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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20-00-02
国际中学生学习评估测试PISA被称为教育界的世界杯，上海连续两届拿了第一。不过在学习时间上，据统计，上海15岁的孩子平均每周学习时间是14个小时，而各国平均是7个小时。足足多了一倍！因此，有人说，中国孩子的好成绩是用过多的学习时间、过重的负担换来的。
孩子学业压力大已是目前社会普遍现象，中学生“朝六晚十二”的作息时间现象十分普遍。绝大部分的孩子早上6点半起床，七点一刻到学校，回到家吃饭、复习，不到十二点钟一般不睡觉。然而这个只是走读生，对于寄宿学校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考中学生压力大，中学好比“兵工厂”，如典型的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从时间的成本上看可以说是投入巨大。
1988年国家教委出台《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1990年2月15日，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重申贯彻〈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会议提出，解决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干部、教师端正教育思想，坚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客观规律，改进教育教学工作，大力提高教育质量。此后教育部一再重申减负，据说相关文件已经有50多份了，几乎每年两份。
惊讶的是减负已经喊了27年了，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问题却是减负年年喊，孩子们的负担没有减反而增。翻来覆去地发文件为何不能真正解决减负的困境？当下唯分数论的评测标准往往压得学生喘不过气。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争上游”，而且愈演愈烈。大多数人把学业压归根为考试制度的结果，然而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表象，造成减压屡屡失败更深层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剖析。
第一，“课内减负，课外增负”已成为中学生的学习常态。社会上出现很多培训机构，假期未至，一些培训机构已经没有位置了。“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放假”折射了当前孩子上补习班的苦衷，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众多学生及家长害怕差距越来越大，不分学霸差生周末和假期集体“补课”。同时，家长抱怨考试难度大，远远超纲，甚至不少家长选择自己团班找老师，想方设法给孩子“补课”。
第二，民办学校追求利益，额外规则助推补课热。民办学校想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挑选优质生源，提高办学质量。因此助推了更多的学生通过课外补课，提高成绩，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与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巨大的利益结构链条，针对这些问题尽管许多地区已经推出许多制度性的措施，但因为这些利益结链条的存在，上面的政策、指令在下面会滋生大量违规应对的对策。
第三，传统观念力量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有一种“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理念，许多家长甚至教师认为多读书总归不是什么坏事，这尽管是个伪命题，但却极具诱惑力。传统观念力量的作用，它规定了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常态，如果偏离该轨道使得许多家长就会产生罪恶感，面对这样的社会压力他们无力对抗，只能“从众”。对抗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力量十分困难，甚至比改变利益结构更加艰巨。
第四，政策导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重心放带经济层面，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人才的培养这变成了为经济而服务的途径，国家经济迅速崛起的要求造成人才培养过于急功近利。然而教育在于十年树林，百年树人，慢工方可出细活，如今却变成了全体孩子补课、写作业、考试，严重违背教育规律。
在这种透支学习热情的畸形状态下，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学生的業余时间被占用，难以发展其他的兴趣与能力;学生的创新力被抹杀;甚至会现严重心理问题等。如今的教育方式导致我们只能培养出单向度的人，作为孩子只做一件事即高考。而高考一旦结束，立即迎来新问题：许多孩子出现“空心病”。高考这个具体目标结束之后很多学生不再知道自己该些什么，更不知道下面的人生该如何做，所有的心理疾病在大学中突然爆发出来。“空心病”的出现说明当前中小学教育制度的一些漏洞。
不堪忍受这种高压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海外留学，逃避当前体制，而且当前海外求学日趋小龄化，其中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规避风险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学生课业负担的困境，要走出减负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探讨。
首先，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问题更是当务之急。人们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与当下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已经形成尖锐的矛盾。当政府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人们必然会千方百计从其他途径去获取，以满足自我的需求。尽管要付出高成本，还极具冒险性，家长也会义无反顾。所以，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以满足更多的需要。
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如今的教育利益链条已经形成，如果这个链条不破除，一切外在性的制度措施都只是徒劳的。教育的经济利益链条滋生大量违规对策，不打破，教育没办法真正给孩子减负。社会上出现很多培训机构，有合法的有正规的，但有很多是误人子弟的，甚至是非法的。因此，必须整顿、规范、净化教育培训市场。同时，提高教师待遇有助于打破教育利益链条，如今已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方式。否则，利益链条不破除任何外在性的制度措施都只是一种外在性的措施。
再次，意识形态的批判。教育可以兴邦，教育亦可以毁邦。“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观念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这种观念不破除，将无法推动今后教育的良性发展。固有传统的教育理念阻碍学生快乐学习，巨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面情绪，也更容易引起畸形心理。在畸形教育理念下只会慢慢消磨学生的文化自信，消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人在与这个社会疏远、隔离，变得越来越冷漠。从客观的角度上看，不同的教育方式确实有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英系国家的教育一直秉承着一种普遍的教育传统，即博雅教育传统或者自由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作为国家共同体的一员，每个公民应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而如今在中国，这种唯分数论的教育体系里边恰恰缺失了这一重要的模块。
“好学生”的标准不能单单只以分数作为衡量，要让孩子多元化发展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快乐学习。
