从李元凯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南朝政权的一大问题，即政治不稳定。
梁朝时候陈庆之与北魏元慎曾有一次辩论同样涉及该问题，陈庆之认为北魏虽然国势强盛，但出自五胡，因而不能被视为正统，南朝拥有玉玺，为“正朔相承”之地。元慎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南朝偏安一隅，北魏则占据中原地区，“膺箓受图，定鼎嵩洛”，因此于地理而言，北魏才是正统中原王朝。同时，北魏统治者也积极学习汉文化，造就“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之局面，反观南朝，弑主夺权之丑事屡见不鲜，于政治角度而言，北魏也胜于南朝。陈庆之听后深感羞愧，南归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该此辩论载于东魏时期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中，作者的身份可能会带来立场的偏向，但不可否认，这次辩论的内容反映出了南朝朝代更迭频繁所带来的不利政治影响，北魏以此作为否定南朝正统性的政治手段。因此，萧子显用将近400字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车僧朗出使北魏时与拓跋宏的对话，来为南朝禅让的合理性正名。同时，梁齐两代创业之君的经历有诸多相似性，因此作为兼有史家与梁朝大臣两重身份的萧子显，也试图以此来构筑梁武帝统治的正当性。
北魏主要关注宋齐迭代，拓跋宏问曰：“齐辅宋日浅，何故便登天位？”齐梁的政权过渡与宋齐之时十分类似，南齐立国二十余年，萧衍便取而代之。其起兵诛杀东昏侯，同样为大逆不道之事。因此，这不仅是拓跋宏对南齐的质疑，也是萧衍登基之初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车僧朗在回答中，將宋齐禅让，与魏晋鼎革类比，指出萧道成的即位只是顺应时势，即“苟曰事宜，故屈己应物”。自东晋以来，每逢禅让之时，“受命于天”的思想便会被提出。天命转移的原因，一方面是新主功勋卓越，如车僧朗逐一列举萧道成功业，并总结为：“戮力佐时，四十余载，经纶夷险，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谓物无异议。”另一方面则是原有统治者的昏庸无道。因此萧道成诛杀苍梧王，并取宋代之就如同武王伐纣，又“何伤于义”呢？车僧朗的回答内容，与齐梁禅让之时的用语十分相似，梁武帝即位诏书中，同样提及天命的转移，以及旧主的昏庸，即“世主昏凶，狡焉群慝”。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合理的禅让理论。此外，拓跋宏也因齐郡在宋时已归属北魏，对齐的国号提出质疑，而萧衍所受封的梁郡故地也为北魏所占领。可见齐，梁两代开国之君在《魏虏传》所记两事中有着极强的相似性，由此不难看出，萧子显叙述宋齐故事的同时，也在强调萧衍代齐建梁的正当性。
文化优越
上述辩论，侧重于对南朝政权自身正统性的证实。而后文关于北魏历史的记述，则有意突出北魏文化的“落后”以及对南朝文化的向往之情。
《魏虏传》对北魏佛教的记载便是一例。
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之。后佛狸感恶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图。
依萧子显之言，拓跋焘早期对僧人十分残暴，在元嘉年间俘获南朝僧人后，才逐渐皈依佛教，北魏佛教是由南朝宋传入的。这一点与其他史料也有矛盾之处。北魏皇室自道武帝拓跋珪起便重视佛教，天兴元年，拓跋珪“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拓跋焘即位之初“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并“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拓跋焘即位之初便亲自出席佛教活动，其本人与北魏皇室对佛教的尊崇态度显而易见。可见，即使太武帝在统治中晚期进行了灭佛活动，但在其“讨羯胡于长安”的统治初期，拓跋焘对佛教还是持支持态度的。因此，萧子显这段对太武帝的记载显然有悖史实，将北魏尊崇的佛教完全归为向南朝学习所得，无疑可以提高南朝在文化上的地位。
