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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教育家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是新中国人民政府教育部首任部长。他1915年至1921年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亲历了五四运动。其后,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对那场伟大的运动做了回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的真实情景。
马叙伦其人
马叙伦(1885—1970),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他尚不足4周岁时,其父请来举人王会澧先生给他做启蒙老师,第一本读物是《小学韵语》。当他10岁时,突遭丧父之痛。然而,读书还要继续,遂去了在杭州的一家新式学堂——“养正书塾”(即后来的“杭州府中学堂”)。
读书期间,马叙伦逐渐有了“民族”“民权”的观念。毕业后,他曾辗转多地,做了几年教员,也结交了一些文化界人士。1911年,他与友人汤尔和赴日本,因不熟悉日语遂回国。辛亥革命后,马叙伦回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次年,转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1915年,又转至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其时,恰逢袁世凯准备“洪宪称帝”,因不愿在帝制下“混事”,遂辞职离京,在上海住了几个月。袁世凯逆历史潮流的83天“皇帝梦”破灭,不久即亡故。随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蔡元培也回到北大校长的岗位,马叙伦接蔡元培电报,邀其回北大做教授,自此,决心埋头做学问,研究中国的文字,准备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正当其著书兴趣正浓之时,“平地一声雷”,五四运动爆发了。
见证“五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4月召开的“巴黎和会”被英、法、美等国掌控。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15年即趁一战爆发之际,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妄图攫取德国在胶州湾的权益;在和会中更是进一步胁迫中国承认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来继承。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一方面宣称“二十一条”与和会无关,一方面却认为“德国……所获一切权利特权,胶州的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于日本”。昏庸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其内阁成员曹汝霖(外交总长、时任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货币局总裁)都是亲日派,他们相互勾结,对和会的错误做法毫无应对之策,却把防范北京各校学生作为首要任务。北京的学生闻讯后义愤填膺,遂在4月底发出通电:“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二万五千人叩”。之所以选定5月7日,是因为那天原系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5月3日,各校代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提早于4日举行大示威行动。
被马叙伦称为“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他正埋头写书的时候突然爆发了。在他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这天突然听到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集会,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我胶济铁路等的要求,还以“一条长蛇阵式”的队伍,向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涌去的消息。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后一起迅速逃避(按:章宗祥被学生发现,遭痛殴)。学生们扑了个空,有人气急冒火,遂演成“火烧赵家楼”的一幕。随后,许多学生被当局逮捕,导致事态扩大,北京所有大学都处于怠课状态。
在学生同政府当局僵持的状态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却留下一个小纸条,离开北京奔赴天津了,纸条上写着:“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意为民众太过劳苦了,但求稍作休息,可以喘口气了)”;“杀君马者道旁儿(意为某人骑一骏马外出,受路人称赞,某人颇喜悦,便更快加速,结果骏马疲劳而亡。寓意我们勿受外界影响,否则后果难料;也意味着他本人已很累了,需要休息)”。
突然发生的情况,使学生与政府之间失去了蔡元培这样一个中间的“第三方”,处于僵持的局面更难解决了。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某日把“传单”塞满自己的西服口袋,跑到北京城南民众聚集的新开设的游乐场“大世界”屋顶最高处,散发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意欲继续发动群众。满腔热血、心情激动的他,却被秘密跟踪而至的当局暗探逮捕。
当时北京的国立大学号称“八校”,即北大、法政、医学、工业、农业、男女两个高师,另一个是即将改办的美术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私立的朝阳、中国、汇文等几所大学。这些大学的校长们,无形中集合成了一个可相互联系的集团,随之其他各校的教职员也各自组织了起来。
眼看五月很快就要结束,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酝酿罢课。教职员方面担心倘若学生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离暑假越来越近,便出面劝告学生,不要轻易决定罢课。学生中也有思想和行动都比较谨慎的,这样,对罢课问题就没有最终做出决定。最后,学生们自行分组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在5月底宣告罢课。
在校外的街頭巷尾,学生们的演讲队三五成群,举着自制的白布旗帜,写上“山东问题”等口号,自带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发表演讲。初始听众们还领会不了,但经过学生们“锲而不舍”地宣讲,终于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而北洋政府继续采取强力镇压的手段,抓捕了更多的学生,将他们统统送到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法学院),如同囚犯般地关押起来,调动军警进行看管。
