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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当大量有文化的男性办事员换下干净衬衫换上沾有血迹的蓝色联邦军服之后，为了弥补缺失的劳动力，美国政府开始雇用女性职员。令男人们既惊讶又高兴的是，这些女人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而且付给她们的工资还比付给她们的男性同事来得少。因此，战争结束后依然雇用女性员工。
女性一旦被证明是完美、称职的办公室员工（且往往被认为好过男性 ），她们便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办公世界，彻底颠覆了这片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纯男性领地。
办公室选择女性，女性选择办公室
办公世界的男女比例变化惊人，这变化随着办事员阶级本身的大幅扩增发生着。1870年，美国共有8万办事员，其中女性占比只有3%，而50年后，在300万的办事员大军中，女性占比几乎达到了50%。
越来越多的女性被雇用为打字员和速记员。打字和速记工作变得与女性如此相关，以至于打字员往往就被简单地称作“打字女孩”；有时候，当不需要分辨人机的区别时，人们就直接喊这些女孩“打字机”。私人秘书也逐渐变成清一色的女性。与速记和打字的单调沉闷不同，人们认为，正是秘书工作的缺乏晋升性这个特点导致女性更适宜于此。“应该选择女性来当秘书，”威廉·亨利·林菲维尔，这位致力办公室设计的泰勒信徒表示，“因为她们并不反感琐碎的工作，而野心勃勃的年轻男人往往会被这些工作搞得烦躁不已。年轻男人往往觉得，若工作可以由更低薪水的员工搞定，那让自己来做就显得太无足轻重了。”
到1926年，88%的秘书岗位由女性占领了。同时，几乎100%的打字员、速记员、档案员和接线员为女性。所有办公室里最低级的岗位几乎都由女性占据着。哪怕办公室内薪水最低、从事工作最下等的“打杂小伙”都不一定是小伙了——1920年代的一则招聘广告写道：“招聘一名打杂小伙，男女均可。”
尽管对于公司来讲，拥有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明显是件好事，但世纪交替之际女性报酬更低，于是乎更受欢迎这事算不上新鲜。人们也并非一夜之间产生女性更适合从事枯燥、重复乏味的工作这种想法。办公室内涌入大量女性这件事，少说也是因当时全国震荡的经济状况而起。
厄普顿·辛克莱造“白领”这个词时，是为了讥讽那些地位低下的小文书自以为和他们又穷又脏的工厂兄弟们不同，能够通过档案管理和打字，一路走向统治阶级。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在这个大规模工厂化办公年代，这种自以为是已经越发站不住脚了，无论人们再怎么认定都没用。如今，这些低级的岗位逐渐被女性占据，对应的报酬也下降了（并在继续下降）；人们也从未觉得女性可以像男性那样沿着职业阶梯向上爬，因为对于男性主管来说，让女性进入管理领域，跟自己并肩工作这事超乎他们的想象。因此在办公室内部，严格按照性别分野而形成的阶级分化，开始涌现。男性尚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只要他们眼中的女性依然保持着类似办公室无产阶级的身份，在办公室打工贴补家用，直至结婚，或者用《职业》中迂腐老套的说法，由于“忙于工作，由原本露水般的女子变成了双唇紧闭的老处女，直到有一天重新发现生活”。
办公室选择女性，女性同样也选择办公室；而且男性办事员也并非觉得有女同事在边上，自己的身份就全然彻底被降低了。对于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而言，办公室提供了一条逃离原先阶层的路径，有机会获得属于中产阶级的体面，而且办公室工作的薪水也比其他地方要高；而对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尤其是父母无法支付昂贵大学学费的人而言，商校和办事员工作是其迈入商界的途径之一（同时也避免从事那些通俗意义上的“女性职业”，例如教书 ）。
但是学校培训女生和男生的方式很不一样。男孩们被鼓励学习记账和会计，为的是培养他们的“商业领导力”。与此相反，女孩们被认为天生适合做速记。商界管理者对秘书和速记员的需求——相当迫切且往往直接给出目标人数，以及女性生来更适合机械轻松无需用到数学的工作的看法，造成了这种专横的区分。这种区别对待是如此顽固，甚至今时今日还有残留；而某些女性，则更为顽固地反抗着这种分野。除了数量过多的指南小册子上宣称速记池的工作有多快乐、多贴近商业世界，那些有机会当上速记员的少数女性还发现自己是办公室里薪水最高的（尽管低于同等工作的男性 ）。
与此相反，在中产阶级女性看来，速记员这个岗位很不怎么样。她们更看好私人秘书这份工作，它与权力更加接近。秘书手册上宣称秘书工作充满乐趣，且承诺当上秘书后能一路激动人心地在职业阶梯上攀爬，当然这种情况在真实的秘书流动数据记载中从未出现过。手册上的内容充满蛊惑，声称秘书工作很“职业”，并且能在上层社会高雅的会客室内工作，可能是在银行里，也可能是在高管行政套间内——好多地方都具备家的感觉。
