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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欣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过程，是娱乐和休息的重要手段，更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种精神活动如果仅仅停留在“感官”的阶段和层次，就叫“娱乐”；而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心灵产生抚慰和启迪作用，就会上升到“欣赏”的层次。在这些“欣赏行为”中，文学欣赏是一个最重要的行为和行为基础。
因此，文学欣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官娱乐的低级阶段，而必须进入精神享受的层次，进而达到精神升华的境界。这就是“文学欣赏”的第一个概念：精神的启迪。
文学作为人们精神享受的追求而为人们所认同，但由于人的精神个体的差异，对文学认同的角度也就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文学欣赏的自由空间也就变得非常大。正因此如此，对于理解什么是文学欣赏，区分什么是感官刺激和精神启迪，以达到正确进行文学欣赏的目的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比如《冰海沉船》与《泰坦尼克号》，但从文学本身的动人魅力来说，《冰》剧要比《泰》剧深刻得多。《泰》剧产生的票房价值却远远高于前者，原因在于在高度竞争的今天，男女主人公不带任何物质利益色彩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给被暴力等庸俗作品所充斥的人心吹进了新鲜气息，情节设置在文学创造中虽属老套，但对于当代世界的少男少女们，却充满了新奇而使他们感动；其次，《泰》剧中由高科技制作出的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给观众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现场震撼力。
《冰海沉船》是黑白片，制作的科技含量不高，但作品本身的文学意义却直指人心。它在欣赏者的内心长久留下来的回味和咀嚼是《泰》剧作远不能及的。《冰》剧中所塑造的设计家对自己成果的热爱超过对生命的热爱，绅士国度中的英国人面对死亡也保持对妇女儿童的尊重和优先，音乐家们在音乐演奏中泰然面对死亡的精神，妻子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放弃与丈夫同在的真挚感情，老船长至死坚守岗位的崇高职业道德，这一切，在《冰》剧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不已。而这些，在《泰》剧中，都被一个老套子的简单爱情故事所弱化了。因此，《泰》剧的审美效果多少还是停留在感官刺激上，我们的激动仅限定在电影院这个特定的时空；而《冰》剧的审美效果却是打人心灵，我们的感动留于永久。至于《冰》剧中对话语言的幽默性和生动性，则又是《泰》剧所不可企及的。
二
文学欣赏是形象艺术的感悟过程。在欣赏过程中，欣赏者始终注视着的是具体的艺术形象，头脑中始终活跃着的是审美意象(充满作者情感的、具有寓意指向的艺术形象)。在这种感知过程中，文学所构成的艺术形式经人的视觉与听觉直人心灵，唤起无法言说的生命冲动。欣赏者不必经过逻辑的推理和概念的演绎，而能直接地从艺术形象的展示中领悟到生命的内在意义。这种领悟是非理性的，但又是超越感性的。
比如，我们诵读李白的《蜀道难》：“噫吁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莽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一直到最后：“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虽然，对诗作品中每个词每句话的字面意思我们不一定都能准确地翻译出来，但是，我们却能在这种并不完全“懂”的诵读中直接体验到一种人世的沧桑和悲壮，体验到人类命运的某种壮阔而又艰险的曲折。
这种体验，就是由作者在诗歌中塑造的一系列寓意深刻的艺术形象所造成的：蚕丛古国、剑阁险道、高山深潭、疲惫旅人、天际星辰、急流涛声、深林飞鸟、夜啼子规(杜鹃鸟)、古道天险、守将狼豺……可以看出，这一系列形象，都具有远、古、深、幽、险、暗的特点：沉寂的山林，衬托以深谷急流的喧嚣，反而更加死寂；站在山顶，仿佛可以用手触摸到星辰，但使人倍感这一切更加远不可及；苍茫的黑夜，只听见深林间追逐鸣叫的飞鸟，反而更显得夜的恐怖沉寂；古道天险虽驻守有军队，但却使人感到更加失去安全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所有的形象，都构成了一种虽然隐蔽在深处，但却是非常强烈的映衬对比关系，因此，作品才能够形成这种壮阔而苍凉的悲怆特色。
而在王维的山水诗中，由于诗人所构建的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关系，所以你又能于瞬间进入一个和谐、幽静的世界，在那里，人世间的一切痛苦、忧伤、激愤被融化了、消解了，留下来的只有风清月朗、莺鸣乌啼的大自然……，但在这样的大自然中，透着一种安静得近乎清冷的气韵。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夜色静得连桂花飘落在地上也能够知觉，由于太静了，好像月亮出来也能够惊动树林中栖息的禽鸟，而飞鸟的一时鸣叫，使春夜的山谷更加幽静。
由于塑造的艺术形象不同，以及这些艺术形象的逻辑关系不同，因此，李白《蜀道难》中的静，是巨大的静，静中隐藏着生命的不安与躁动；而王维《鸟鸣涧》中的静，是静穆，是闲而静，是神宁气静。