那时,北大已成立了教职员会,推举康宝忠任主席,马叙伦任书记,接着又发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康宝忠和马叙伦仍分别被推举任主席、书记。不久,康宝和因心脏病辞世,马叙伦改任主席,北大教授沈士远继任书记。当时,马叙伦四处奔走,代表教职员联合会或是同政府当局交涉,或是写作披露文字,无不由他出面,这种经历被他戏称学会了与人“打笔墨官司”的那一套,甚至可以用它编一册《代言集》。
被拘禁在北大三院的学生们,每天“水不到口,饭不入肚”。得此消息后,教联会的各校代表积极想办法给学生送水、送饭,但受到看管学生的军警严厉阻拦,不得入内。直到第三天,在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松动了些,允许将茶饭送进去。 随后,教联会推举8位代表,向政府当局要求看望被抓捕的学生,未被许可。此时,汇文大学的代表美国人博晨光,不惧看守的军警,大踏步地往里走。军警们对“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马叙伦趁机随同进去了。
被捕的学生们见了他们如同见了亲人一般,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博晨光看了看情况就走了。马叙伦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同学们便要求他发表演说。马叙伦思量,在有军警监视之下,难以讲什么鼓励、安慰的话,却又不能不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便灵机一动,想这些军警多是“目不识丁”之辈,没什么文化,只要“咬文嚼字”,之乎者也一番,军警们是听不大懂的。于是,马叙伦便这样既安详又慷慨地把外面的情况“隐约”地告诉了同学们,并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了同学们的热情鼓掌。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按照事先军警们的指令,劝告同学们各自回家。岂料,学生们却回答:“宁死也不回去!”
这样僵持着又过了3天,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下令释放学生。时任教育总长范源廉辞职离京,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马叙伦等教联会的代表20人,像“讨债”般地死死缠住袁希涛,不久袁也应付不了,遂亦“挂冠而去”。之后,此职由原本同教育界没有什么渊源的傅岳芬接手,他也没有办法了结学生运动。
这时,五四运动的风声早已不胫而走,传遍了国内外,全国的大、中学生纷纷响应。运动的核心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反帝外交问题,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之下,提升演化为一个“时代意识”问题。在上海,特别是教育界与工商界的知识分子联合,发起了以“罢市”做后盾,要求罢免3个卖国贼的诉求。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只好给了3个卖国贼点“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如此,方使风潮平息。
经过五四运动的历练,如马叙伦自己所言,他的“办事(能力)也相当老练起来了”。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在运动高潮中,马叙伦每天从早8点到晚6点,有时到晚8点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的一间教员休息室待着,以保持同各方面的联系。有一天,马叙伦已经回家吃晚饭去了,忽然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休息室工友来电,要他回去开会。以往有会都是事先知道,这次却不同。当赶到一院问起工友,他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马叙伦忙到东屋一看,长桌上摆着一本簿子,上面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大意)簿子上已有几个老师、同学签了几个名字,包括几名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傅斯年(天安门游行示威总指挥)、罗家伦(《北京学界宣言》起草人)等大名赫然在目。马叙伦好生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人的主张?于是回到休息室,且看有何动静。不大功夫,北大教授刘文典进来,问道:“开会?”马叙伦答:“不知道,你可往东屋看看。”刘先生从东屋转过来后,便问马叙伦有什么看法,马回答:“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意为不同意北大迁沪,刘听后便转身走了。第二天,刘文典来告诉马:“昨晚我把你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就这样,所谓北大迁沪的事便不再提了。
至此,北京的“五四风潮”告一段落,而各地的爱国运动则风起云涌。此时蔡元培不愿再回北大任校长,几经周折,改由蒋梦麟(留美博士,后去台湾,在北大任校长时间最长)替代。
五四运动后不足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生活困窘,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马叙伦再次被推任各校“联合会”主席。1921年,除“索薪”外,又提出教育经费独立等要求,并发展为数千人于6月3日涌向新华门总统府被殴事件,其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而且“事闻中外”,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孙中山在广州也给予正式援助。不久,大总统徐世昌黯然下台。
马叙伦因伤病回杭州休息,适逢浙江第一师范风潮,在教育厅厅長等再三要求下,接任该校校长一职,这已是1921年的事了。此后,马叙伦多在京、浙教育界主政或任教,可称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开明、进步的元老。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马叙伦出任文化界救国会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他蛰居上海,隐名著述。抗日胜利后,与王绍鏊(地下党员)等发起创建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积极参加“反内战”活动,主持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赴南京请愿代表团,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1947年,他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与李济深、沈钧儒等一起,发表“通电”拥护。同年12月,在中共安排下,与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同船离港北上,抵达东北解放区。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政协筹备会议上,马叙伦被推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之一。会议期间,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他也是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责任编辑:胡北)
