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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与道家之“道”
儒道两家都讲究“道”,都是以“道”为核心范畴。“孔子所主张的系人伦之道,而老子所主张的是天之道。” 不同的是儒家不直接言道,道家通篇论道。这里说的道是绝对的普遍意义上的,是无法对其作出明确界定的。道之观念对其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
儒家先圣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的道更多的是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道德和礼教,因而主张“为政以德”和“克己复礼”,提出了社会的伦理制度。汉代的时候,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建议是以儒术为尊。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使得儒家思想更为推崇。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追求一种类似现代人道主义的价值。道家鼻祖老子《道德经》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将人带入到“道”中。这里的道是指构成世界的实体,也就是宇宙存在的动力。道家之道是一种自然主义观的极致,注重超脱现实,追求本真。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除了孔子和老子之外,还有各与其并称的孟子和庄子。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发展到孟子与庄子这里,代表着儒道两家的正式分野。
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义,为人君主要施行“仁政”;在为人方面也是孟子的道德伦理观要做到四端“仁、义、礼、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认为生与义是不可得兼的。庄子追求的却是“完美养生”,遵循人的天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而他主张“保身全生”。
显然,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内涵追求不同,下面就两家对世俗社会不同的观点和做法简单说明两者的对立互补。
二、儒家入世精神与道家出世精神
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必须置于群体或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人生只有投入到社会事业才有意义。就仁字的说法来看,二人成“仁”,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时人才有意义,单个的人无法做到“仁”。因此,他们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教导人们要有社会责任,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和付出。比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进精神,“杀身以成仁”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担当意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寡欲的义利观,以及对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的追求。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将人植根于其生活于中的自然界和人际间,从而为现世的人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儒家的儒生们在仕途上提出对国家管理的建议和设想,把学间之道与救国益民之道结合起来,以求成为官场上的“有用之材”。他们奋力追求仕途的成功,以一展“平生抱负”。像王安石、刘禹锡等大儒,就是在这一心理支配下,走上仕途为人民做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
道家的出世精神则是反面,不争与无为是道家的精神要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不争的处世方法,“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之策。道家认为自然大道具有永恒、真实、自然而然和生生不息的特征。“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是淳朴的,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和谐的,不要用争斗和巧诈、人工的造作毁坏了自然和社会的和谐。” 道家讲究的都是游离于社会,将自己抽身于大环境外,同时注重对自然的修养,借用世间万物而阐释人世道理。再到家的著作中,能看到虚幻的神仙世界,有安天顺命的放任陶醉,有老猾圆通的处世哲学,有瑰丽濡怪的理想境界,因此,可以任那些不能“入世”、不能挤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仕途不得意、想退而隐之的人,在那儿修身、养性,或者逃避“红尘”的干扰。这并不是说道家是抛弃社会的,道家也有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小国寡民,他们倡导在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过逍遥自在、淳朴自然的生活。
三、儒道互补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儒道两家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表现着极大的不同,看似是对立,其实也是互补。两家都认同“道”之观念,在这一观念之下,儒、道所开展出来的相互差异的生活态度及其价值世界,实质上便成为“道”呈现其本身的两种不同场域,同时也成为个体在其自身的生活世界中对“道”进行实践的两种可能的方式或途径。所以说,每个个体的人随着生活环境和状态的改变,对道的价值认同也发生转变,即不是儒家之道便是道家之道。正因如此,儒道两家生活态度与价值理念在实践上的相互交织,或说呈现出其“互补”的统一性。
人格方面来说,儒、道两家基于道之本质实在性的共同体悟而分别开展出来的关于道的价值世界,实质上恰好是分别揭示了人性本身所固有的两种倾向与能力。事实上,道教代表人物本身就生活于一个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其性格自然也会受到儒家的深刻影响。因此,道教人物似乎并未单纯只表现出了道家所推崇的人格特征,同时还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儒家人格的特征。自然地,这样的大环境交织下,也培养出中国人人格整体的儒中有道、道中有儒的儒道互补的特征。
儒道两家的互补,也是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互相补充,各有特色,与中国社会发展都有相结合。儒家“虽说是官学,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它缺少道家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缺少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一套成熟的思维模式。” 道家承担了这个角色。道家告诫社会不必过分讲绝对化,讲对社会和人的严密的统治,因为社会的安宁需要建立在个体人的自主性、自发性和自为性的基础之上。道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社会平衡机制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是十分具有包容性的,“这种包容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各个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改造,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佛教。” 中国文化历史,儒道佛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影响中国哲学的全局。而儒道互补更是源远流长,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体现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满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建设的需要。
儒道互补,最终是落于人性上,而人性在于社会这个大群体上才能体现。儒道文化是中国之根本,不论是身于人世还是游离于人世,都能让你有精神信法可依,自有一套精神引导人们向上而活。儒家两家揭示出了人的生命价值的两种实现方式,不论哪一种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给予的精神供养,是中国的立足之本。中国生于斯长于斯,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谁也抛弃不了渗透在自己血脉中的传统。不能轻言过时,弘扬精华,剔除糟粕,才能建设新文化,引导社会走向。