很奇怪的，秘书这份事实上像老板仆人一般、不断留心老板情绪、不断应付老板各种突发奇想的工作，被视作比掌握实际技能的速记员更高级。商业史学家和管理学理论家罗莎贝斯·莫斯·坎特日后将此现象称作“偶发地位”（status contingency ）——秘书这份职业获得威望的方式，与其说来自工作满意度，不如说是来自与权力和威望（通常是男性权力和威望 ）的亲密接触。手册上印有这样的故事：秘书赢得了老板的信任，最终获得了配備红木办公桌椅和地毯的个人办公室；另外一则故事中的秘书获得了“一间个人办公室，位于公司某栋大楼的十七层，从窗户望出去是绝伦的城市美景”。老板外出的时候她便负责各项事宜。这样的故事极为罕见，但对秘书们具有极致吸引力。
女性不能挑战男性权威
在这个崭新的办公世界中，有着许许多多未言明的规则，于是乎当男人们讨论职场女性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性爱问题时，周围便萦绕着困惑、恐慌和表达夸张的痛苦情绪。女性会用她们的诱惑力，毁掉冷静禁欲的男性办公伦理，在办公室内谱写性爱的混乱之曲，毁掉商业世界？这些问题因针对女性的“结婚关限”（marriage bar）而变得更为迫切。“结婚关限”指的是办公室不会雇用已婚女性，而未婚女性一旦结婚亦会被解聘的社会习俗。家务劳动看来才是她们的职业，速记员的工作无法与之并存。 尽管20世纪初期，办公室内已婚或者结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员工不断增加，但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单身。面对办公室内大部分也是单身的男性员工，这些单身女性的存在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事实上已婚男士也难逃牵连。费森顿·蔡斯（Fessenden Chase ）编写的讲述女速记员和老板关系的小册子中，女速记员不出意料地被污化为时刻等待着召唤的妓女。“在老板温暖舒适的私人‘单间’内，时刻弥漫着诱惑和机会，定力不佳的老板很容易就抵挡不住身着靓丽羽衣的年轻女孩温柔性感的凝视和勾引，”蔡斯写道，蓄起一种偷窥的火热快感，“温柔的注视到令人满足的亲吻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些‘私人办公室’女孩大体上是愿意去亲吻或者被亲吻的，为了巩固在老板心中的地位和获取加薪的机会。”
女性进入办公世界这件事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在时间上（并非巧合地）发生了重合。在工作场所获得越多的自由，就势必引向在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诉求。于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进步妇女公共圈，女性每时每刻都在讨论和判断办公室给予她们的危险和可能性。工业进步运动（拉金大楼的福利政策奉行的便是该运动的精神）先驱人物珍·亚当斯（Jane Addams）担忧办公室的开放环境有太多无法抗拒的诱惑，女人们被迫收取老板的金钱和礼物，然后献出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她写道，考虑到办公场所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由开放，女人们自愿“堕入放纵的生活，只因为缺乏社会约束”。比较现实的担忧是，正如詹妮特·埃格蒙特（Janette Egmont）在一本速记行业杂志中写的那样：女性不得不，“在拘谨和亲密这两种两难境地的情感之间，把握好这不可能把握好的度，使得男人可以依据这标准来安放他们的冲动”。最终，对于诸如埃格蒙特这样的作者，问题似乎无法避免：性爱这个幽灵就是无法抵抗的；办公室的经营势必受其影响；解决方案依然不明。与此同时，这样的画面总是出现：“男性办事员不断比较办公室里的两三个女孩。是金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还是棕褐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这样的讨论没完没了。”
不过当然了，大部分关于女性权力会超越男性的言论是男人们散布的。而当男人将办公室生活的危险归咎于女性时，办公室女性员工则轻蔑回绝了这些胆敢代表她们说话的男人。1900年，亚特兰大会幕浸信会教堂（Atlanta’s 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广受欢迎的福音派新教会牧师莱纳·G.布洛顿（Len G. Broughton）来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基督教青年會向清一色的男性听众发表了一系列猛烈又冗长的抨击白领办公场所愈发淫荡下流风气的演说。他表示，速记员毕业证书并非是通往商业领域成功的车票，也并非是找到成功男人做老公的保证，而是“获得了通往淫荡生活的许可证。我宁可直接把通往地狱的通行证递到年轻女人的双手上，也不愿意给她那个证书，那个让她走进老板位于高层的办公室，然后关上门的许可”。
