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开始回忆”帖选二
　　
　　我的“中考移民”,和知识有关,和改变命运有关,和生养我的家乡四川省武胜县龙庭乡的偏远闭塞,及我贫寒的家庭有关。和遵义,有关。
　　
　　一
　　
　　去岁末,从重庆坐大巴。红姐在遵义茅草坪车站候我。那天的遵义有雪,是我心想往的,只不见鹅毛。拥抱,红姐眼睛湿润:你终于来了。
　　再去遵义,相隔整好二十年。
　　红姐复读初八九级时,和我同桌,在白羊小学。上学期没完,便去了遵义,落脚在一个叫做松花镇台子乡的二姨家里,续读。临走时红姐说,薇,若我在那边考取了,你就过来!
　　八月初的一天,我当真收到了红姐来信,让我与父母商量,准备去遵义。当时,我在地坝里砍红苕藤,长一截,短一截。
　　红姐以遵义县中考第二的分数被贵阳某校录取,说薇,来吧,相信你会比我考得更好。在红姐就读的台子中学,依她当时所掌握的科目知识,足以做她同学的老师——这是真的,遵义农村当时教学不力。
　　我当年的中考考分,与我们县响水师范学校的录取线,相差15分。
　　初中三年,以为自己是那么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寒来暑往,自家到学校间奔跑,跑大了脚板,跑落了鞋子。
　　我不想砍红苕藤,痛恨割谷子痛恨掰苞谷(烈日,要把我晒干),不想生育起码两个娃娃,背上一个手上一个,提半篮子鸡蛋,去赶沙渔场黑耳场……
　　怎么办呢?
　　灶前,我对母亲说,妈,我要去遵义读书。我温良的母亲没有丝毫的惊讶和责问。说,问哈你老汉儿(方言:爸爸)。
　　我没有(敢)去问我的老汉儿——双目尚算识丁的父亲,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家训:妹崽家读再多的书,也是别个屋头的。
　　
　　二
　　
　　月末,我终于背上母亲用罩过秧田的塑料薄膜潦草包裹的铺盖卷,由堂兄护送,踏上了去遵义的路。
　　离开的那天,小雨,本来要穿双白色的运动鞋,怕泥泞,便穿了母亲的旧解放鞋。二姐给我买了两件长袖,穿了一件在外面,后来经过辗转折腾,在重庆至遵义的火车上,胸前的扣子已掉了两颗,好在里面穿了个大背心。
　　沙渔为起点站,过合川,擦黑时分,到了传说中的重庆。
　　那里应该是现在的火车北站?一地的人一地的包裹,躺着睡着说着吵着咳着吐着。堂兄好不容易找了一片空地,招呼我过去,说你先坐这里,我去买火车票。
　　放下铺盖卷,我惴惴地坐下,搂紧怀里的帆布书包。里面有母亲嵌在书页里的三百元钱。第一次出门,那么远,走的前夜,母亲和我都没睡着。
　　我看见有人在睡着的人堆前游走,在他们的包里兜里大胆地摸索,被摸醒了的,瞪一眼若无其事走开的那人,蜷蜷身子,继续睡下;或者努力清醒过来,打个呵欠晃晃脑袋坐直了。临近我的一个女人被摸醒了,拉住那手轻声央求:把车票钱给我就行!我要站起看个究竟,堂哥一把将我拽下,呵斥:你要做啥子!他们身上有刀!我再不敢东西张望,倚堂兄身上,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天亮,坐上开往遵义的火车,和堂兄挥别。那刻,我突然脆弱,感觉到了什么是离别。
　　只是这样的情绪很快被火车的隆隆,隧道,擦身而过的山,莽莽树林所覆没。我甚至庆幸,要不是这次去遵义求学,也许一辈子都坐不上火车。
　　听说到娄山关的旅客请准备下车,我赶紧拽行李架上的铺盖卷。有人立马过来抢座位,过道里,他们一直在不松不紧地站着。我道莫忙嘛,等我下了。有人问,你在哪里下?我说遵义。背你妈的时哦,娄山关到遵义还有几个站!抢座位的显然是个四川人,丧气着走开。我以为娄山关等于遵义。
　　我再坐下,窘极了,整车厢的人都看到了我的无知。窗外茫然,遵义,还有好远?
