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揭示、评介陈东成教授的著作《大易翻译学》的“创新成务”之道，认为其道可为中国翻译研究者推陈出新、著书立说、弘扬中国译学提供宝贵借鉴。《周易》弥纶天地之道，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大易翻译学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通过立足于哲学高度、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找理论源泉与支撑、演绎-归纳等创新性译学研究策略与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以致成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易翻译学》的创新成务之道彷佛一股清流为中国翻译研究带来新的思考与启示。
　　 关键词：大易翻译学 创新成务 启示
　　 陈东成教授的著作《大易翻译学》于2016年首次出版，得到成中英、方梦之、蒋骁华、赖贵三、李亚舒、谭载喜、赵彦春等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推崇，认为该书视角新颖，观点独到，论述充分，拓宽了中国译学研究，“是一部难得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1]“成为新世纪中国译学体系构建本土化的又一大标志”。[2] 如此广受赞誉的著作，其“创新成务”之道必定富有启发性。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翻译研究取得的喜人成果与近十多年来大量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应用密不可分，西方译学研究，理论众多，精工细详，在给予中国译学研究极大启发的同时，也一度将中国翻译理论推向边缘化，“西强中弱”不符合翻译研究潮流，也无益于世界翻译事业的持续繁荣，于是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试图为中国翻译研究正名，陈东成教授的专著《大易翻译学》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作者要“走出把中国译论置于西方译论的标准中进行定位的做法，彰显中国译论的优势”[3]。我们认为，弘扬中国译论，在“西强中弱”的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境况中争取一席之地，并非刻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亦非“弃西学之通则，返尘封之国故”[4]而违背译学研究国际化潮流，更非违背《周易》所阐释的“保合太和”的终极追求，而实为致力于寻求译学研究的中西平衡、中西和谐，最终到达翻译世界的“保合太和”;事实上，陈东成教授于书中也表达了“古今贯通、中西结合、体用融合，使大易翻译学形成一个时空交汇、旁通统贯、开放和谐的译学体系”[5]的理想。这在中国翻译研究道路上具有突破、创新、发展的重大意义。
　　 道一：立足于哲学的高度
　　 《大易翻译学》自构思之始，便着眼于哲学的高度，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试图揭示翻译的本质与原理。何谓哲学的高度？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初心是要探寻世界的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所追问的是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是依据理性对这些问题的探寻和反思”。[6]《大易翻译学》立足于哲学的高度，其初心正是要就翻译的现象与问题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揭示翻译之“道”，是翻译的“形而上”研究，是翻译本体论研究。要在翻译理论悖论中推陈出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这样的定位无疑是创新的、必要的、成功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译学研究较为明显的是：“在‘器’上做文章者多，在‘道’上探究者少。”“翻译理论要真正创新和彰显魅力，相关研究必须由‘器’上升至‘道’。而达至此‘道’的良策莫过于将翻译的有关问题置于哲学的高度加以透视并进行系统研究”。[7]《大易翻译学》“以‘翻译’为‘经’，以‘大易’为‘纬’，‘经’‘纬’交织，从哲学的高度将‘体’‘相’‘用’贯通，以致‘成务’，构建大易翻译学，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8]大易翻译学从哲学的高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寻翻译的原理，发掘翻译最本体、最本原的道理，提出了以易理为哲学依据构建大易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弥补中国翻译哲学视角研究的不足，为当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此创新点是非常值得中国翻译研究者参考借鉴的。
　　 道二：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找理论源泉与支撑
　　 《大易翻译学》独辟蹊径，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中寻找理论源泉与支撑，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别于西方译学的翻译研究光明大道。大易翻译学以精密的思虑、独特的视角毅然选择了“六经之首、三玄之冠”的《周易》为智慧与理论之源泉，构建新型的译学理论体系，这在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中，颇具创新勇气、眼光与意义。
　　 《易经》雄踞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9]蕴藏无穷智慧，拥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周易》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揭示的是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易道完备精微，思想深邃浩瀚，天文、地理、治国、齐家、修身、文化交流等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皆可从《周易》中寻找解决办法。翻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文化交易活动，自然也在《周易》所阐释的范畴之内。程铖指出，《易经》具有两大特色：“一是大智慧，二是大系统。‘变通’、‘趣时’、‘知几’是《易经》的大智慧，‘变通’是《易经》的灵魂，‘知几’是《易经》的神智，‘趣时’是《易经》的脉搏;系统模式和系统理论是《易经》的又一大特色，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共生共存，侧重于对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的把握”。[10]大易翻译学正是精确地抓住了《易经》的这两个“大智慧”与“大系统”，即“生”与“和”：“生”，于是“变通”“趣时”“知几”;“和”因而侧重“系统”、“整体”、“动态”，并以此推演出翻译的原理与方法。“‘生命’范畴为大易翻译学体系的核心”。[11]“‘生’是翻译哲学的根本，翻译研究，特别是其哲学思考与审美观照应以‘生’为核心展开”。[12]生生，即创生、化生，相生、共生，生生不息，万物化生，創生万物，而翻译本身就是创生、创新的过程，是谓生生;“和”是《周易》的终极追问，保合太和，是微观系统与宏观系统的至和、最和谐，就翻译而言，则是译学研究的形形色色，诸方力量，和衷共济，并行发展，译学世界因此而和谐有序，繁荣昌盛。这是翻译生态环境中难得的、满满正能量的倡导与乐观态度！《大易翻译学》洞悉天机，抓住了易经与译学各自的精髓，以易道推演译事，探寻译道;易为体，译为用，体用一源，易译相通。《大易翻译学》每一处观点的提出与论述皆有《周易》的理论支撑，皆有来源，皆有依据，皆有出处。如“改进性复译：渐臻至善”乃受到“《序卦传》曰：‘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之言的启发，推演出翻译要循善而进，止于至善，从而丰富了复译的策略，结论令人信服。又如“见仁见智”解释译者的主体性，“言随时变”解释语言的时代性等等，书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