马叙伦其人
马叙伦(1885—1970),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他尚不足4周岁时,其父请来举人王会澧先生给他做启蒙老师,第一本读物是《小学韵语》。当他10岁时,突遭丧父之痛。然而,读书还要继续,遂去了在杭州的一家新式学堂——“养正书塾”(即后来的“杭州府中学堂”)。
读书期间,马叙伦逐渐有了“民族”“民权”的观念。毕业后,他曾辗转多地,做了几年教员,也结交了一些文化界人士。1911年,他与友人汤尔和赴日本,因不熟悉日语遂回国。辛亥革命后,马叙伦回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次年,转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1915年,又转至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其时,恰逢袁世凯准备“洪宪称帝”,因不愿在帝制下“混事”,遂辞职离京,在上海住了几个月。袁世凯逆历史潮流的83天“皇帝梦”破灭,不久即亡故。随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蔡元培也回到北大校长的岗位,马叙伦接蔡元培电报,邀其回北大做教授,自此,决心埋头做学问,研究中国的文字,准备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正当其著书兴趣正浓之时,“平地一声雷”,五四运动爆发了。
见证“五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4月召开的“巴黎和会”被英、法、美等国掌控。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15年即趁一战爆发之际,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妄图攫取德国在胶州湾的权益;在和会中更是进一步胁迫中国承认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来继承。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一方面宣称“二十一条”与和会无关,一方面却认为“德国……所获一切权利特权,胶州的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于日本”。昏庸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其内阁成员曹汝霖(外交总长、时任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货币局总裁)都是亲日派,他们相互勾结,对和会的错误做法毫无应对之策,却把防范北京各校学生作为首要任务。北京的学生闻讯后义愤填膺,遂在4月底发出通电:“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二万五千人叩”。之所以选定5月7日,是因为那天原系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5月3日,各校代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提早于4日举行大示威行动。
被马叙伦称为“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他正埋头写书的时候突然爆发了。在他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这天突然听到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集会,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我胶济铁路等的要求,还以“一条长蛇阵式”的队伍,向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涌去的消息。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后一起迅速逃避(按:章宗祥被学生发现,遭痛殴)。学生们扑了个空,有人气急冒火,遂演成“火烧赵家楼”的一幕。随后,许多学生被当局逮捕,导致事态扩大,北京所有大学都处于怠课状态。
在学生同政府当局僵持的状态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却留下一个小纸条,离开北京奔赴天津了,纸条上写着:“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意为民众太过劳苦了,但求稍作休息,可以喘口气了)”;“杀君马者道旁儿(意为某人骑一骏马外出,受路人称赞,某人颇喜悦,便更快加速,结果骏马疲劳而亡。寓意我们勿受外界影响,否则后果难料;也意味着他本人已很累了,需要休息)”。
突然发生的情况,使学生与政府之间失去了蔡元培这样一个中间的“第三方”,处于僵持的局面更难解决了。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某日把“传单”塞满自己的西服口袋,跑到北京城南民众聚集的新开设的游乐场“大世界”屋顶最高处,散发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意欲继续发动群众。满腔热血、心情激动的他,却被秘密跟踪而至的当局暗探逮捕。
当时北京的国立大学号称“八校”,即北大、法政、医学、工业、农业、男女两个高师,另一个是即将改办的美术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私立的朝阳、中国、汇文等几所大学。这些大学的校长们,无形中集合成了一个可相互联系的集团,随之其他各校的教职员也各自组织了起来。
眼看五月很快就要结束,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酝酿罢课。教职员方面担心倘若学生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离暑假越来越近,便出面劝告学生,不要轻易决定罢课。学生中也有思想和行动都比较谨慎的,这样,对罢课问题就没有最终做出决定。最后,学生们自行分组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在5月底宣告罢课。
在校外的街頭巷尾,学生们的演讲队三五成群,举着自制的白布旗帜,写上“山东问题”等口号,自带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发表演讲。初始听众们还领会不了,但经过学生们“锲而不舍”地宣讲,终于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而北洋政府继续采取强力镇压的手段,抓捕了更多的学生,将他们统统送到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法学院),如同囚犯般地关押起来,调动军警进行看管。
那时,北大已成立了教职员会,推举康宝忠任主席,马叙伦任书记,接着又发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康宝忠和马叙伦仍分别被推举任主席、书记。不久,康宝和因心脏病辞世,马叙伦改任主席,北大教授沈士远继任书记。当时,马叙伦四处奔走,代表教职员联合会或是同政府当局交涉,或是写作披露文字,无不由他出面,这种经历被他戏称学会了与人“打笔墨官司”的那一套,甚至可以用它编一册《代言集》。