儒道两家都讲究“道”,都是以“道”为核心范畴。“孔子所主张的系人伦之道,而老子所主张的是天之道。” 不同的是儒家不直接言道,道家通篇论道。这里说的道是绝对的普遍意义上的,是无法对其作出明确界定的。道之观念对其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
儒家先圣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的道更多的是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道德和礼教,因而主张“为政以德”和“克己复礼”,提出了社会的伦理制度。汉代的时候,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建议是以儒术为尊。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使得儒家思想更为推崇。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追求一种类似现代人道主义的价值。道家鼻祖老子《道德经》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将人带入到“道”中。这里的道是指构成世界的实体,也就是宇宙存在的动力。道家之道是一种自然主义观的极致,注重超脱现实,追求本真。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除了孔子和老子之外,还有各与其并称的孟子和庄子。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发展到孟子与庄子这里,代表着儒道两家的正式分野。
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义,为人君主要施行“仁政”;在为人方面也是孟子的道德伦理观要做到四端“仁、义、礼、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认为生与义是不可得兼的。庄子追求的却是“完美养生”,遵循人的天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而他主张“保身全生”。
显然,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内涵追求不同,下面就两家对世俗社会不同的观点和做法简单说明两者的对立互补。
二、儒家入世精神与道家出世精神
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必须置于群体或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人生只有投入到社会事业才有意义。就仁字的说法来看,二人成“仁”,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时人才有意义,单个的人无法做到“仁”。因此,他们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教导人们要有社会责任,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和付出。比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进精神,“杀身以成仁”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担当意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寡欲的义利观,以及对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的追求。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将人植根于其生活于中的自然界和人际间,从而为现世的人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儒家的儒生们在仕途上提出对国家管理的建议和设想,把学间之道与救国益民之道结合起来,以求成为官场上的“有用之材”。他们奋力追求仕途的成功,以一展“平生抱负”。像王安石、刘禹锡等大儒,就是在这一心理支配下,走上仕途为人民做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
道家的出世精神则是反面,不争与无为是道家的精神要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不争的处世方法,“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之策。道家认为自然大道具有永恒、真实、自然而然和生生不息的特征。“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是淳朴的,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和谐的,不要用争斗和巧诈、人工的造作毁坏了自然和社会的和谐。” 道家讲究的都是游离于社会,将自己抽身于大环境外,同时注重对自然的修养,借用世间万物而阐释人世道理。再到家的著作中,能看到虚幻的神仙世界,有安天顺命的放任陶醉,有老猾圆通的处世哲学,有瑰丽濡怪的理想境界,因此,可以任那些不能“入世”、不能挤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仕途不得意、想退而隐之的人,在那儿修身、养性,或者逃避“红尘”的干扰。这并不是说道家是抛弃社会的,道家也有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小国寡民,他们倡导在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过逍遥自在、淳朴自然的生活。
三、儒道互补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儒道两家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表现着极大的不同,看似是对立,其实也是互补。两家都认同“道”之观念,在这一观念之下,儒、道所开展出来的相互差异的生活态度及其价值世界,实质上便成为“道”呈现其本身的两种不同场域,同时也成为个体在其自身的生活世界中对“道”进行实践的两种可能的方式或途径。所以说,每个个体的人随着生活环境和状态的改变,对道的价值认同也发生转变,即不是儒家之道便是道家之道。正因如此,儒道两家生活态度与价值理念在实践上的相互交织,或说呈现出其“互补”的统一性。
人格方面来说,儒、道两家基于道之本质实在性的共同体悟而分别开展出来的关于道的价值世界,实质上恰好是分别揭示了人性本身所固有的两种倾向与能力。事实上,道教代表人物本身就生活于一个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其性格自然也会受到儒家的深刻影响。因此,道教人物似乎并未单纯只表现出了道家所推崇的人格特征,同时还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儒家人格的特征。自然地,这样的大环境交织下,也培养出中国人人格整体的儒中有道、道中有儒的儒道互补的特征。
儒道两家的互补,也是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互相补充,各有特色,与中国社会发展都有相结合。儒家“虽说是官学,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它缺少道家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缺少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一套成熟的思维模式。” 道家承担了这个角色。道家告诫社会不必过分讲绝对化,讲对社会和人的严密的统治,因为社会的安宁需要建立在个体人的自主性、自发性和自为性的基础之上。道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社会平衡机制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是十分具有包容性的,“这种包容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各个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改造,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佛教。” 中国文化历史,儒道佛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影响中国哲学的全局。而儒道互补更是源远流长,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体现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满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建设的需要。
儒道互补,最终是落于人性上,而人性在于社会这个大群体上才能体现。儒道文化是中国之根本,不论是身于人世还是游离于人世,都能让你有精神信法可依,自有一套精神引导人们向上而活。儒家两家揭示出了人的生命价值的两种实现方式,不论哪一种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给予的精神供养,是中国的立足之本。中国生于斯长于斯,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 谁也抛弃不了渗透在自己血脉中的传统。不能轻言过时,弘扬精华,剔除糟粕,才能建设新文化,引导社会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