　　
　　三
　　
　　我要投宿到红姐的一个在红花岗做仓管的表叔处。因为遵义去松花的班车只有两班,我已错过。明天,红姐在松花镇台子乡中学接我,也是我要入学的地方。
　　出站口,天色暗下来,我已开始心慌,该何去何从?有人过来问我:到哪里?我说红花岗。来吧,我的车到红花岗。
　　正跟着去坐红花岗的车,三五个裸着上身(衣服搭肩上),长头发的年轻男子从旁边过来,其中一个胸膛纹了刺青的问我,你到哪里?我说红花岗。他说你坐得起那车吗(后来我才知道,那车叫TAXI)?快点跟我来。他对其他几位同道喊了声在××等我,扭头就走。
　　我没有丝毫的犹疑!搂着铺盖卷颠颠地跟在他后面。一段路程后,他说看见没,这才是你要坐的车——公交车。
　　拽我挤上一辆正起步的公交车,不及站稳,我被女售票员一把推了下来,车门“嘭”的关上。我蓬头垢面的样子,定是让她不舒服极了。正愕然,年轻男子也下来了,朝驶去的公交车啐了一口,我听见他对那女售票员动了粗。
　　我随他上了后边的一辆空车。他递给售票员两元钱,指着我说,她去红花岗,到了丁字口,请你告诉她去红花岗的车,便径直下去。走几步又回来站车门边,说,我没时间带你了,你坐这趟车到丁字口,再转红花岗的车就行了,明白没?我赶紧点头: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事实上我没明白,从小到大,我进出过的门也就家门和校门,我连公交车也是第一次看见。
　　年轻男子走了。至今留给我一个裸着上身,长发披肩的背影。至今设想,要是能知道他们是谁多好!
　　
　　四
　　
　　第二天下午,在表叔的陪送下,坐了三小时的车,走了两小时的路,我和焦急等待的红姐相见。
　　跟着就是去二姨家里。抬脚一走,起码又是两个小时。我的脚后跟已经起了血泡。
　　二姨的家坐落在山脚下,半山腰和山顶有稀落的人烟。
　　红姐说过这里的人很穷。二姨家也是,却远远超乎了我对穷的揣测。房屋三间,低矮,每次进出,我都要埋头,早上起来,被面湿漉漉的。木制的墙壁。墙壁中间挖个小洞,刚好容一个电灯泡,一个灯泡照两间屋,多省电!我觉得他们真聪明。
　　最值钱的家当,是那头老瘦的黄牛。没有厕所,要方便,就去侧边的牛圈里。每次不得已进去,我总胆颤心惊,掩了松垮垮的小木门,刚要蹲下,那黄牛突然“眸……”,再一个长尾巴“呼”的甩过来。有几次,我只好跑到山脚脚的一个旮旯去。
　　和这里的土地一样,二姨一家都瘦得很。尤其二姨和小四,皮包骨头,像非洲的饥民。初见二姨爹的那晚,二姨爹坐门槛上,汩汩的抽着大烟筒。二姨爹姓贺,四十来岁,不温不火,说莫喊二姨爹,喊二哥就是。我虽觉着不妥,但后来还是二哥二姐的叫着了。
　　二姐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叫贺丽娟,皮肤苍黄,眼大无神,上小学五年级。其余仨男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点高一点,都没上学,随大人山上山下。
　　到二姐家的第三天,8月30号,红姐要去贵阳某校了,台子乡是她的必经之地。她跟二姐说,我顺便把莫薇带学校去报名。
　　寄人篱下,你要想办法讨人家喜欢,在二姨家里,你要勤快些,要见眼生事,不要吝惜力气……去学校的路上,红姐不停地叮咛,像我的母亲。而这番话,足以让我受益一生。
　　我的红姐,一个身高一米五四,相貌平平的小女子,在至今所有我经历的女性中,我仍固执地认为:唯她是最早慧的,睿智的,有能力的。起码在她17岁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借助跳板,跳出农门。那跳板,不就正是我要就读的台子中学么?
　　
　　五
　　
　　台子中学,听起来很像农村中学的名字。砖混结构,一楼一底,十个教室,宽敞,因为好多窗子没玻璃,所以明亮。蹲在山林中的大草坪里,周遭没有人家,像只孤零零的蜗牛。
　　初一到初三各一个班,我所在的班上有29个学生。班主任姓周,教语文,也是校长。因为我的字写得好作文写得好,周校长非常喜欢我,知道了我的母亲也姓周,更加关爱。记得开学后一个月,他悄悄问我:你的户口迁移办好没有?