这一切，诗人们都没有直白，但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切。
在审美欣赏中，由于艺术形象的这种奥妙的作用，人的感知似乎具有了神性，有了极强的透视力，欣赏者感知的是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形象，但仿佛同时能穿透对象本身，直接把握住了艺术对象的内在精神。
因此，欣赏者的审美直觉，不仅是“目击其境”，而且是以心击之，在目击与心击的同时，融审美对象的感性形式与超感性的内涵为一体，从而得到艺术的升华，精神的升华，使欣赏者的精神境界得到净化和完善。
三
文学欣赏是对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的感受，而不是局部的寻章摘句。仅仅盯住某个细节、某个动作，就不能感受到整部作品的特征。单纯的局部是否具有特征性取决于它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是否协调，如果协调，几个最平凡的字也会具有鲜明的特征性，所以，能否从整体上直接地把握住审美对象的形式特征就决定了一个欣赏者直觉能力的高低优劣。
如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果欣赏者仅仅着眼于每一个字、每一句诗，定会感到陶诗的词汇太普通，句法太简单，缺乏浓郁的色彩、响亮的声音和激烈的动作。然而，如果你能从整体上感受陶诗，便会发现正是这种平凡的词汇、平凡的句法、平凡的题旨在整体上显示出陶诗的最突出的风格特征——平淡朴素、不事雕琢、自然天成。而一旦把握住了陶诗的“平淡”这一总体的形式特征，便能一下子领悟到诗人那闲逸旷达、超脱高洁的心境。诗恰如诗人的命运，虽无惊人之举，但细细品尝，却余味无穷。如《饮酒》一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整首诗具体到每一句，都无雕琢修饰，每个词都很平常，并不奇特，包括诗中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句子用词本身来说，也是平淡无奇的。但其作为名诗之所以能使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诗歌爱好者赞叹不已，其思想精神能给人以深刻启发则是其 内在原因。但从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讲，诗歌阅读中能给人以“美感”，却不是“思想”本身所能够达到的，而是它的艺术形象魅力所产生的，显然，这首诗的魅力主要产生于它的整体形象。
我国古人的审美大都能从整体上非常准确地感受到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的风格特征。他们对一些著名文学家的风格概括，就特别注重整体风格，为我们今天的欣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如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韩愈之峭拔、苏轼之豪放，这种准确的、整体的直觉把握，不但有助于领略每部艺术品的独特的形式之美，也能透视出每位艺术家的独特的内心世界。宋代严羽所说的欣赏艺术品时的顿悟，正是对艺术品的整体直觉透视。一个欣赏者只有努力培养这种欣赏中的整体意识，从最直接的感受上培养自己的欣赏能力，才能在欣赏中获得准确而深刻的审美发现，才能在欣赏过程中使欣赏对象对欣赏者的能力提高形成一种良性的作用。
四
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作品创造欣赏者，因此欣赏者需要对欣赏对象——艺术品有所选择。《阳春》《白雪》所造就的欣赏者，与《下里》《巴人》所造就的欣赏者是大不一样的。能够欣赏《阳春》《白雪》的耳朵，不难听出《下里》《巴人》的粗劣；而听惯《下里》《巴人》的耳朵，就难以见出《阳春》《白雪》的美妙。因此我们在进行文艺欣赏时，一定要选择最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古人对这一点早有总结——“取法乎上”。
在艺术上有定评的优秀之作都具有某一方面的典范意义，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上”品，定能够提高我们的文学欣赏能力。例如李白的诗，豪放飘逸，在唐诗中孤标独秀。反复欣赏李白的诗，待对其风神韵味有了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后，再去欣赏同类风格的作品，对作品的优劣、深浅、高下，自然就能清楚认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权衡之下，我们的欣赏能力自然高出一头。
再有一类，熔铸众长，能“兼人所独专”，具有多方面的典范性，所谓“大家之作”。杜甫的诗就被前人推为“大家之作”。王安石赞誉杜诗：“悲观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白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所以杜甫之后不少有成就的诗人，都是以杜诗为典范，从中汲取养分，甚至还形成了独立的诗派。