许多女性听闻了他的言论，她们不愿意默默承受任何暗示女性面对男性引诱时脆弱不堪的说法。一位署名“维尔小姐”（Miss Ware）的速记员给《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去信，谴责布洛顿暗指速记员“堕落、道德败坏”的言论。她坚称至少百分之“九十九”进出办公室的速记员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有那些贫穷、绝望、没有信仰的人才会迫于雇主的淫威就范。
不论女性职员是否都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尽管到战后时期，办事员几乎全是白人），在涉及性骚扰问题时，她们进入的办公场所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性骚扰”这个词到了20世纪后期才被人所知。指南手册和团体组织给予的回答模棱两可。人们期待女性在面对挑逗行为和言论时默默忍耐或愉快地假装不知情。1919年的一本秘书手册上写道：“她必须学会看不到老板炽热的目光，感受不到他放在她手上的手，或是从椅背处悄悄滑过来的手臂。”而且她必须“得体并有礼貌地”处理这一切，“因为在处理此类事情时不能让老板感受到被回绝了”。
指南手册中有种假定，那就是女性除非想丢工作，否则不能挑战男性的权威。而实际情况也是，她们确实会因此丢了工作：一项针对1937年被解雇的12000名秘书的调查显示，起码有2/3的人被辞退是因为她们或她们老板“性格有缺陷”。根据部分回答，“（秘书）不愿意陪老板去夜总会”也属于“性格缺陷”。
……
办公室生活的这些特点对于今时今日的我们来讲，显得微不足道，甚至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也是如此；但在当年，这可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不管是好是坏，在当今人们所处的两性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办公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让男男女女们有机会相遇——即使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相遇，也起码好过令人忧虑的与外界隔绝的家庭世界。尽管很长时间内，女性在办公室依然是少数，管理层更是几乎没有女性，但是她们已成为办公室生活的主要组成元素了。
（摘自《世界博览》2018年第17期）
女性一旦被证明是完美、称职的办公室员工（且往往被认为好过男性 ），她们便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办公世界，彻底颠覆了这片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纯男性领地。
办公室选择女性，女性选择办公室
办公世界的男女比例变化惊人，这变化随着办事员阶级本身的大幅扩增发生着。1870年，美国共有8万办事员，其中女性占比只有3%，而50年后，在300万的办事员大军中，女性占比几乎达到了50%。
越来越多的女性被雇用为打字员和速记员。打字和速记工作变得与女性如此相关，以至于打字员往往就被简单地称作“打字女孩”；有时候，当不需要分辨人机的区别时，人们就直接喊这些女孩“打字机”。私人秘书也逐渐变成清一色的女性。与速记和打字的单调沉闷不同，人们认为，正是秘书工作的缺乏晋升性这个特点导致女性更适宜于此。“应该选择女性来当秘书，”威廉·亨利·林菲维尔，这位致力办公室设计的泰勒信徒表示，“因为她们并不反感琐碎的工作，而野心勃勃的年轻男人往往会被这些工作搞得烦躁不已。年轻男人往往觉得，若工作可以由更低薪水的员工搞定，那让自己来做就显得太无足轻重了。”
到1926年，88%的秘书岗位由女性占领了。同时，几乎100%的打字员、速记员、档案员和接线员为女性。所有办公室里最低级的岗位几乎都由女性占据着。哪怕办公室内薪水最低、从事工作最下等的“打杂小伙”都不一定是小伙了——1920年代的一则招聘广告写道：“招聘一名打杂小伙，男女均可。”
尽管对于公司来讲，拥有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明显是件好事，但世纪交替之际女性报酬更低，于是乎更受欢迎这事算不上新鲜。人们也并非一夜之间产生女性更适合从事枯燥、重复乏味的工作这种想法。办公室内涌入大量女性这件事，少说也是因当时全国震荡的经济状况而起。