南朝的文化优越感，我们也可在《南齐书》关于北魏都城的内容中看出。萧子显在描述北魏早期历史时，特别强调了其都城的建制。在拓跋珪定都平城之初，其城市并无明显规划，“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拓跋焘对平城进行了扩建改造，但在南朝人看来，仍十分原始，如城市建落后“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宫室也十分不完善，秩序混乱“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后来虽筑高台，建祠屋，宫门，但“犹不知为重楼”这里更是直接对北魏表达出蔑视。同时，萧子显也提到了北魏迁都平城后设置太庙的情况，“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北魏立五庙并不符合礼制的要求。依《礼记》所载，天子应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南朝虽然政权更迭频繁，某些帝王世系难以追溯，但仍严格遵循着七庙制度。刘裕出身江左低级士族，被封为宋王立庙之时，为凑成五庙，甚至将早逝的妻子臧爱亲也列入宗庙之中。拓跋珪立五庙，若以传统礼治思想观之，仅为一诸侯王待遇，萧子显或试图通过对北魏太庙数量的描写，从侧面彰显南方在礼制上的优势地位。 上述有关北魏都城的内容，也为后文崔元祖与齐世祖关于北魏使臣的对话做了铺垫：
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蒋少游原为南朝宋人，被掳掠到平城后因才学受拓跋宏赏识，曾参与孝文帝改革。在南朝大臣崔元祖看来，北魏以“特有公输之思”的蒋少游为副使到访建康的主要目的便是模仿建康的宫殿，以建设其本国的宫室。其将北魏都城斥为“毡乡之鄙”更是突出了南朝观念中北朝社会的落后。但这段记载非完全真实，我们可以参考《魏书》所记蒋少游相关内容进行对比：
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
上文中李彪，即为李道固。从《魏书》中可知，蒋少游作为使臣到访南朝仅有一次。但依《魏书》所记，蒋少游在出使时职位为散骑侍郎，担任将作大匠之职应在出使之后。从时间上来看，《南齐书》记载亦值得推敲，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整修了前朝在洛阳建造的园林。其中华林园深得其喜爱，从后文也可看出，蒋少游还负责华林殿以及附近池沼的整修。孝文帝命其建造新游船，供游华林园之用。因此蒋少游任将作大匠，极有可能发生于孝文帝迁都之后。
以此为佐证，加之《魏书》的记叙顺序，可基本证明蒋少游在北魏迁都洛阳后才兼任将作大匠一职的。而《南齐书》记载蒋少游到访建康为南齐永明九年，此时距孝文帝迁都洛阳尚有两年，蒋少游自然未任此职。即使崔元祖曾言“（少游）特有公輸之思”非虚，他“处以大匠之官”的言论也是毫无依据的。因此，有理由怀疑萧子显将蒋少游后来被任命为将作大匠一事添加到这段君臣对话当中，以增加崔元祖观点的合理性，来强调北魏皇帝对南朝宫殿的模仿意图。有学者指出，宫殿的营造与都城的规划，可以说是对“礼”观念的物化。萧何修建未央宫时有言：“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可见宫殿的建设，是体现王朝统治威严与彰显文化发达的重要途径。萧子显通过对北魏城市，宫殿建设的落后，来突出南北之间的文明程度的差距。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传统华夷观中，文化的重要性远胜于血缘。因此萧子显才在文中着重强调南朝文化的领先地位与对被北魏的输出，占据文化高地的南朝自然在华夷之辨的问题上取得了对北方的优势。
余论
南北双方在军事上对抗的同时，也积极利用政治、文化手段维护自身统治的正统性。自南朝宋后，以文化构筑夷夏之防的倾向明显体现于史学作品中，《南齐书·魏虏传》以及成书于南齐时期的《宋书·索虏传》均为此种风潮的代表。究其原因，除了齐梁皇帝重视史书修撰，修史的政治性加强外，现实中军事的失利亦不可忽略。萧子显在文末论赞中，总结了东晋至齐百余年间对北方用兵的得失。他认为虽有桓温，刘裕几次成功的北伐，但总体上仍是胜少败多。永明年间萧赜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造就了罕见的和平局面，但萧鸾即位后，与北方战端再起，至于“南阳覆垒，新野颓隍，民户垦田，皆为狄保。”《南齐书》修成之前，梁武帝发动的北伐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因此，在无法在军事上取胜的背景下，对夷夏之防的建构与文化差距的强调便愈发重要。萧子显在编纂《南齐书·魏虏传》的过程中，通过对史料的取舍，甚至加工，在文化上，突出南朝对北魏宗教、宫室制度等文化方面的输出，突出了南北方之间的文化差距，又通过对车僧朗，拓跋焘直接的问答描述，消除对南朝迭代的质疑，从而起到维护自身正统性的政治目的，其修史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见。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