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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老子是《老子》推设的作者，而老子是谁，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定论，甚至是否真有过老子其人，也还值得怀疑。中国古代事实上并无单一作家的概念，“某某子”不过是一本书，这本书代表了被认为是其人所创立的思想学派，书的作者实际上也未必就是此人。{1}本文中的老子、庄子并非指老庄其人，而是指这一学派以及创始人。
“道”作为老子思想的哲学母题，在八十一章中共出现七十五次。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中认为：首先，“道”这个词里包含了思想与言语的二种重性；其次，“道”作为思否弃了“道”作为言；最后，这两者又是锁在同一词中。{2}按照老子的意思，内在把握到的思一旦外现为文字的表达，便立刻失去了它的丰富的内涵，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失去了它的恒常性（“常”）。{3}
开篇首句“道可道，非常道”{4}，就提出了“可道”与“不可道”的困境。按照老子的观点，“道”是既内在又超越的；它是万物之母，因而不能随万物一起命名。换句话说，“道”是不可说的，是超越了语言力量的“玄之又玄”{5}。甚至“道”这个名称也并不是它的名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6}“道无常名。”{7}老子使人清楚地认识到：道只有在懂得沉默的时候才保持其完整，因而才有这一著名的悖论：“知者不言，言则不知。”{8}使得对“可道”与“不可道”的突围具有恒久的超越性。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尽管《老子》极为简洁，但毕竟是一部五千多字的书，老子不仅说了话，而且把他相信不可说的东西写成了书。然而，仿佛是有预见地，这一悖谬也许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部分的调和：“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9}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老子在面对令尹，面对诸如此类对神秘的道缺乏直觉的知的凡夫俗子时，言说不可言说和描述不可描述的困境。
面对“道”的“可道”与“不可道”的困境，老子认为道是无名也不可名，并且对“道”是什么说了很多，而对如何“突围”却说得很少。但《老子》中至少有二处是涉及这一问题的。其中之一就是：“涤除玄览，能无疵乎？”{10}的“玄览”一词也可用来意指“玄镜”，它是心灵的一个隐喻，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是说人应该清除心灵中的理性知识，而以直觉的方法关照自然之道。另一句话就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11}。这里，“虚”也表示清除心灵中的理性知识这种观念，而“复”则表示万物复归本性。这种虚心以观自然的观念，庄子进行了充分的表述。例如：“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入于天。”{12}当一个人忘掉自己的时候，便不再感到存在有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隔阂，而与自然万物合一，“游乎天地之一气（空气/气息/精神）”失掉自我意识而与自然合一，这种途径被称为“物化”。
为了达到这种“物化”的境界，人必须实行庄子所谓的“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志向；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需者心斋也。”{13}庄子区别了三种认知方式。在他看来，最低等的方法就是“听之以耳”，或者说感官知觉。其次是“听之以心”，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解释为概念思考，因为“心止于‘符’”，“符”的字面意思是“符节”，是“外物与概念相符合”。高等的认知方式是“听之于气”，“气”被解释为直觉认识，但这种直觉认识，根据庄子的意见，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长期的专心致志和自我修养以后才能获得。{14}为了说明这点，庄子讲了几个寓言，这些寓言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有十九年的解牛经验的庖丁，不再以目视而神遇；只需凝神缓力，则无论多么复杂的关节也可以迎刃而解。另一则寓言则是谈一个木匠，斋戒数日，忘掉了财富利禄和毁誉，甚至于忘掉了自己的形体，然后入山林静观树木，选择了一树，制成了钟架。总之，唯有如此的磨砺，才有完成“道”的突围。
个人以为,对“道”的突围的探求，在当下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构建了对话的基础。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指出:“道”与“逻各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比较的。{15}在老子的“道”与柏拉图的“逻各斯”中都体现了外在言说和内在思想这一悖谬关系。而老子“可道”与“不可道”的困境，与柏拉图强调文字是无力的而且是徒劳的极为相似，并且分别是按照言说和文字等级关系的形而上学的滥觞，这些都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诗学研究提供了契机。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三松堂全集·第六卷》（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冯友兰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1 P85—86
{2}《道与逻各斯》 张隆溪著；冯川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P66—81
{3}{4}{5}{6}{7}{8}{10}{11}《老子》 王弼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史记》 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1959