国际中学生学习评估测试PISA被称为教育界的世界杯，上海连续两届拿了第一。不过在学习时间上，据统计，上海15岁的孩子平均每周学习时间是14个小时，而各国平均是7个小时。足足多了一倍！因此，有人说，中国孩子的好成绩是用过多的学习时间、过重的负担换来的。
孩子学业压力大已是目前社会普遍现象，中学生“朝六晚十二”的作息时间现象十分普遍。绝大部分的孩子早上6点半起床，七点一刻到学校，回到家吃饭、复习，不到十二点钟一般不睡觉。然而这个只是走读生，对于寄宿学校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考中学生压力大，中学好比“兵工厂”，如典型的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从时间的成本上看可以说是投入巨大。
1988年国家教委出台《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1990年2月15日，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重申贯彻〈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会议提出，解决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干部、教师端正教育思想，坚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客观规律，改进教育教学工作，大力提高教育质量。此后教育部一再重申减负，据说相关文件已经有50多份了，几乎每年两份。
惊讶的是减负已经喊了27年了，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问题却是减负年年喊，孩子们的负担没有减反而增。翻来覆去地发文件为何不能真正解决减负的困境？当下唯分数论的评测标准往往压得学生喘不过气。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争上游”，而且愈演愈烈。大多数人把学业压归根为考试制度的结果，然而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表象，造成减压屡屡失败更深层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剖析。
第一，“课内减负，课外增负”已成为中学生的学习常态。社会上出现很多培训机构，假期未至，一些培训机构已经没有位置了。“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放假”折射了当前孩子上补习班的苦衷，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众多学生及家长害怕差距越来越大，不分学霸差生周末和假期集体“补课”。同时，家长抱怨考试难度大，远远超纲，甚至不少家长选择自己团班找老师，想方设法给孩子“补课”。
第二，民办学校追求利益，额外规则助推补课热。民办学校想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挑选优质生源，提高办学质量。因此助推了更多的学生通过课外补课，提高成绩，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与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巨大的利益结构链条，针对这些问题尽管许多地区已经推出许多制度性的措施，但因为这些利益结链条的存在，上面的政策、指令在下面会滋生大量违规应对的对策。
第三，传统观念力量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有一种“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理念，许多家长甚至教师认为多读书总归不是什么坏事，这尽管是个伪命题，但却极具诱惑力。传统观念力量的作用，它规定了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常态，如果偏离该轨道使得许多家长就会产生罪恶感，面对这样的社会压力他们无力对抗，只能“从众”。对抗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力量十分困难，甚至比改变利益结构更加艰巨。
第四，政策导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重心放带经济层面，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人才的培养这变成了为经济而服务的途径，国家经济迅速崛起的要求造成人才培养过于急功近利。然而教育在于十年树林，百年树人，慢工方可出细活，如今却变成了全体孩子补课、写作业、考试，严重违背教育规律。
在这种透支学习热情的畸形状态下，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学生的業余时间被占用，难以发展其他的兴趣与能力;学生的创新力被抹杀;甚至会现严重心理问题等。如今的教育方式导致我们只能培养出单向度的人，作为孩子只做一件事即高考。而高考一旦结束，立即迎来新问题：许多孩子出现“空心病”。高考这个具体目标结束之后很多学生不再知道自己该些什么，更不知道下面的人生该如何做，所有的心理疾病在大学中突然爆发出来。“空心病”的出现说明当前中小学教育制度的一些漏洞。
不堪忍受这种高压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海外留学，逃避当前体制，而且当前海外求学日趋小龄化，其中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规避风险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学生课业负担的困境，要走出减负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探讨。
首先，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问题更是当务之急。人们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与当下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已经形成尖锐的矛盾。当政府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人们必然会千方百计从其他途径去获取，以满足自我的需求。尽管要付出高成本，还极具冒险性，家长也会义无反顾。所以，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以满足更多的需要。
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如今的教育利益链条已经形成，如果这个链条不破除，一切外在性的制度措施都只是徒劳的。教育的经济利益链条滋生大量违规对策，不打破，教育没办法真正给孩子减负。社会上出现很多培训机构，有合法的有正规的，但有很多是误人子弟的，甚至是非法的。因此，必须整顿、规范、净化教育培训市场。同时，提高教师待遇有助于打破教育利益链条，如今已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方式。否则，利益链条不破除任何外在性的制度措施都只是一种外在性的措施。
再次，意识形态的批判。教育可以兴邦，教育亦可以毁邦。“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观念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这种观念不破除，将无法推动今后教育的良性发展。固有传统的教育理念阻碍学生快乐学习，巨大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面情绪，也更容易引起畸形心理。在畸形教育理念下只会慢慢消磨学生的文化自信，消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人在与这个社会疏远、隔离，变得越来越冷漠。从客观的角度上看，不同的教育方式确实有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英系国家的教育一直秉承着一种普遍的教育传统，即博雅教育传统或者自由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公民，作为国家共同体的一员，每个公民应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而如今在中国，这种唯分数论的教育体系里边恰恰缺失了这一重要的模块。
“好学生”的标准不能单单只以分数作为衡量，要让孩子多元化发展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快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