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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个执着于河南乡土叙事的作家,李佩甫的小说一直以鲜明的现实风格而存在,但是面对当下复杂多变的现实乡土,李佩甫对乡土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感情:有眷恋也有批判,有逃离也有救赎,有忏悔也有无奈,从他小说中的复杂感情入手,分析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即作家理智与情感的内在冲突,并结合当下乡土作家创作的普遍问题,探讨乡土作家的特色与困境。
关键词:乡土 理性 情感 困境
对于作家李佩甫而言,三十多年来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植根于河南本土,并对他生存的大地——豫中平原做着深情的描述。在他的描述下豫中平原是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中原文化色彩:这块土地上的风是染人的,但风只有结果,没有形态;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树是没有栋梁之材的,并且离开土地后就变形。而豫中平原对李佩甫来说,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与源泉,更是心中的家园,是他的生存之根,面对豫中平原这块大地李佩甫曾说:“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平原。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覺。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这样的创作思想的影响下,李佩甫的小说都有一种让人心隐隐作痛的结局,不管是早期的《黑蜻蜓》中刻画的二姐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还是到《生命册》中描绘的“我”、老姑父、梁五方等,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残缺与苦难的生命存在,深究其原因就是李佩甫所说的:“我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时候,写它的时候,真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正是在这深沉的爱恋中,李佩甫对他笔下的豫中平原有着刻骨的熟悉,熟悉这里的自然景观与乡土人情,熟悉这里的历史变迁与人文习俗。于是面对三十年来乡村的巨变,李佩甫以敏锐的觉察力洞悉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变化,从早期《红蚂蚱绿蚂蚱》为乡村谱写了温情的赞歌,再到《城的灯》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乡村“叛逃者”,最后到《生命册》记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内省与忏悔。
李佩甫早期的作品深情地为田园的乡村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赞歌,《邨魂》中描述了一幅幅乡村生活图景,在这鲜明的生活图景中展现的却是乡村中质朴而纯真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其中有善良知理而泼辣的二奶奶,也有教书先生与农村妻子相濡以沫的温情,更有麻五这样做活“把式”的农民,而作品以邨魂为命名更是充满了象征意味,纯真而质朴的人性,坚忍与朴素的人格,温暖而美好的人情是乡村中每一个人的精神之魂,更是乡村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而《红蚂蚱绿蚂蚱》作为李佩甫早期的代表作,它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为乡村的田园生活写了一个牧歌式的唱赞,更是在于记叙了生命对苦难的承受与超越。小说中的狗娃舅虽只有十二岁的年龄但靠着每天割上百斤的草来挣得十二分的工分,养活了一家五口人;德运舅在新娶了一天的媳妇自杀后,因丧礼欠下巨额外债,但他消沉了七天七夜,最后仍然背着老镢下地了;瞎子舅福海自出生以来就是一个瞎子,后靠着卖老鼠药、算卦、拉胡琴为生,小说中对瞎子舅这样描述:“似乎那黑暗有多顽强这生命就有多顽强,那坚忍的活叫村里人看了发怵。”在这块苦难的中原大地上,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忍受着苦难,以柔弱的生命对抗着贫穷、命运与苦难,为了生存他们将生命的承受力发挥到极致,为了活着他们只能去超越苦难,李佩甫悲壮地写出了豫中平原上生命存在的厚度与高度。