这一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黛玉教香菱学诗一事中，作了最好的解释。《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香菱因见宝钗、黛玉等结社吟诗十分有趣，便动了非常强烈的念头，读了《剑南诗稿》里两首闲适的小诗，很有些喜爱，对黛玉说：“我只喜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切有趣。”黛玉便给他指出写诗要“学慎始习…‘取法乎上”的道理：“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人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正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细心揣摩熟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诗，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灵运)、阮(籍)、庚(信)、鲍(照)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这里黛玉所教香菱写诗，首先就是要欣赏好诗，“取法乎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反复欣赏体会，激发自己的审美要求，并按照美的尺度来塑造自己，进而进行写作。所以选择典范性的优秀作品为欣赏对象，不单是为了审美需要的满足，同时对欣赏力的培养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这一点歌德认识很清楚，爱克曼这样记录了歌德对他的教导：
他(指歌德)在每类画中指给我看完美的代表作，使我认识到作者的意图和优点，学会按照最好的思想去想，引起最好的情感。他说，“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鉴赏力。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咸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估价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
欣赏优秀的作品，从欣赏中掌握美的法则，从根本上提高欣赏力。这自然是因为优秀的艺术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很好的，而且二者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但我们还得指出，强调这一点，不等于就限于这样一个区域，相反，应扩大欣赏面，因为好的东西总是少数，而且好与不好也是相对的。只有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里的“观千剑”就可以比附为我们要阅读、欣赏大量的作品，不断提高我们的欣赏能力，最后才能“识器”。在前例黛玉教香菱学诗中，也讲到这层意思，在熟悉王维、杜甫、李白的大量作品后，还要学习体会陶、应、谢、阮、庚、鲍等人的作品。也就是欣赏中除了“精”以外，还有一个“广”，如此才能达到提高欣赏者的欣赏能力的目的。
文学欣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过程，是娱乐和休息的重要手段，更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种精神活动如果仅仅停留在“感官”的阶段和层次，就叫“娱乐”；而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心灵产生抚慰和启迪作用，就会上升到“欣赏”的层次。在这些“欣赏行为”中，文学欣赏是一个最重要的行为和行为基础。
因此，文学欣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官娱乐的低级阶段，而必须进入精神享受的层次，进而达到精神升华的境界。这就是“文学欣赏”的第一个概念：精神的启迪。
文学作为人们精神享受的追求而为人们所认同，但由于人的精神个体的差异，对文学认同的角度也就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文学欣赏的自由空间也就变得非常大。正因此如此，对于理解什么是文学欣赏，区分什么是感官刺激和精神启迪，以达到正确进行文学欣赏的目的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比如《冰海沉船》与《泰坦尼克号》，但从文学本身的动人魅力来说，《冰》剧要比《泰》剧深刻得多。《泰》剧产生的票房价值却远远高于前者，原因在于在高度竞争的今天，男女主人公不带任何物质利益色彩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给被暴力等庸俗作品所充斥的人心吹进了新鲜气息，情节设置在文学创造中虽属老套，但对于当代世界的少男少女们，却充满了新奇而使他们感动；其次，《泰》剧中由高科技制作出的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给观众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现场震撼力。
《冰海沉船》是黑白片，制作的科技含量不高，但作品本身的文学意义却直指人心。它在欣赏者的内心长久留下来的回味和咀嚼是《泰》剧作远不能及的。《冰》剧中所塑造的设计家对自己成果的热爱超过对生命的热爱，绅士国度中的英国人面对死亡也保持对妇女儿童的尊重和优先，音乐家们在音乐演奏中泰然面对死亡的精神，妻子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放弃与丈夫同在的真挚感情，老船长至死坚守岗位的崇高职业道德，这一切，在《冰》剧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不已。而这些，在《泰》剧中，都被一个老套子的简单爱情故事所弱化了。因此，《泰》剧的审美效果多少还是停留在感官刺激上，我们的激动仅限定在电影院这个特定的时空；而《冰》剧的审美效果却是打人心灵，我们的感动留于永久。至于《冰》剧中对话语言的幽默性和生动性，则又是《泰》剧所不可企及的。
