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和海南出版社联合举办的《48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寄语中国》一书座谈会上,与会者在探讨我国科技人才的成长之路时感到,从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这条指示算起,已经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毋庸讳言,我国的科技、人才和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绩。但还是不得不指出,总体上“我国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的局面,并未实现根本改观,这不仅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族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而且也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了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面前。如今,中国科技馆的专家组织编写的《48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寄语中国》一书,恰好似一面镜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我国科教发展,特别是人才成长问题的参照机会。
　　首先,这一群热情“寄语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学生涯在雄辩地向国人证明,他们的科学发现既不是预定的,也不是组织安排的,而大多是个人兴趣、好奇心所致,是“很个人化的东西”(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罗托语)。从本书编录的第一位——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博格,至最后一位——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几乎每一位获奖者都如同两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桑格一样,用直接或间接的语言告诫中国青少年,“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里有所成就,就必须对它有兴趣,你必须做好进行艰苦的工作和遇到挫折时不会太泄气的思想准备”。但从我国科学界的情况看,不少科学家不仅对科学有兴趣,而且对从政“升官”也有兴趣;在部分科学家那里,甚至可以说,对从政的兴趣已经高于对科学的兴趣。当然这也不尽是科学家本人的事。从政府和科技、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往往也热衷于在“尊重科学”的口号下,把许多稍有科学成就的科学家几乎都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结果是大家都看到的:由于“领导工作”大大挤占了他们的科研工作时间,客观上已经或正在迫使这些“领导干部-科学家”科研空洞化,充其量成了科学政策和科学管理方面的专门家。不仅如此,还在“尊重人才”的口号下,不少部门纷纷出台了“××工程”、“××计划”,仿佛惟有按此公式组织,才能按计划完成培养和造就“世界一流科学人才”的任务。然而,世界科学史表明,科学的研究不只是计划式或攻关式的。正如杨振宁指出,在最近“几十年最好最尖端的科技成果,绝大多数都不是用攻关的方法发明的。因为攻关式的办法是要你已经知道一个具体问题以后,才能提出一个‘关’来,要不然你看不出那‘关’是什么问题。而真正科技里面的发展,很多新东西就是因为当时多半的人都不知道那里面有问题,而被少数人提出来,并加以突破”。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是这个道理;科学人才成长也是这个道理。新中国建立逾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亦已二十余年,值此新世纪、新千年之交,国人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从科学技术、科幻创作,到教育、经济,乃至文艺戏曲,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可以称得上国际大师级的人物。”众所周知,大凡有识之士都十分敬重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并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妨碍科技在中国的发展、进步”,“我们已经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等六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所以,从普里高金到斯坦伯格,从切赫到克鲁岑,这些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他们各自的“寄语中国”中间,都由衷而深情地说:“你应当为属于中国而自豪”;“我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在下一世纪(即二十一世纪),中国将发展成为世界上领导科技进步的强国之一。”借镜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经验,听听他们对中国科学的忠告,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至今依然认为正确,且还在实行的科学观念、科研体制,以及科技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方式吗?
　　第二,这48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学生涯还向国人证明,他们的获奖成就的取得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所受的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以至童年启蒙的家庭教育。统计研究表明,自诺贝尔奖颁发以来的二十世纪一百年间,共有466位科学家荣获自然科学奖。虽然他们来自28个国家,研究领域也千差万别,但其中70%的获奖成果是在大学里完成的。由此反观我国的科技与教育,不能不说,是我国的教育水准制约着人才水准;又是我国的人才水准制约着科技水准。对这样一个反向推论,教育界的同仁们也许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教育发展好得很。也许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连问题何在都不太清楚,何以说改革,说发展的正确方向呢?君谓不信?倘若你走进教育界,走进学校或教育机关,你随处都能听到这样四个而且几乎是达到了普遍共识的观点: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的位置属一流水平;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是很差的,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在世界上常常处于倒数几名的位置;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比较落后的,在世界比较的水平上是不高的;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哈佛大学的罗索夫斯基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最佳大学座落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肯尼迪(《大国兴衰史》的作者)则称:“这个国家在其大学里拥有不可估量的知识资本,其他国家的高等学校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大学相提并论。”如果再把这四个观点,化作四个坐标点,同画在第一象限平面图上,看看一个国家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曲线呢?是我们常说的“一天天好起来”吗?试问:既然我们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称不上“一天天好起来”,那么,何以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的位置属一流水平”这个几乎基础教育界人人都在传诵的判断的正确性呢?笔者无意指评我国基础教育的水平问题。但据我国高教专家对几千名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分析表明,“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最近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其共同的弱点是‘平而不尖’”,那么,能说这种缺乏尖子人才的状况与基础教育没有联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多的是人口,缺的是人才;其中,一流大学和一流的科技人才尤缺。邓小平同志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告诫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借镜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经验,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可能出现教育危机的忧患忠告,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与方法吗?
　　第三,这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学生涯最后向国人证明,他们通向诺贝尔科学奖的求学道路是各不相同和多种多样的:从学历来说,有像李政道这样没有小学、中学和大学文凭,而只有唯一一张博士毕业文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家境来说,有像西博格这样的依靠勤工俭学而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更有像布朗那样因早年丧父家境贫困而中学阶段曾两度停学经商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从学习成绩来说,有像两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桑格,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学至大学,一直“成绩一般”,且始终“没有什么起色”;从所学专业领域来说,既有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莱恩,又有只上到中专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克鲁岑,甚至更有以文学学士毕业,接着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瓦慕斯;从统计来说,尽管多数是顺顺当当读完小学到大学课程,但恰如丁肇中指出,他所认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间,甚至“这个世纪比较有名的科学家,考第一名的很少。”此外,还需补上一句,这48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大多数并非从名牌小学、名牌中学,一直读到名牌大学的,恰恰相反,非但不是名校,有的只上过类似我国的大专一样的短期学院,且上了一个学期就连学校还关了门的。然而,这些当代科学大家的求学生涯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或迟或早“在某一时刻会突然有一种探索的欲望”的人。所以,他们在“寄语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希望既要有“广泛的知识”,更需要有“创造性思维”,而且谆谆告诫说:“能够产生这种探索的欲望是很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成为那些能够进行探索并找出答案的人”。反思我国当代兴国实践,特别是科技人才成长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的人才观念、教育模式和管理机制等等,至少在客观上往往表现出来模式化和僵化有余,而自主、灵活和允许多样性不足。在谈到“诺贝尔奖”情结时,连那些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竟然也在感叹:“中国作家想获奖,我觉得好几代人都没戏,因为人们在青年时期的想象就被严重束缚住了,看看我们的教材和文化培养程序吧!我们的语言也因此而越发呆滞,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涌现多么伟大的作家呢”?!借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长道路,对照我国科技人才的现状,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必须坚决克服用‘一个模子’来培养人才的倾向”的指示,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人才观念、体制,以及培养与选拔的方式吗?
　　我们现正一方面感受着由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愈益强盛,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心情不无沉重地直面着“诺贝尔科学奖离我们有多远”的民族情结。为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三步伟大战略目标,为了实现新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我们华夏民族必须面对的、也是绕不过去的世纪挑战:要拥有一流科学,就要有一流的人才;要拥有一流人才,就要有能孕育他(她)们的一流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