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的境外资产到底有多少？
　　国资委从未正面公布过相关数据，再加上央企境外资产基本未进行过国家审计，而更多地依靠央企自行审计，导致央企海外资产的账本对于公众来说似乎成为了一本“糊涂账”。
　　在账目并不明晰的情况下，近年来又频频爆出因各种原因导致央企境外资产流失的案例。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大量国有资本势必即将“出海”。值此之时，《中国经济周刊》特别梳理了近年来央企境外资产流失的标志性案例，并细数导致资产流失的“七宗罪”，希望以此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央企们提供前车之鉴。
　　央企境外资产急需国家审计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关于“央企境外资产基本上从未进行过国家审计”的表态，瞬时引爆了舆论。
　　央企境外资产到底有多少？谁来揭开央企境外资产的神秘面纱？面纱下是否真的处于监管真空？
　　央企境外资产最新数据应该是4.7万亿？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是承担国有资产统计分析职能的国资委内设机构，也是国资委关于央企财务数据的官方口径出口。该局每年会发布一份上一年度央企总体运行情况的报告，依据是各央企编制上报并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决算报告。
　　记者查阅了从2010年至2013年间该局发布的中央企业年度总体运行情况，报告例行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经营规模、经济效益、上缴税金四个方面公布央企整体财务情况。记者发现，报告均未提及当年央企境外资产的任何数据。
　　在公开资料中，国资委从未正面公布央企境外资产。在此情况下，新华社等媒体此前“测算”出的“超4.3万亿”、“接近4.4万亿”等央企境外资产数据从何而来？记者关注到以下两组数据。
　　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2014年7月发布的《中央企业2013年度总体运行情况》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35万亿元。
　　2014年12月22日，国资委主任张毅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透露，截至2014年11月，中央企业境外经营单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达到12.5%、18.7%和10.6%。这三个数据在张毅于2015年2月接受《国资报告》杂志访谈时被再次提及。
　　用截至2013年末的央企资产总额，乘以截至2014年11月的央企境外资产占比（35万亿×12.5%=4.375万亿），得到一个接近4.4万亿的央企境外资产规模，而这很可能就是公众在媒体上看到的数据“出炉”过程。
　　这样“测算”出的结果可信度如何，国资委并未正面回应过。
　　就在今年4月1日，央企境外资产数据又有了最新的“口径”，同样只能基于国资委公布的数据进行“二次加工”。当天国资委网站公布的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在中央企业规划发展工作会上的讲话显示，2014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38.73万亿，实现营业收入25.11万亿、利润总额1.36万亿。
　　黄丹华的讲话还披露了央企国际化经营的三个数据，截至2014年底，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约占中央企业总体的12.1%、17.9%和9%。
　　据此，我们可以测算出，截至2014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接近4.7万亿。
　　国资委曾多次、局部、小范围
　　“海外摸底”
　　3月17日，就在全国两会闭幕后第二天，国资委公告称，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将对2015年度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进行服务采购招标。有媒体将国资委此举解读为“央企海外资产摸底”和对董大胜表态的回应。
　　事实上，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委托第三方开展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是一项例行的常规举动。
　　国资委网站的招标公告显示，国资委曾多次就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进行第三方招标，并且从2011年至2012年，国资委陆续出台了《央企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央企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央企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构建了央企境外资产监管体系，旨在加强监管力度。而据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限于人力财力，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难度确实很大，有些监管文件的起草就耗时数年，几易其稿。”
　　
　　检查和监管效果如何，公开资料没有显示。
　　某电信行业央企审计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国资委组织的摸底都是局部的、小范围的，更大范围的境外央企资产审计来自于央企各海外分支机构的母公司，即央企总部。”
　　某商贸行业央企高管曾对媒体表示，“境外资产有太多复杂的因素。管好了，绝非国资委一家之功;如果没管好，也不是国资委一家之过。”
　　可以预见的是，决策层不会放任央企海外资产成为一本糊涂账。国资委、第三方机构以及国家审计会给出答案。
　　央企“走出去”要谨防资产流失
　　黄丹华在上述讲话中披露的数据，还反映出另外一个现实，伴随央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和境外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境外利润占比却在大幅下滑。 央企境外经营单位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之比，从2009年底的37.7%，滑落至2014年底的9%。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官员曾对媒体直言，“（央企）走出去10年，从资产规模上看，收获不少，但失败教训多于成功经验，有些领域几乎成为失败的重灾区。”
　　失败的教训各有各的不同，造成的事實却很相似——央企境外资产流失。 　　对于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央企，这是野蛮生长的阵痛？还是转型升级的代价？再或是现有体制机制的无奈？
　　无论怎样，这注定是无法重新来过的历史。
　　3月21日举行的2015中国境外中资企业年会上，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朱之鑫表示，未来10年中国新增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5万亿元，中国将重点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建、能源、经贸等领域开展合作。
　　1.5万亿投资即将启航出海，承载基建、能源等国家战略的中央企业无疑是投资落地的主力军，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产如何实现保值增值，值得所有人思考。
　　
　　央企境外资产流失多涉“七宗罪”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特别梳理了近年来央企境外国有资产流失当中的标志性案例，通过剖析这些央企在海外攻城略地中所付出的昂贵“学费”，为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央企们，提供前车之鉴。
　　“一宗罪”——权力过大 缺乏约束
　　典型案例：中航油陈久霖事件
　　2003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下称“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总公司授权后，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一手带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取得飞速发展的总裁陈久霖，在没有经过母公司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国家严令禁止的期权投机。由于操作失误，截至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进行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的过程中，合计损失约5.54亿美元。
　　享受着新加坡中资企业里最高薪酬的陈久霖因此被迫离职，并遭到新加坡警方拘捕。2006年3月，新加坡初级法院做出判决，以从事局内人交易等罪名判处陈九霖入狱服刑4年3个月。陈九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央企高管。2007年2月，时任中航油总经理荚长斌被国资委责令辞职。？
　　据媒体报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的连续卖空石油期权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一直未向中航油报告，母公司通过正常的财务报表也没有发现。主要原因是，在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陈久霖是真正的“土皇帝”。最初公司高管只有陈久霖一人，2002年母公司曾向新加坡公司派出党委书记和财务经理。但陈久霖以各种理由将母公司委派的财务经理两次换掉，从新加坡雇佣当地人担任财务经理。新加坡公司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竟然一直不知道陈久霖投机期货一事。
　　这一事件中，母子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也形同虚设。新加坡公司成立有风险委员会，制定了风险管理手册。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但陈久霖从未报告，集团公司也没有制衡的办法。
　　时隔多年，现任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已改名的陈九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新加坡往事比作“地狱就在天堂的隔壁”，他认为投资失败是央企决策进程中诸多因素所共同导致的。
　　剖析中航油事件，无论是将其解读为母公司的风险管控失责，还是陈九龄从“航油大王”到“期货狂徒”的个人悲剧，唯一可以认定的事实，是5.54亿美元国有资产已灰飞烟灭。
　　“二宗罪”——投资激进 决策冒险
　　典型案例：中钢澳洲铁矿石项目失败
　　2008年4月至9月，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下称“中钢”）与日本三菱围绕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中西部公司，展开了长达5个月收购竞赛，最终中钢通过每股高出最初报价近1澳元的价格收购了中西部公司近100%的股权。中钢最为看重的，是中西部公司旗下核心资产——Weld Range铁矿石项目。
　　中西部公司被中钢收购后，澳大利亚西澳政府开始拍卖该地区的铁路、港口和码头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经营权，最终基础设施的经营权被日本三菱参股合资的Oakajee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