二
文学欣赏是形象艺术的感悟过程。在欣赏过程中，欣赏者始终注视着的是具体的艺术形象，头脑中始终活跃着的是审美意象(充满作者情感的、具有寓意指向的艺术形象)。在这种感知过程中，文学所构成的艺术形式经人的视觉与听觉直人心灵，唤起无法言说的生命冲动。欣赏者不必经过逻辑的推理和概念的演绎，而能直接地从艺术形象的展示中领悟到生命的内在意义。这种领悟是非理性的，但又是超越感性的。
比如，我们诵读李白的《蜀道难》：“噫吁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莽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一直到最后：“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虽然，对诗作品中每个词每句话的字面意思我们不一定都能准确地翻译出来，但是，我们却能在这种并不完全“懂”的诵读中直接体验到一种人世的沧桑和悲壮，体验到人类命运的某种壮阔而又艰险的曲折。
这种体验，就是由作者在诗歌中塑造的一系列寓意深刻的艺术形象所造成的：蚕丛古国、剑阁险道、高山深潭、疲惫旅人、天际星辰、急流涛声、深林飞鸟、夜啼子规(杜鹃鸟)、古道天险、守将狼豺……可以看出，这一系列形象，都具有远、古、深、幽、险、暗的特点：沉寂的山林，衬托以深谷急流的喧嚣，反而更加死寂；站在山顶，仿佛可以用手触摸到星辰，但使人倍感这一切更加远不可及；苍茫的黑夜，只听见深林间追逐鸣叫的飞鸟，反而更显得夜的恐怖沉寂；古道天险虽驻守有军队，但却使人感到更加失去安全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所有的形象，都构成了一种虽然隐蔽在深处，但却是非常强烈的映衬对比关系，因此，作品才能够形成这种壮阔而苍凉的悲怆特色。
而在王维的山水诗中，由于诗人所构建的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关系，所以你又能于瞬间进入一个和谐、幽静的世界，在那里，人世间的一切痛苦、忧伤、激愤被融化了、消解了，留下来的只有风清月朗、莺鸣乌啼的大自然……，但在这样的大自然中，透着一种安静得近乎清冷的气韵。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夜色静得连桂花飘落在地上也能够知觉，由于太静了，好像月亮出来也能够惊动树林中栖息的禽鸟，而飞鸟的一时鸣叫，使春夜的山谷更加幽静。
由于塑造的艺术形象不同，以及这些艺术形象的逻辑关系不同，因此，李白《蜀道难》中的静，是巨大的静，静中隐藏着生命的不安与躁动；而王维《鸟鸣涧》中的静，是静穆，是闲而静，是神宁气静。
这一切，诗人们都没有直白，但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切。
在审美欣赏中，由于艺术形象的这种奥妙的作用，人的感知似乎具有了神性，有了极强的透视力，欣赏者感知的是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形象，但仿佛同时能穿透对象本身，直接把握住了艺术对象的内在精神。
因此，欣赏者的审美直觉，不仅是“目击其境”，而且是以心击之，在目击与心击的同时，融审美对象的感性形式与超感性的内涵为一体，从而得到艺术的升华，精神的升华，使欣赏者的精神境界得到净化和完善。
三
文学欣赏是对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的感受，而不是局部的寻章摘句。仅仅盯住某个细节、某个动作，就不能感受到整部作品的特征。单纯的局部是否具有特征性取决于它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是否协调，如果协调，几个最平凡的字也会具有鲜明的特征性，所以，能否从整体上直接地把握住审美对象的形式特征就决定了一个欣赏者直觉能力的高低优劣。
如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果欣赏者仅仅着眼于每一个字、每一句诗，定会感到陶诗的词汇太普通，句法太简单，缺乏浓郁的色彩、响亮的声音和激烈的动作。然而，如果你能从整体上感受陶诗，便会发现正是这种平凡的词汇、平凡的句法、平凡的题旨在整体上显示出陶诗的最突出的风格特征——平淡朴素、不事雕琢、自然天成。而一旦把握住了陶诗的“平淡”这一总体的形式特征，便能一下子领悟到诗人那闲逸旷达、超脱高洁的心境。诗恰如诗人的命运，虽无惊人之举，但细细品尝，却余味无穷。如《饮酒》一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整首诗具体到每一句，都无雕琢修饰，每个词都很平常，并不奇特，包括诗中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句子用词本身来说，也是平淡无奇的。但其作为名诗之所以能使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诗歌爱好者赞叹不已，其思想精神能给人以深刻启发则是其 内在原因。但从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讲，诗歌阅读中能给人以“美感”，却不是“思想”本身所能够达到的，而是它的艺术形象魅力所产生的，显然，这首诗的魅力主要产生于它的整体形象。