在《红蚂蚱绿蚂蚱》中李佩甫深情地为乡土田园与苦难的生命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歌赞,表达出深深的眷恋与怀念之情,但这眷恋背后也是隐藏着批判。小说中作为儿童的“我”目睹了姥姥从德运舅家的葬礼上偷拿了二尺白布,厨子胖舅从德运舅家的葬礼上偷了一碗油,但姥姥却告诉我:“文生,这不是偷,是拿。村里兴的,老规矩。”在这里偷盗已经成为乡村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小说以“我”为视角构成了对乡村“他者”的审视,在这审视下,乡村隐藏着贫穷、落后、自私、麻木的内在危机。
如果说李佩甫早期的作品《红蚂蚱绿蚂蚱》中乡村隐藏着贫穷与落后的危机,而这隐藏的危机到他中期的创作就全面爆发了。于是李佩甫在《无边无际的早晨》《城的灯》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土地逃离者,有成为县长从而摆脱乡村的李治国,也有冯家昌这样带着冯家的兄弟而自发逃离农村的叛逃者。李佩甫塑造的这一个个逃离者,深究其逃离的原因就是乡村的贫穷与落后,生活的贫穷与匮乏满足不了自溢的欲望;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这些人纷纷渴望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但这些背叛土地的逃离者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边无际的早晨》中李治国是通过仕途从而摆脱了乡村,但他提拔的契机是他敢于扼杀自己的过去与乡人对他的期待,他敢于切断自己长于乡土的根,但这样的做法,也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让他陷入了精神受责与灵魂漂泊的困境中,在自我灵魂的审视中李治国发出了:“你是谁?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这样茫然的诘问。这是失根后的审视,更是对灵魂的审视,而这种审视到《城的灯》中就越发得明显。
《城的灯》中刻画的主人公冯家昌是一个带着传统文化与宗法家族印痕的逃离者。李佩甫给他的逃离打上了家族责任的“光环”,为了完成娘临终“你是老大,你可要支事”的遗命,冯家昌费尽心思地为他的四个弟弟谋划前程,为了四个弟弟,冯家昌背叛了与刘汉香的爱情,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依靠着钻营与谋划,他让冯家的四兄弟完成了食草族到食肉族的宏伟进程,并让冯家最终形成了政府有人,经商有人,出国有人的鼎盛局面,当冯家四兄弟为冯家昌的生日欢聚一堂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家昌却在宴会上学习狗叫,这是一笔震撼人心的描写,透露出冯家昌这群逃离者在“占领”城市的过程中人性的扭曲与变形。只有在“占领”城市后,这群逃离者才能有距离地审视乡村,特别是经历了城市的冷漠与隔阂,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人格后,他们发现乡土是这些逃离者永远都摆脱不了的身份标签,他们无法完全融于城市,于是这群逃离者处于失根与失身(主要指身份认同感)的双重精神困境。
关键词:乡土 理性 情感 困境
对于作家李佩甫而言,三十多年来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植根于河南本土,并对他生存的大地——豫中平原做着深情的描述。在他的描述下豫中平原是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中原文化色彩:这块土地上的风是染人的,但风只有结果,没有形态;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树是没有栋梁之材的,并且离开土地后就变形。而豫中平原对李佩甫来说,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与源泉,更是心中的家园,是他的生存之根,面对豫中平原这块大地李佩甫曾说:“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平原。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覺。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这样的创作思想的影响下,李佩甫的小说都有一种让人心隐隐作痛的结局,不管是早期的《黑蜻蜓》中刻画的二姐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还是到《生命册》中描绘的“我”、老姑父、梁五方等,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残缺与苦难的生命存在,深究其原因就是李佩甫所说的:“我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时候,写它的时候,真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正是在这深沉的爱恋中,李佩甫对他笔下的豫中平原有着刻骨的熟悉,熟悉这里的自然景观与乡土人情,熟悉这里的历史变迁与人文习俗。于是面对三十年来乡村的巨变,李佩甫以敏锐的觉察力洞悉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变化,从早期《红蚂蚱绿蚂蚱》为乡村谱写了温情的赞歌,再到《城的灯》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乡村“叛逃者”,最后到《生命册》记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内省与忏悔。