厄普顿·辛克莱造“白领”这个词时，是为了讥讽那些地位低下的小文书自以为和他们又穷又脏的工厂兄弟们不同，能够通过档案管理和打字，一路走向统治阶级。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在这个大规模工厂化办公年代，这种自以为是已经越发站不住脚了，无论人们再怎么认定都没用。如今，这些低级的岗位逐渐被女性占据，对应的报酬也下降了（并在继续下降）；人们也从未觉得女性可以像男性那样沿着职业阶梯向上爬，因为对于男性主管来说，让女性进入管理领域，跟自己并肩工作这事超乎他们的想象。因此在办公室内部，严格按照性别分野而形成的阶级分化，开始涌现。男性尚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只要他们眼中的女性依然保持着类似办公室无产阶级的身份，在办公室打工贴补家用，直至结婚，或者用《职业》中迂腐老套的说法，由于“忙于工作，由原本露水般的女子变成了双唇紧闭的老处女，直到有一天重新发现生活”。
办公室选择女性，女性同样也选择办公室；而且男性办事员也并非觉得有女同事在边上，自己的身份就全然彻底被降低了。对于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而言，办公室提供了一条逃离原先阶层的路径，有机会获得属于中产阶级的体面，而且办公室工作的薪水也比其他地方要高；而对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尤其是父母无法支付昂贵大学学费的人而言，商校和办事员工作是其迈入商界的途径之一（同时也避免从事那些通俗意义上的“女性职业”，例如教书 ）。
但是学校培训女生和男生的方式很不一样。男孩们被鼓励学习记账和会计，为的是培养他们的“商业领导力”。与此相反，女孩们被认为天生适合做速记。商界管理者对秘书和速记员的需求——相当迫切且往往直接给出目标人数，以及女性生来更适合机械轻松无需用到数学的工作的看法，造成了这种专横的区分。这种区别对待是如此顽固，甚至今时今日还有残留；而某些女性，则更为顽固地反抗着这种分野。除了数量过多的指南小册子上宣称速记池的工作有多快乐、多贴近商业世界，那些有机会当上速记员的少数女性还发现自己是办公室里薪水最高的（尽管低于同等工作的男性 ）。
与此相反，在中产阶级女性看来，速记员这个岗位很不怎么样。她们更看好私人秘书这份工作，它与权力更加接近。秘书手册上宣称秘书工作充满乐趣，且承诺当上秘书后能一路激动人心地在职业阶梯上攀爬，当然这种情况在真实的秘书流动数据记载中从未出现过。手册上的内容充满蛊惑，声称秘书工作很“职业”，并且能在上层社会高雅的会客室内工作，可能是在银行里，也可能是在高管行政套间内——好多地方都具备家的感觉。
很奇怪的，秘书这份事实上像老板仆人一般、不断留心老板情绪、不断应付老板各种突发奇想的工作，被视作比掌握实际技能的速记员更高级。商业史学家和管理学理论家罗莎贝斯·莫斯·坎特日后将此现象称作“偶发地位”（status contingency ）——秘书这份职业获得威望的方式，与其说来自工作满意度，不如说是来自与权力和威望（通常是男性权力和威望 ）的亲密接触。手册上印有这样的故事：秘书赢得了老板的信任，最终获得了配備红木办公桌椅和地毯的个人办公室；另外一则故事中的秘书获得了“一间个人办公室，位于公司某栋大楼的十七层，从窗户望出去是绝伦的城市美景”。老板外出的时候她便负责各项事宜。这样的故事极为罕见，但对秘书们具有极致吸引力。
女性不能挑战男性权威
在这个崭新的办公世界中，有着许许多多未言明的规则，于是乎当男人们讨论职场女性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性爱问题时，周围便萦绕着困惑、恐慌和表达夸张的痛苦情绪。女性会用她们的诱惑力，毁掉冷静禁欲的男性办公伦理，在办公室内谱写性爱的混乱之曲，毁掉商业世界？这些问题因针对女性的“结婚关限”（marriage bar）而变得更为迫切。“结婚关限”指的是办公室不会雇用已婚女性，而未婚女性一旦结婚亦会被解聘的社会习俗。家务劳动看来才是她们的职业，速记员的工作无法与之并存。 尽管20世纪初期，办公室内已婚或者结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员工不断增加，但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单身。面对办公室内大部分也是单身的男性员工，这些单身女性的存在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事实上已婚男士也难逃牵连。费森顿·蔡斯（Fessenden Chase ）编写的讲述女速记员和老板关系的小册子中，女速记员不出意料地被污化为时刻等待着召唤的妓女。“在老板温暖舒适的私人‘单间’内，时刻弥漫着诱惑和机会，定力不佳的老板很容易就抵挡不住身着靓丽羽衣的年轻女孩温柔性感的凝视和勾引，”蔡斯写道，蓄起一种偷窥的火热快感，“温柔的注视到令人满足的亲吻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些‘私人办公室’女孩大体上是愿意去亲吻或者被亲吻的，为了巩固在老板心中的地位和获取加薪的机会。”
