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运动兴起后,晏阳初等人虽然也曾致力于此,但无论从其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均不出国民教育的范围。平民教育运动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这从当时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中可以看出来。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运动兴起后,晏阳初等人虽然也曾致力于此,但无论从其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均不出国民教育的范围。平民教育运动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这从当时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中可以看出来。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他文献
作为民间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验方因在满足大众医疗需求方面的优势而广行于世。重点辑录此类知识的《验方新编》一书,内容丰富,便于非专业人士查阅和应用。它在1846年出版后的近二十年里并不为人熟知,却在19世纪后期迅速扩散开来,传播到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以及俄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该书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并逐渐成为易得易懂易用类医药知识的一种象征和代指他人经验的一种常用语,乃至"中医"的代名词。这种嬗变实际是社会需求、名人效应、出版印刷技术革新、商业营销和民间劝善文化共同推动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
在清末新政上谕"采西法"的语境下,清廷不少官员提出了诸如设立外交官专途、出使改为实缺、外交官选任和培养等改革洋务性外交体制的奏议.虽然这些看法略有些旧调重弹,但通过地方督抚、驻外公使、翰林、御史等人的分奏和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的联衔会奏,再经光绪帝的朱批认可和外务部的议复变通,已大致形成了一种深具权势的共识,实现了改革议论由"野"到"朝"的重大转变.虽说在改革共识之下,他们各有各的诉求,其建议也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此后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转型基本是按此次达成的共识而展开.因而从改革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朝廷,开创了黄老学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司马迁所说“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