　　没有遵义的户口,等于是我没有在遵义参考的资格。
　　我说家里正在办呢。而我所谓我的家里其实就等于我的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她知道怎么办办什么呢?也许她认为她说服了父亲为我凑足了盘缠,我来了遵义,一年之后,便金榜题名了。
　　户口没落实,也是两个月后我离开遵义的原因之一。当时与家里的联系,无非书信。而我每写一封信回家,基本得不到回复……
　　我就开始了在台子中学的读书。住二姐家里,天蒙蒙亮,听着二哥二姐起床,便赶紧穿衣。虽然二姐总叫我莫起来,你睡你的。想起红姐的“要勤快,要讨人家喜欢”,我努力着,坚持着。
　　所以每天早上,我要做的事是背一个大背篓,拿了镰刀,去林子深处,割山一样的一背篓青草回来,以保证那头老黄牛当天的口粮。
　　完成这样的劳动,最少要花近两个小时。六点过出门,八点左右回来,囫囵着吃完饭,再两小时去学校。学校十点半开始上课,没有午休不吃午饭(因此落下了胃病),连着上六节课放下午学。
　　松树林里,松果遍地,鲜有青草。我就沿着有水的地方,去找,去割。有一个早晨,我迷路了,越走越陌生越害怕,就朝着前后左右,喊二姐啊二姐!偌大的松树林里,那些扑腾的鸟儿,和飘零的松针,听见了我的求助。
　　我到底还是沿着来路回去了,已是晌午时分,二姐们都不在家。卸下背篓,瘫在牛圈旁,摩挲着两肩上的沟壑,我流下了来遵义的第一滴泪。
　　下午回来,我的主要劳动是挑大半缸水,纯粹的山泉水,从对面的山腰上,走三个来回。原本是二姐的活,我抢过来的。我见不得麻杆似的二姐薄弱的肩头上挂两只水桶,晃晃悠悠,我担心轻微的一次风吹草动,都足以将她和水桶绊倒。我觉得我比二姐强大多了,尽管,我在家里从来没挑过,我是幺妹崽,相当于“百姓爱幺儿”的幺儿。
　　天黑了,开始煮饭。二姐站灶,我烧火。二姐家的柴火可好了,尽是木块,一点烟都没有,我把灶膛和脸烧得通红。也想起在家里,烧竹叶,包谷梗,人都熏死了。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二姐一家都喜欢上了我。比如贺丽娟,她起码不用再架柴烧火。
　　
　　六
　　
　　二姐家的饭菜,搁现在城里人的餐桌,绿得发亮。一半大米加一半蜕去皮的玉米粒,大米和玉米都是二姐自家种的,一颗肥料一滴农药都没沾。我觉得他们家十块钱存款都没得。
　　一个月后,我住校了。周末一早还是回二姐家,擦黑返校,买两斤面(吃面条对于贺家的孩子,相当于打牙祭),和二姐粘着,帮她做事,二姐累得可怜,二哥回家就叼烟筒,什么都不做。
　　我遵义的户口,还需要二哥去落实。
　　一天吃两顿,事实上我也大抵习惯。只还是吃不饱:玉米粒占的比分越来越多,饭拔嘴里,轮回个半天,就不往下咽!逼自己哽下去,马上又涌出来和着眼泪。这样的时候,二姐就站起来给我拍背,什么都不说。
　　没办法,就饭里泡开水,粥一样吞下去。每顿饭,我都最先放碗,也最多吃大半碗。当时最大的奢望:有一天回到家里,妈,给我煮两斤米的纯干饭!
