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青土之广斥兮，达舟楫乎准扬。跨闽越于岭表兮，抗都会于清漳。而清漳之错壤兮，旁大海以为乡。屹圭屿于砥柱兮，跻二担而望洋。浩荡渺而无际兮，汗漫汛而弥茫。天连水而倚镜兮，万顷荡其汪汪。浩澔骇其恢廓兮，日景指夫扶桑……
　　这是明代漳州士大夫郑怀魁所写的《海赋》，洋洋洒洒的长篇如痴如醉的咏唱渲染着气势磅礴的月港船队的出航。
　　明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在月港开放“洋市”，允许商人从这里往东西洋进行海洋贸易，月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贸易港口。在以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所有中国商船将从这里出洋，赢得合法身份的漳州海商将开启一个新时代。
　　这个时候，中国万里海疆，因为持续近百年的“海禁”政策，仅有两个港口对外开放，一个广州港，那是内向型港口，只允许外国人前来贸易；另一个是漳州月港，这是外向型港口，只允许商人从这里出海贸易。月港，实际上掌握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主动权。曾经是灾难的“海禁”政策，这时对月港来说，却预示着一种历史性机遇。1571年，西班牙占领吕宋，一条由漳州月港联结吕宋（马尼拉）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由此形成，中国主导的东亚海洋世界经济圈和拉丁美洲经济圈迎面交汇，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出现，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极为主要意义。
　　历史在这里，达到拐点。
　　随着民间贸易潮的到来，月港取代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的泉州刺桐港。
　　每年，从月港出发的商船，多则数以百计，少则六七十，这仅是官方数字，那些未取得许可证就争先恐后出海的，大约不在少数。商船一般约300吨位，相当于一支700骆驼的商队，有的重达800吨位。船员六、七十人，乘客数百，携带的货物往往价值上万两白银。那些商船造价千金，是明朝战舰的三倍，配置刀盾火器，随时应对劫掠。商船于每年风汛期出发，次年或第三年乘南风归航，九、十月间修理，做再次远航的准备。
　　马尼拉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西班牙人占领它以后，每年从美洲运来几大帆船的白银，购买中国物品和东南亚香料，而那里离漳州那么近，这使人们不顾一切地把船驶到那儿。闽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说：“渡闽海而南，有吕宋国……多产金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福建巡抚徐学聚说得干脆：“我贩吕宋，直以有佛郎机银钱之故。”马尼拉第三任总督桑德在1576年6月7日曾致信教皇：“我相信，中国人对我们的贸易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墨西哥的白银和黄金。”
　　在这个时候，世界贸易形势发生了一系列调整。西方人为争夺中国市场，在东亚水域展开了激烈竞争。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果阿之后，又在毗邻广州的澳门建立据点，开辟前往日本的三角航线，他们将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纺织品运到广州，在那里换取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然后转往日本；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建立殖民机构，然后占据台湾，以此为基地，同在九龙江海湾口地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他们把商人运到台湾的生丝织品、瓷器运往日本和巴达维亚，以换取白银。而大帆船贸易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有价值的一条航线。在差不多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西方财富在这条漫长的航线上对流，把太平洋两岸的经济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期。
　　1565年4月，西班牙侵入菲律宾。6月，一条名叫“圣·巴布洛”号的大帆船满载亚洲香料抵达墨西哥南海岸港市阿卡普尔科，开辟了连接亚洲和美洲的太平洋航线。此后，大帆船每年6月乘西南季风从马尼拉出发，至北纬45°—42°水域，顺北太平洋上的“黑潮”东行，最后抵阿卡普尔科，整个航程万余海里，历时约6个月，回程顺洋流直航，历时减半。西班牙王室看到这种贸易带来的巨大好处，他们一开始便掌握垄断经营权，然后把航线交给少数特许商人。大帆船贸易由此开始，至1815年结束。每两年往返一次，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帆船载着亚洲的商品到达美洲南海岸，再从阿卡普尔科由陆路运往其他地方，或者从海路运往西班牙本土塞维利亚。在回程中，大帆船满载墨西哥的白银。西班牙王室视中国为首要贸易对象，前往阿卡普尔科的满载亚洲商品的大帆船，因为主要运送中国商品，被称作“中国船”，而从阿卡普尔科运出中国商品的道路其实被称为“中国路”。在墨西哥城的阿卡普尔科港口的拉克布达广场，甚至还有一座建于1936年的“中国船”纪念碑，纪念殖民时期到达这里的商船。