我国古人的审美大都能从整体上非常准确地感受到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的风格特征。他们对一些著名文学家的风格概括，就特别注重整体风格，为我们今天的欣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如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韩愈之峭拔、苏轼之豪放，这种准确的、整体的直觉把握，不但有助于领略每部艺术品的独特的形式之美，也能透视出每位艺术家的独特的内心世界。宋代严羽所说的欣赏艺术品时的顿悟，正是对艺术品的整体直觉透视。一个欣赏者只有努力培养这种欣赏中的整体意识，从最直接的感受上培养自己的欣赏能力，才能在欣赏中获得准确而深刻的审美发现，才能在欣赏过程中使欣赏对象对欣赏者的能力提高形成一种良性的作用。
四
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作品创造欣赏者，因此欣赏者需要对欣赏对象——艺术品有所选择。《阳春》《白雪》所造就的欣赏者，与《下里》《巴人》所造就的欣赏者是大不一样的。能够欣赏《阳春》《白雪》的耳朵，不难听出《下里》《巴人》的粗劣；而听惯《下里》《巴人》的耳朵，就难以见出《阳春》《白雪》的美妙。因此我们在进行文艺欣赏时，一定要选择最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古人对这一点早有总结——“取法乎上”。
在艺术上有定评的优秀之作都具有某一方面的典范意义，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上”品，定能够提高我们的文学欣赏能力。例如李白的诗，豪放飘逸，在唐诗中孤标独秀。反复欣赏李白的诗，待对其风神韵味有了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后，再去欣赏同类风格的作品，对作品的优劣、深浅、高下，自然就能清楚认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权衡之下，我们的欣赏能力自然高出一头。
再有一类，熔铸众长，能“兼人所独专”，具有多方面的典范性，所谓“大家之作”。杜甫的诗就被前人推为“大家之作”。王安石赞誉杜诗：“悲观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白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所以杜甫之后不少有成就的诗人，都是以杜诗为典范，从中汲取养分，甚至还形成了独立的诗派。
这一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黛玉教香菱学诗一事中，作了最好的解释。《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香菱因见宝钗、黛玉等结社吟诗十分有趣，便动了非常强烈的念头，读了《剑南诗稿》里两首闲适的小诗，很有些喜爱，对黛玉说：“我只喜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切有趣。”黛玉便给他指出写诗要“学慎始习…‘取法乎上”的道理：“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人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正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细心揣摩熟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诗，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灵运)、阮(籍)、庚(信)、鲍(照)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这里黛玉所教香菱写诗，首先就是要欣赏好诗，“取法乎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反复欣赏体会，激发自己的审美要求，并按照美的尺度来塑造自己，进而进行写作。所以选择典范性的优秀作品为欣赏对象，不单是为了审美需要的满足，同时对欣赏力的培养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这一点歌德认识很清楚，爱克曼这样记录了歌德对他的教导：
他(指歌德)在每类画中指给我看完美的代表作，使我认识到作者的意图和优点，学会按照最好的思想去想，引起最好的情感。他说，“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鉴赏力。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咸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估价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
欣赏优秀的作品，从欣赏中掌握美的法则，从根本上提高欣赏力。这自然是因为优秀的艺术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很好的，而且二者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但我们还得指出，强调这一点，不等于就限于这样一个区域，相反，应扩大欣赏面，因为好的东西总是少数，而且好与不好也是相对的。只有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里的“观千剑”就可以比附为我们要阅读、欣赏大量的作品，不断提高我们的欣赏能力，最后才能“识器”。在前例黛玉教香菱学诗中，也讲到这层意思，在熟悉王维、杜甫、李白的大量作品后，还要学习体会陶、应、谢、阮、庚、鲍等人的作品。也就是欣赏中除了“精”以外，还有一个“广”，如此才能达到提高欣赏者的欣赏能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