{12}{13}《庄子》 郭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中国的文学理论》 (美)刘若愚著；田守趄，饶暑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5}《管锥编》 钱钟书著 中华书局，1979 P403—410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道”作为老子思想的哲学母题，在八十一章中共出现七十五次。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中认为：首先，“道”这个词里包含了思想与言语的二种重性；其次，“道”作为思否弃了“道”作为言；最后，这两者又是锁在同一词中。{2}按照老子的意思，内在把握到的思一旦外现为文字的表达，便立刻失去了它的丰富的内涵，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失去了它的恒常性（“常”）。{3}
开篇首句“道可道，非常道”{4}，就提出了“可道”与“不可道”的困境。按照老子的观点，“道”是既内在又超越的；它是万物之母，因而不能随万物一起命名。换句话说，“道”是不可说的，是超越了语言力量的“玄之又玄”{5}。甚至“道”这个名称也并不是它的名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6}“道无常名。”{7}老子使人清楚地认识到：道只有在懂得沉默的时候才保持其完整，因而才有这一著名的悖论：“知者不言，言则不知。”{8}使得对“可道”与“不可道”的突围具有恒久的超越性。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尽管《老子》极为简洁，但毕竟是一部五千多字的书，老子不仅说了话，而且把他相信不可说的东西写成了书。然而，仿佛是有预见地，这一悖谬也许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部分的调和：“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9}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老子在面对令尹，面对诸如此类对神秘的道缺乏直觉的知的凡夫俗子时，言说不可言说和描述不可描述的困境。
面对“道”的“可道”与“不可道”的困境，老子认为道是无名也不可名，并且对“道”是什么说了很多，而对如何“突围”却说得很少。但《老子》中至少有二处是涉及这一问题的。其中之一就是：“涤除玄览，能无疵乎？”{10}的“玄览”一词也可用来意指“玄镜”，它是心灵的一个隐喻，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是说人应该清除心灵中的理性知识，而以直觉的方法关照自然之道。另一句话就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11}。这里，“虚”也表示清除心灵中的理性知识这种观念，而“复”则表示万物复归本性。这种虚心以观自然的观念，庄子进行了充分的表述。例如：“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入于天。”{12}当一个人忘掉自己的时候，便不再感到存在有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隔阂，而与自然万物合一，“游乎天地之一气（空气/气息/精神）”失掉自我意识而与自然合一，这种途径被称为“物化”。
为了达到这种“物化”的境界，人必须实行庄子所谓的“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志向；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需者心斋也。”{13}庄子区别了三种认知方式。在他看来，最低等的方法就是“听之以耳”，或者说感官知觉。其次是“听之以心”，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解释为概念思考，因为“心止于‘符’”，“符”的字面意思是“符节”，是“外物与概念相符合”。高等的认知方式是“听之于气”，“气”被解释为直觉认识，但这种直觉认识，根据庄子的意见，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长期的专心致志和自我修养以后才能获得。{14}为了说明这点，庄子讲了几个寓言，这些寓言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有十九年的解牛经验的庖丁，不再以目视而神遇；只需凝神缓力，则无论多么复杂的关节也可以迎刃而解。另一则寓言则是谈一个木匠，斋戒数日，忘掉了财富利禄和毁誉，甚至于忘掉了自己的形体，然后入山林静观树木，选择了一树，制成了钟架。总之，唯有如此的磨砺，才有完成“道”的突围。
个人以为,对“道”的突围的探求，在当下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构建了对话的基础。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指出:“道”与“逻各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比较的。{15}在老子的“道”与柏拉图的“逻各斯”中都体现了外在言说和内在思想这一悖谬关系。而老子“可道”与“不可道”的困境，与柏拉图强调文字是无力的而且是徒劳的极为相似，并且分别是按照言说和文字等级关系的形而上学的滥觞，这些都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诗学研究提供了契机。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三松堂全集·第六卷》（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冯友兰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1 P85—86
{2}《道与逻各斯》 张隆溪著；冯川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P66—81
{3}{4}{5}{6}{7}{8}{10}{11}《老子》 王弼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史记》 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1959
{12}{13}《庄子》 郭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中国的文学理论》 (美)刘若愚著；田守趄，饶暑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5}《管锥编》 钱钟书著 中华书局，1979 P403—410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