　　美国历史学家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帆船》中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地区）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时，有时如同谈论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中国制造业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已代表世界最优秀水平，生产出来的手工产品，因为品质优良，是世界商人竞相争夺的目标。而欧洲在经历数个世纪的停滞，没能生产能够吸引中国商人的商品，但是，他们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发现了殖民地的巨大银矿。
　　中国丝绸与美洲白銀的对流，无疑是两情相悦的一桩买卖。中国，这个时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市场巨大，手工制造业发达，具有强大的生产潜能，此时急需大量的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贵重金属来调动社会资源刺激经济发展。但国内银矿储量并不丰富，嗅觉灵敏的商人开始在海外市场寻找出路。而欧洲刚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被禁锢数个世纪的人性释放出巨大的物欲，代表东方审美情趣的丝与瓷，成了他们享受世俗欢愉的媒介，风靡了新、旧大陆。 　　来自大洋两岸的汹涌的物流以丝瓷和白银的形式在马尼拉迎面交汇，将改写人类历史的未来。
　　月港成为国家财富的输入与输出端口
　　月港繁荣时，来自天南地北的上百种商品，包括海外的香料、珠宝、皮货、矿产，源源不断地运抵港口，等待聚散。街市拥挤着各国商人，通事和牙商，成为最忙碌的一群人，来自新大陆的里尔（real）被当作硬通货在当地流行，它已经有一个本土化的名字——镭，一如它的发音，透露着不同寻常的财富信息。今天，“镭”在漳州直接作为钱的名称。
　　来自龙溪的东林党人周启元在《东西洋考》的序中写道：“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航海业的发展给城市带来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一个叫徐炖的给自己的朋友描绘了这样的情景：“东接诸倭国，南连百奥疆；秋深不全雨，冬尽绝无霜；物货通行旅，资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棕卖异邦竹，檀烧异域香；燕窝如雪白，蜂腊用花黄；处处园栽橘，家家煮蔗糖。利源归巨室，税务属权珰。”漳州府城百工鳞集，机杼炉锤交响。发达的制造业，使它的产品出现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新大陆的市民家庭。十六世纪中后期，漳州经济与国际市场实现接轨。
　　海外贸易令城市繁荣。漳州府城在明末，已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拥有32条街道，城内“甲第连云，朱甍画梁，负艳争丽”。到清初，有人这样描述：“漳州郡城与厦门对峙，该地绅士富户半系贩洋为生，较之他郡尤为殷实。而城市繁华，胜于省会”。
　　1556年，一个叫盖略特·伯来拉的葡萄牙人到达漳州，非常惊讶于它的美丽和壮观。伯来拉和他的伙伴们到达漳州前须经过很多地方，其中只有两个人口极多的城市可以和漳州相比。他这样描述：“漳州的街道，及我们看到的其他城市，都很平坦，大而直，看来使人惊叹，他们的房屋用木头建造，屋基除外，那是安置石头的，街的两侧有波形瓦，也就是连续的廊子供商贩在下面走。而街道宽到十五个人可以并排在上面骑行而不显得拥挤。当他们骑马时，必须穿过街道的高高的牌坊。牌坊是用木头造的，雕刻样式繁复，上面盖着细泥瓦，在这些牌坊下，商人们叫卖他们的零碎货物，人们站在牌坊下可以抵御日晒和雨淋。而一些大士绅家门外建有这样的牌坊，尽管其中的一些不及其它雄伟”。
　　盖略特·伯来拉的经历发表在当年的《中国报道》上，成为最早的西方人对漳州的描述。
　　此时的月港，贾肆星列，居民数万家，俨然东南一大都会。方珍之物，家贮户藏，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年数十上百万两白银的海外贸易，使月港成为“天子南库”。
　　马尼拉在与月港和阿卡普尔科的中转贸易中迎来它的黄金时期。每年从月港前往马尼拉的福建商船，据威廉·舒尔茨统计，从20艘到60艘不等，月港开市前的1547年有6艘，16世纪后30年，基本保持在40-50艘左右，到17世纪上半叶，每年又有数艘到数十艘不等。这些商船主要运输生丝与丝织品到马尼拉。在一般年份，大帆船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载约200万比索的白银到马尼拉，而返程商船中载运的中国丝织品约200-300萬比索。马尼拉主教贝札在1609年说，一年平均有30-40艘福建商船从马尼拉运走250-300万里亚尔的白银，这些白银主要用来购买中国生丝和丝织品。十七世纪初，有3万中国人滞留马尼拉，其中80%是海澄人。他们为马尼拉经济注入活力，他们缴纳的税收支撑了马尼拉殖民地当局，没有他们，马尼拉的财政将要破产。