李佩甫早期的作品深情地为田园的乡村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赞歌,《邨魂》中描述了一幅幅乡村生活图景,在这鲜明的生活图景中展现的却是乡村中质朴而纯真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其中有善良知理而泼辣的二奶奶,也有教书先生与农村妻子相濡以沫的温情,更有麻五这样做活“把式”的农民,而作品以邨魂为命名更是充满了象征意味,纯真而质朴的人性,坚忍与朴素的人格,温暖而美好的人情是乡村中每一个人的精神之魂,更是乡村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而《红蚂蚱绿蚂蚱》作为李佩甫早期的代表作,它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为乡村的田园生活写了一个牧歌式的唱赞,更是在于记叙了生命对苦难的承受与超越。小说中的狗娃舅虽只有十二岁的年龄但靠着每天割上百斤的草来挣得十二分的工分,养活了一家五口人;德运舅在新娶了一天的媳妇自杀后,因丧礼欠下巨额外债,但他消沉了七天七夜,最后仍然背着老镢下地了;瞎子舅福海自出生以来就是一个瞎子,后靠着卖老鼠药、算卦、拉胡琴为生,小说中对瞎子舅这样描述:“似乎那黑暗有多顽强这生命就有多顽强,那坚忍的活叫村里人看了发怵。”在这块苦难的中原大地上,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忍受着苦难,以柔弱的生命对抗着贫穷、命运与苦难,为了生存他们将生命的承受力发挥到极致,为了活着他们只能去超越苦难,李佩甫悲壮地写出了豫中平原上生命存在的厚度与高度。
在《红蚂蚱绿蚂蚱》中李佩甫深情地为乡土田园与苦难的生命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歌赞,表达出深深的眷恋与怀念之情,但这眷恋背后也是隐藏着批判。小说中作为儿童的“我”目睹了姥姥从德运舅家的葬礼上偷拿了二尺白布,厨子胖舅从德运舅家的葬礼上偷了一碗油,但姥姥却告诉我:“文生,这不是偷,是拿。村里兴的,老规矩。”在这里偷盗已经成为乡村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小说以“我”为视角构成了对乡村“他者”的审视,在这审视下,乡村隐藏着贫穷、落后、自私、麻木的内在危机。
如果说李佩甫早期的作品《红蚂蚱绿蚂蚱》中乡村隐藏着贫穷与落后的危机,而这隐藏的危机到他中期的创作就全面爆发了。于是李佩甫在《无边无际的早晨》《城的灯》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土地逃离者,有成为县长从而摆脱乡村的李治国,也有冯家昌这样带着冯家的兄弟而自发逃离农村的叛逃者。李佩甫塑造的这一个个逃离者,深究其逃离的原因就是乡村的贫穷与落后,生活的贫穷与匮乏满足不了自溢的欲望;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这些人纷纷渴望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但这些背叛土地的逃离者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边无际的早晨》中李治国是通过仕途从而摆脱了乡村,但他提拔的契机是他敢于扼杀自己的过去与乡人对他的期待,他敢于切断自己长于乡土的根,但这样的做法,也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让他陷入了精神受责与灵魂漂泊的困境中,在自我灵魂的审视中李治国发出了:“你是谁?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这样茫然的诘问。这是失根后的审视,更是对灵魂的审视,而这种审视到《城的灯》中就越发得明显。
《城的灯》中刻画的主人公冯家昌是一个带着传统文化与宗法家族印痕的逃离者。李佩甫给他的逃离打上了家族责任的“光环”,为了完成娘临终“你是老大,你可要支事”的遗命,冯家昌费尽心思地为他的四个弟弟谋划前程,为了四个弟弟,冯家昌背叛了与刘汉香的爱情,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依靠着钻营与谋划,他让冯家的四兄弟完成了食草族到食肉族的宏伟进程,并让冯家最终形成了政府有人,经商有人,出国有人的鼎盛局面,当冯家四兄弟为冯家昌的生日欢聚一堂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家昌却在宴会上学习狗叫,这是一笔震撼人心的描写,透露出冯家昌这群逃离者在“占领”城市的过程中人性的扭曲与变形。只有在“占领”城市后,这群逃离者才能有距离地审视乡村,特别是经历了城市的冷漠与隔阂,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人格后,他们发现乡土是这些逃离者永远都摆脱不了的身份标签,他们无法完全融于城市,于是这群逃离者处于失根与失身(主要指身份认同感)的双重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