被拘禁在北大三院的学生们,每天“水不到口,饭不入肚”。得此消息后,教联会的各校代表积极想办法给学生送水、送饭,但受到看管学生的军警严厉阻拦,不得入内。直到第三天,在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松动了些,允许将茶饭送进去。 随后,教联会推举8位代表,向政府当局要求看望被抓捕的学生,未被许可。此时,汇文大学的代表美国人博晨光,不惧看守的军警,大踏步地往里走。军警们对“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马叙伦趁机随同进去了。
被捕的学生们见了他们如同见了亲人一般,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博晨光看了看情况就走了。马叙伦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同学们便要求他发表演说。马叙伦思量,在有军警监视之下,难以讲什么鼓励、安慰的话,却又不能不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便灵机一动,想这些军警多是“目不识丁”之辈,没什么文化,只要“咬文嚼字”,之乎者也一番,军警们是听不大懂的。于是,马叙伦便这样既安详又慷慨地把外面的情况“隐约”地告诉了同学们,并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了同学们的热情鼓掌。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按照事先军警们的指令,劝告同学们各自回家。岂料,学生们却回答:“宁死也不回去!”
这样僵持着又过了3天,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下令释放学生。时任教育总长范源廉辞职离京,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马叙伦等教联会的代表20人,像“讨债”般地死死缠住袁希涛,不久袁也应付不了,遂亦“挂冠而去”。之后,此职由原本同教育界没有什么渊源的傅岳芬接手,他也没有办法了结学生运动。
这时,五四运动的风声早已不胫而走,传遍了国内外,全国的大、中学生纷纷响应。运动的核心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反帝外交问题,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之下,提升演化为一个“时代意识”问题。在上海,特别是教育界与工商界的知识分子联合,发起了以“罢市”做后盾,要求罢免3个卖国贼的诉求。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只好给了3个卖国贼点“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如此,方使风潮平息。
经过五四运动的历练,如马叙伦自己所言,他的“办事(能力)也相当老练起来了”。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在运动高潮中,马叙伦每天从早8点到晚6点,有时到晚8点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的一间教员休息室待着,以保持同各方面的联系。有一天,马叙伦已经回家吃晚饭去了,忽然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休息室工友来电,要他回去开会。以往有会都是事先知道,这次却不同。当赶到一院问起工友,他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马叙伦忙到东屋一看,长桌上摆着一本簿子,上面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大意)簿子上已有几个老师、同学签了几个名字,包括几名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傅斯年(天安门游行示威总指挥)、罗家伦(《北京学界宣言》起草人)等大名赫然在目。马叙伦好生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人的主张?于是回到休息室,且看有何动静。不大功夫,北大教授刘文典进来,问道:“开会?”马叙伦答:“不知道,你可往东屋看看。”刘先生从东屋转过来后,便问马叙伦有什么看法,马回答:“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意为不同意北大迁沪,刘听后便转身走了。第二天,刘文典来告诉马:“昨晚我把你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就这样,所谓北大迁沪的事便不再提了。
至此,北京的“五四风潮”告一段落,而各地的爱国运动则风起云涌。此时蔡元培不愿再回北大任校长,几经周折,改由蒋梦麟(留美博士,后去台湾,在北大任校长时间最长)替代。
五四运动后不足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生活困窘,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马叙伦再次被推任各校“联合会”主席。1921年,除“索薪”外,又提出教育经费独立等要求,并发展为数千人于6月3日涌向新华门总统府被殴事件,其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而且“事闻中外”,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孙中山在广州也给予正式援助。不久,大总统徐世昌黯然下台。
马叙伦因伤病回杭州休息,适逢浙江第一师范风潮,在教育厅厅長等再三要求下,接任该校校长一职,这已是1921年的事了。此后,马叙伦多在京、浙教育界主政或任教,可称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开明、进步的元老。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马叙伦出任文化界救国会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他蛰居上海,隐名著述。抗日胜利后,与王绍鏊(地下党员)等发起创建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积极参加“反内战”活动,主持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赴南京请愿代表团,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1947年,他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与李济深、沈钧儒等一起,发表“通电”拥护。同年12月,在中共安排下,与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同船离港北上,抵达东北解放区。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政协筹备会议上,马叙伦被推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之一。会议期间,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他也是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