　　在阿卡普尔科，1574年，有6艘装运白银的大帆船抵达马尼拉，1575年是12艘，至1576年，这种贸易已基本固定下来。正如月港商人成千上万航往马尼拉一样，墨西哥贸易商在看到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前途后，开始移居马尼拉。在那儿，月港商人将运走他们的白银，并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西班牙美洲对奢侈品的渴求将使他们从不远万里的买卖中获得巨额回报。
　　满载白银的大帆船有庞大的采购计划。返航的货物一般在6月份开始准备，这时距他们离开，还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备货。一般情况，除了烟草来自本地，棉花来自印度，香料、宝石来自其他地方，主要货物还是中国货。这些商品在这里被他们包装，有时候，一件货包可以装入15000双长袜，再加上绦绸、罗纱、漳绒、厚缎、斗篷、长袍，据说一个海员的箱子就装有8000只梳子。马尼拉这时已经成为繁忙的港口，市场上拥挤着各国的商人，马尼拉殖民地当局为载运限制登记，来自墨西哥的商务人员为返程提供各种服务，船也必须在这个时候抓紧维修，而酒馆则充满离家的人。
　　当船起航时，除了数不清的货物，还要携带6个月左右的食物和淡水。来自漳州农家的桔子，有时在这儿可以卖一银币一个。它所提供的维生素，后来被发现可以让船员免于坏血病。等他们抵到阿卡普尔科，这批货物的利润有时高达10倍，这种情况发生在1609年。这使西班牙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投身远洋的航行，并且乐此不疲，即使有些大帆船根本到达不了彼岸。
　　在阿卡普尔科，“中国船”即将到来的消息令人期待，在西北沿海地区，当地报纸会刊载新闻，当局则在墨西哥城公布交易会日期，仿佛赴一场盛会，成千上万的居民，包括印第安小商贩、墨西哥商人、国王的官员和士兵、行乞的修士、一路诅咒不停的赶骡者和脚夫……在漫天灰尘中，沿着“中国路”涌向太平洋沿岸。富裕的官员和商人则搭秘鲁船沿海岸线航行。在阿卡普尔科，他们将和大帆船带来的东方人——中国人、菲律宾和拉加斯海员汇合，他们将花光随身携带的里亚尔，然后带回中国丝绸。阿卡普尔科随之进入狂欢季节，那些破破烂烂的印第安人的小屋此时挤满了异乡人，粮食和商品源源不断地运来以供消费，城市肮脏、混乱，这不妨碍那些随丈夫而来的太太小姐们的心情。 　　中国商品对西班牙在欧洲及美洲殖民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当地土著居民因为使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大明的商人从菲律宾当地收购棉花运回中国后，转眼又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成为中国在菲律宾最大销路的商品。
　　在美洲殖民地，1530年已有丝织业，当大帆船运来物美价廉的中国生丝和绸缎，当地丝织业就此衰落；1637年，墨西哥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工人达14000人。
　　在西班牙本土塞维利亚，1589年，它的执行官向国王抱怨，当卡斯蒂利亚的船队到达时，很难再卖出自己的商品，因为市场已被中国商品充斥。
　　中国，如同一架巨大的吸银器。从1565—1815，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当局每年派出2—4艘左右的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每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100万—400万比索，用于购买中国生丝、织品。一个叫卡里路的西班牙商船队长说：“中国皇帝可以用运到他的国家的白银建一座宫殿。”在中国，白银普遍使用引起银价上涨。1560年，欧洲金银比价1：11，墨西哥1：13，而中国1：4，把美洲白银运抵中国，价格升了三倍，这使商人在运气最差的年份，即便以低价抛弃商品，仅靠金银差价也能稳赚一笔。
　　作为西班牙王室垄断经营的海洋贸易，為保证利润及维护本地工商业，当局对大帆船的数量、吨数、货物运载量和贸易总值均做限制。但是，贸易壁垒无法保护本土商品不受冲击和防止白银外流。1593年，限定从马尼拉运回墨西哥货物总价不得超过25万比索，且不得转销其它西班牙领地，回程不得超过50万比索。1776年，这个数字提升到75万比索和150万比索。至18世纪末，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国商品占6成以上。
　　王室的限令在殖民地并未得到真心实意的推行。毕竟，中国商品在奢侈品市场能创造的利润最好年份高达800℅，这令所有的人，无论是渴望税源的殖民当局，或者追求财富的商人都欲罢不能。
　　月港开放洋市对接大帆船贸易航线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凭借前工业时代无可比拟的市场潜力和强劲的制造业与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这种情形实际上持续到下一个王朝来临，不堪忍受的英国人终于用鸦片和武力结束这一切，时间是1840年。
　　当丝银年复一年对流在一万海里的航线上，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同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