　　和割牛草,担水一样,吃饭的情节,我寄出的信里,最多只言片语。我要把自己留驻遵义,考学。
　　和红姐一样,哥哥也强烈地担心着,他晓得我在家里懒惯了,说不习惯就回去,在白羊复读。
　　红姐一个星期两封信,准准时时,尽是鼓励,说她的学校多好多美,让我明年也报,也爱怜。我知道她怕我不能坚持。每次凤姐和哥哥的信来,立马泪奔,再拆开,一边抹一边读,完了又迅即收拾好颜面,不让人看出来,包括二姐,直到我收起铺盖滚回老家去。
　　在遵义的两个月,红姐来看过我三回。至今不晓得贵阳到遵义到松花的车票,但我晓得那三次往返的车票钱,都是红姐省吃俭用下来的。每次相见和离别,都要拥着她哭一场,我原是如此地不争气脆弱。
　　红姐最后总说:薇,相信日子总是越过越好,不会越过越坏。十七岁的红姐说这话,像个大人。
　　我也一直在坚信着日子总是越过越好,不会越过越坏,那时候是,现在也是。
　　如今,红姐于我,仍似墙,似港湾,似大人。我们还是“红姐”,“薇”地彼此称呼着。红姐是家里老大,家境不比我好。同学时,经常去我家,我妈就笑说,你看人家小红,像主人,你像客人。
　　而我离开贺家吃住学校的真正原因,只有我知道,被我喊做二哥的人知道。
　　
　　七
　　
　　住二姐家时,二哥二姐睡左厢房,我和孩子们睡右厢房。
　　我和贺丽娟和老四睡上铺,我睡外边。一排横搁在对面两堵墙上的木板,爬四步楼梯上去,闪摇摇的,第一晚不敢睡,红姐说不得垮,是柏树,我和他们一直这样睡。老二老三,自然成了睡我下铺的兄弟。
　　住校前的第四天,夜半,我被惊醒:一只手在我的被窝!猛坐起,愕然。
　　这么大姑娘了,还要打铺盖,快点盖好!二哥的手箭一样缩回再伸上来掖被子,轻声说完便走开。哦吓死我了我心想。
　　第二晚,二哥又来帮我掖被子。
　　第三晚,我只脱了鞋,抱紧了自己倚墙上睡到天亮。去到学校跟周校长说,我想住校。
　　给二姐的理由是,我个子大把老四和贺丽娟都挤到了,所以要住到学校去。二姐说这倒没什么,关键太苦你了,看你起码瘦了五六斤,在学校各人吃三顿,吃饱点。
　　二姐实际舍不得我离开。二姐和我说的话比二哥和孩子们都多,说起家乡的时候,二姐明显怅然,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八
　　
　　在学校,我和一个尹姓的代课女老师同房,寝室是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我和尹老师的床在教室的对角,遥望着。
　　尹老师是松花镇上的居民,是我来台子见的最好看的女子,小巧白皙,长发如瀑。教初二的英语,备课时常常问我时态句型什么的,初中毕业,来这里已经两年。红姐说她们家和周校长是亲戚。
　　最先我努力地靠近甚至讨好她,比如煮了面请她吃,把红姐从贵阳带回来的小梳子小镜子送她。她的一日三餐并不比我好,总是吃家里带来的海椒酱。
　　除了她,住校的就一对年轻的情侣,男的姓罗,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一个和我同时来丁台的男师范毕业生,眼镜,中等个,异常单薄的样子。再一个来自重庆铜梁叫做帅忠良的男生。
　　我是那么的怕孤独怕冷那时候。尤其夜里,寒风呜咽(深山中的丁台,秋夜已经冰凉),松涛阵阵。大雨来了,哔啵啵敲窗上,我觉得有狼要破门。我几次想抱了铺盖和尹老师睡一块儿,可我知道尹老师不会愿意。
　　尹老师曾一边吃海椒酱一边昂扬着说,就你们四川人,老的少的都喜欢跑我们贵州来找饭吃!完了还追一句“讨厌”。
　　至此,我要一声长叹:当年二姐的郁郁寡欢,幽幽戚戚,无不和来了贵州找饭吃有关!那片晦暗的历史背景,相信比我年长的四川人都知道,更清楚。
　　从此,我再不和她说话,包括她问我的英语,本来之前话也少。
　　每周末,在临镇教书的男朋友来接她,她也总是甜蜜而骄傲,小鸟般从我眼前掠过。她比我大两三岁吧。
　　
　　九
　　
　　第一次月考,我的成绩比班上名列第二的高出一百五十多分。这是千真万确也是让我目瞪口呆的事,周校长说我比小红还优异。由此,我彷佛稳操了考取红姐学校的胜券。而那些时间,我哪里读过书?吃的分明是在白羊小学积存的老本。
　　和其他家住台子乡的老师一样,周校长每天早上打家里来,总要担一条粪水放自家田园边,或者淋了来,或者回去淋。也多是民办教师。
　　老师们都喜欢我。我的“高大”形象,我的穿着,在那群山娃子中,不脸红地肯定:鹤立鸡群。
　　我的同学穿得都不好,补丁,有的还赤脚,刷把裤儿,脸色大面积苍黄,或黝黑。身上都有股味儿,红姐说是山味儿,浓重得很。想想应该是不勤洗澡的原因。
　　说起勤洗澡,犹疑着,还是要坦白这样一件事:
　　住校后的第三天,身上好痒痒!
