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那捆纸币，面额是一千亿元
　　穆加贝被软禁的那天，我给温巴伊小姐发去问候信，很快得到令人欣慰的回復。她发来几张前段时间在巴厘岛的近照：翠绿的岛礁、蔚蓝色的泳池、带着迷人的非洲土著图案的泳衣、几乎完美的身材。
　　“我们一切都很好！”她说。
　　同样是蔚蓝色的泳池，勾起我四年前在她家农场盘桓数日的记忆。
　　那是一个离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不到200公里、面积约700公顷的农场，延绵在一片宽度为2.55公里的长方形梯田上，上面种植麦子、玉米、土豆、向日葵，还有部分烟草。
　　农场里散乱着很多农耕机械，没被粉刷干净的标语，白人主人临走时显然很匆忙。除了一大堆佣人、农场工人，他们留下的最大的物质遗产是一栋三层高的新古典风格红砖别墅。
　　每到用餐时间，我都能先在我的房间闻到Sadza的味道，过不了多久，就能在窗户上看到两个头顶漆黑色提盒的女佣人从远处的田间款款走来。Sadza是卡杰西夫人特地叮嘱厨师为我准备的棕色玉米糊，它在露天的火炉上熬制，是津巴布韦特有的美味。
　　姑娘们进入这个没被收拾停当的院子，必须穿过一个25米长的游泳池。盒子里每道菜都用精致的瓷器盛放，包括开胃菜、主菜和甜点，哦，还有冰镇饮料。碧蓝色的水在池子里荡漾，水面上漂浮着落叶，周围鸡鸭和鸣。
　　在金色的夕阳余晖下，温巴伊的父亲卡杰西先生拿着一把猎枪，开着吉普车带我绕着农场转了一圈。他是总统穆加贝上世纪70年代反殖民游击战争中的忠诚战友，现在出任礼宾司司长一职，全权料理外交出访环节中的各种礼宾事务。温巴伊的婚礼上，穆加贝作为最主要的嘉宾，在婚礼发言上继续肯定老战友的忠诚和辛勤。
　　“知道吗？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天堂，就是天堂！”在回忆录《我的父亲》里，生于津巴布韦的英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多丽丝·莱辛借小孩的嘴向读者描绘津巴布韦。
　　农场里，天堂的影子依稀可见。时值十月，旱季马上结束，金黄色的稻浪随风翻滚，背着孩子的土著妇女成群结队，把由收割机收割捆扎好的麦垛运上拖拉机。附近，另一群农民正在为雨季来临作最后的准备，松土施肥。不远处，巡逻员正背着枪来回走动，那是一片绿色的烟草种植地，中国市场上出售的香烟，不少都搭配了这里的烟草。
　　出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津巴布韦一直是非洲的粮仓和白人殖民者度假的后花园。连绵起伏的金色稻浪，使人无法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然而视线一旦从远方回收，落在普通农民身上破落的补丁和简谱的农具上，残酷的现实感还是扑面而来。
　　某日，在去往乡下一辆颠簸不堪的小面包车上，我见识了“经济危机”的荒谬：有人在我的后背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一捆密密麻麻的津巴布韦纸币，主人是后座上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学生，用恳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示意我把钱递给靠近我的司机。我认识那捆纸币，面额是一千亿元，之前在哈拉雷超市外的地面上随风翻卷，像垃圾一样被人抛弃。
　　“她也许写出了她的真实感受，但未必真的了解我们。”一个饭后的夜晚，谈到莱辛，卡杰西魁梧的身躯陷入农场办公室巨大的沙发里，眼神里流露出不屑的表情。
　　这注定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论。卡杰西自然选择站在穆加贝一边。温巴伊显然在很多事情上与父亲持不同的意见，类似无疾而终的讨论也经常在他们之间发生。
　　在回国前的一个下午，我们被安排参加一个有穆加贝参加的晚宴。他依次和在座的人握手慰问，轮到我的时候，我非常不合时宜地把莱辛的小说《非洲的笑声》从包里拿出来，找他签字，结果迅速被身边的贴身保镖隔离开了。
　　“我们知道如何对待他，我们津巴布韦社会也有尊老的传统，会让他的晚年过得很体面。”温巴伊在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