女性进入办公世界这件事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在时间上（并非巧合地）发生了重合。在工作场所获得越多的自由，就势必引向在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诉求。于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进步妇女公共圈，女性每时每刻都在讨论和判断办公室给予她们的危险和可能性。工业进步运动（拉金大楼的福利政策奉行的便是该运动的精神）先驱人物珍·亚当斯（Jane Addams）担忧办公室的开放环境有太多无法抗拒的诱惑，女人们被迫收取老板的金钱和礼物，然后献出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她写道，考虑到办公场所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由开放，女人们自愿“堕入放纵的生活，只因为缺乏社会约束”。比较现实的担忧是，正如詹妮特·埃格蒙特（Janette Egmont）在一本速记行业杂志中写的那样：女性不得不，“在拘谨和亲密这两种两难境地的情感之间，把握好这不可能把握好的度，使得男人可以依据这标准来安放他们的冲动”。最终，对于诸如埃格蒙特这样的作者，问题似乎无法避免：性爱这个幽灵就是无法抵抗的；办公室的经营势必受其影响；解决方案依然不明。与此同时，这样的画面总是出现：“男性办事员不断比较办公室里的两三个女孩。是金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还是棕褐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这样的讨论没完没了。”
不过当然了，大部分关于女性权力会超越男性的言论是男人们散布的。而当男人将办公室生活的危险归咎于女性时，办公室女性员工则轻蔑回绝了这些胆敢代表她们说话的男人。1900年，亚特兰大会幕浸信会教堂（Atlanta’s 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广受欢迎的福音派新教会牧师莱纳·G.布洛顿（Len G. Broughton）来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基督教青年會向清一色的男性听众发表了一系列猛烈又冗长的抨击白领办公场所愈发淫荡下流风气的演说。他表示，速记员毕业证书并非是通往商业领域成功的车票，也并非是找到成功男人做老公的保证，而是“获得了通往淫荡生活的许可证。我宁可直接把通往地狱的通行证递到年轻女人的双手上，也不愿意给她那个证书，那个让她走进老板位于高层的办公室，然后关上门的许可”。
许多女性听闻了他的言论，她们不愿意默默承受任何暗示女性面对男性引诱时脆弱不堪的说法。一位署名“维尔小姐”（Miss Ware）的速记员给《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去信，谴责布洛顿暗指速记员“堕落、道德败坏”的言论。她坚称至少百分之“九十九”进出办公室的速记员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有那些贫穷、绝望、没有信仰的人才会迫于雇主的淫威就范。
不论女性职员是否都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尽管到战后时期，办事员几乎全是白人），在涉及性骚扰问题时，她们进入的办公场所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性骚扰”这个词到了20世纪后期才被人所知。指南手册和团体组织给予的回答模棱两可。人们期待女性在面对挑逗行为和言论时默默忍耐或愉快地假装不知情。1919年的一本秘书手册上写道：“她必须学会看不到老板炽热的目光，感受不到他放在她手上的手，或是从椅背处悄悄滑过来的手臂。”而且她必须“得体并有礼貌地”处理这一切，“因为在处理此类事情时不能让老板感受到被回绝了”。
指南手册中有种假定，那就是女性除非想丢工作，否则不能挑战男性的权威。而实际情况也是，她们确实会因此丢了工作：一项针对1937年被解雇的12000名秘书的调查显示，起码有2/3的人被辞退是因为她们或她们老板“性格有缺陷”。根据部分回答，“（秘书）不愿意陪老板去夜总会”也属于“性格缺陷”。
……
办公室生活的这些特点对于今时今日的我们来讲，显得微不足道，甚至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也是如此；但在当年，这可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不管是好是坏，在当今人们所处的两性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办公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让男男女女们有机会相遇——即使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相遇，也起码好过令人忧虑的与外界隔绝的家庭世界。尽管很长时间内，女性在办公室依然是少数，管理层更是几乎没有女性，但是她们已成为办公室生活的主要组成元素了。
（摘自《世界博览》2018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