　　我生虱子了!连洗过的内衣上也有!天哪,我的家固然贫寒,但是我从没生过虱子,跳蚤也没有!我的母亲从来都教育我们“人穷,水不穷”,尽管当年我的伙伴们,好多头上都煮着“白米饭”。
　　我惊恐得欲哭无泪。
　　教室楼下的厨房里不是有锅吗?大铝锅,周校长买给我们集体蒸饭用的。于是除了身上穿的,我将所有的衣服裤子袜子连同被褥一股脑扔进铝锅,点燃煤块,熊熊地烧啊煮啊!煮了半下午。
　　结果是除了几件内衣和一条牛仔裤基本没变形,其余一概面目可憎:卷的卷,皱的皱,严重缩水!我沮丧得要死。
　　好在哥哥寄来御寒的衣物跟着就收到。
　　过几天在同学家里住了一夜,又引虱上身。当然,这次长智了,只烫了内衣。
　　之前一直没见二姐家的孩子们洗澡,我也是。后来在学校的厕所里,烧一大锅水,隔几天洗一次。
　　这又要回过头去说。住校的头十来天,堂兄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带了怪味胡豆,夹心饼干。依彼年月的通讯,这样的突然很正常。
　　“二爷二娘急懵了,二爷挖土把自己脚背挖一锄,有人听喳闹客说莫幺妹崽被卖了,卖到深山老林里,整天吃野菜和糠(猪才吃野菜和糠呢我想)”。堂兄说,所以二爷喊我来把你弄回去。哦天哪,我说我不在信里告诉他们我很好?读书呐!
　　堂兄嘴里的喳闹客,是从遵义送我到二姐家的表叔,估计他是见了二姐家的样子,回去对乡里人说了,然后以讹传讹,最后传给了我的父母。
　　在二姐家住了一夜,堂兄便走了。临走反复问我:回不?我轻声说不,说不的时候,我的眼泪又不争气了。像新入园的幼儿,大人送哭一场,大人来接,又哭一场。
　　其时,我有点动摇。是啊,只要我愿意,两天不到,我就可以远离饥寒,孤独,恐慌和无助。离开我不喜欢的二哥、老师、眼镜师范生。
　　
　　十
　　
　　眼镜师范生,他的姓氏我已忘记。也许,他不是坏人。我和他的说话,也就是在厨房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礼貌与客套!
　　他把信从门缝悄悄的塞进来。字和内容都不生动,不能打动人。即便生动了,那时那地,我会被打动吗?不,丝毫不会。
　　我有情,有爱,我的情和爱,在我的家乡,根蒂那么深刻。我的家乡说不上水肥土美牛羊壮,可它辽远,旷达,阳光!哪像了这里,睁眼是山,闭眼是山,起点是山,终点是山,又冷又硬……
　　他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三两句:你以为像你这样的,户口迁移过来了,也参加中考了,考分也够高了,然后你就可以被顺利录取飞黄腾达了?错,只要有人去检举,你的成绩就等于零。他甚至把红姐写进了信里:包括你贵阳学校的同学,一样,只要一封信,她就哪里来哪里回。
　　我决定哪里来哪里回了。红姐二姐周校长,他们要留我,可是我不能留我!
　　没给二姐说。第三天我就起身了。
　　眼镜怎么就知道了我要走呢?尹老师告诉他的?
　　我走的那天是个星期六,学校里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人。
　　一身白衣白裤(那年兴那样穿),坐楼梯间,怀抱吉他,忧郁着看我收拾衣物,这个印象很深,一直弹《站台》,一直弹。
　　当我经过他时,他干脆把腿支起,抬眼望我,说,你还转来吗?他居然泪下了。
　　怎么不孤独?怎么不孤独得下泪呢?眼镜,最起码他是从县城的师范校出来的,来这里,明晃晃的闭塞,冷清,他也就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出头吧,但他示好的方式,却是如此的幼稚,可叹,可怜。
　　松花至遵义客车启动的那刻,我就知道,我是转不去了,像二姐的话:回不去了。觉后来周校长和红姐和二姐都失望了,我觉得对不起,伤害了他们,对自己的话没能负责!
　　我的中考移民,就这样从开始到结束,为时两个月,短暂而漫长。
　　回到家里,母亲自是欣喜的无语凝噎,她其实已经后悔让我去了遵义。父亲坐地坝埋头裹叶子烟。除了吃睡,我几近自闭,轻松不起来,想起前尘后世,路在何方。
　　次年三月,阴差阳错或说机缘巧合,我入读了县凌云职业中学幼教专业,1992年7月顺利毕业,从此与幼教结下了一生的缘分。2000年9月,我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