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校教代大会是在两年前的九月份成立的。在这之前，学校里只有工会组织，没有教代会组织。之所以学校要在这个时候成立教代会，而不是在以前或者以后成立，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坐上“虎皮交椅”不到半年的年轻校长要锐意改革，坚决贯彻执行县教育局作出的关于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四制一目标”（即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改革的决定。至于有无深层的原因则不得而知。
新学期伊始，第一次校务会上，各位领导轮流作完指示以后，校长意外地宣布，学校要成立教代会组织。教代会的组成人员是：工会主席是当然的教代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是钦定代表，学校行政班子内部选举一人担任代表，从普通教师中选举四名代表。我不知道，这样的代表结构和人数，这样的代表确定方式是否合理，是否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依据。因为我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的法律，向来是不大抱有信心的，因此，在普法学习的过程中就打了折扣，对于相关的法律知识也就知之甚少，不甚了然。接着就是投票，正式选举。先选普通教师代表，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结果是，竟然有我的名字，并且票数还高居第三位，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凭我本能的敏感，觉得领导同志似乎也感到有点意外，心中不是很高兴。因为我看见，他们刚才还阳光灿烂的脸，似乎已经晴转多云。与我一同被选上的，还有票数分居一二名的年轻教师阿勇和华仔，还有和我同龄、票数屈居我之后的生哥。接着选领导教师代表。毫无悬念，班子全体成员一致推选的是校长。
第二天下午，教代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地点在学校会议室。议题为审议“某某中学‘四制一目标’管理实施方案”。这套方案由校长起草，内容包括学校组织机构、聘任的岗位及其职数和要求、各类岗位职责、岗位目标考核细则、聘任程序、岗位工作量、教师结构工资实施办法等几个方面，非常具体细琐。此方案交由教代会审议。于是我们逐条审议，对自己认为不妥当的条款提出异议，交由大家讨论，最后由校长点头，拍板定案。在发言席中，唱主角的主要是在学校居于元老地位的老书记（他实际上也是新校长的后台）、在学校处于“异见人士”地位的我，以及年长资深的生哥等三个人。其他几位年轻教师（包括同样年轻的工会主席兼教代会主席）基本上是当配相的，只有当条款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才站起来发言，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的条款，经过我们三人提出异议，由大家磋商以及互相的妥协让步，达成了共识，被予以通过。对此，我很感慨，觉得民主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今天这么民主的讨论，许多条款都不切合实际，一旦付诸实施，不知会带来多少问题和怨愤。
可惜，这种和谐的民主并不能保持到最后。在一些关键的条款上，校长毫不让步，不容讨论，还是暴露出了一个权势者的霸道和蛮横的尾巴。主要体现在两个条款上。第一条，是出勤方面的签到制度。该制度规定，从周一到周五，早晨上第一节正课之前和下午上课之前，全体教师都必须签到，不签者即使你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任务，也视为旷课。我对这一条持有不同意见，建议取消为好。理由是，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初中，而且长期缺编，每个老师都担任了超量的工作任务，却没有一分多余的报酬，极不合理。早晚自习还必须按时下班辅导，由学生严格登记出勤。每个老师每周实际上课的节数高达二十多节，任教班数大多在三个以上，每班学生数平均在六十人以上。在条条框框甚多、管理过细、束缚太过、负荷超重的情况下，再来一个签到的束缚，每天让人高度紧张，弄得神经兮兮，不仅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会引起老师的怨恨和不满，降低工作积极性。更何况，签到制度除了给老师增加心理负担外，并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因为我校缺乏集体办公条件（缺桌少椅），又是寄宿制学校，不能真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老师每天的工作时间远不止八小时），老师们在没课的时候并不愿意呆在办公室里，而是一签完到就走人。这样的签到制度又有什么必要呢？但是，校长对我提出的意见大为恼怒，脸色一青，面孔一板，斩钉截铁地说：“这一条坚决不能动，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代表们都保持沉默。一时间气氛很尴尬。我碰了一鼻子灰，不好再说什么，为了顾及领导的面子，只好就此打住。
第二条是关于考核方面的“领导评分”项目。该项考核制度规定，在月考核、学期考核和年度考核中，“领导的评分均占总分的百分之25%”。“领导评分”，就是由领导给每个教职工（也包括领导自己）的思想表现评分，没有任何的评分标准，扣分之后也不作任何解释。这样的考核制度，在我看来形同儿戏，简直不可思议。我对此十分忧虑，当即站起来说：“这种凭印象给人打分的考核方法，很容易因为个人的偏见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而导致打分的不公，在中国现今的这种文化环境中是行不通的，最好还是去掉这个项目为好。”坐在我身边的生哥和我有相同的看法，也在一旁附和我的观点。可校长当即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回绝道：“这一条必须要保留！因为一个教师如果思想表现不好，能力再强，也不是一个好教师！”对于这种论调我不敢苟同，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反驳道：“问题是，人的思想是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一个老师遵纪守法，该干的工作都干了，你凭什么说人家的思想表现不好呢？要评定一个老师的思想表现，除非你平时专门派人注意其言行，随时作好记录，那样才能让人心服。可是，这一点做得到吗？”受到我的质问，校长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说：“不需要做什么记录，一个人的表现在平时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面对校长的强词夺理，我有些愤怒，情绪激动地回击道：“严格说起来，谁有资格去评定别人的思想好坏呢？！”这个重磅炸弹，炸得校长无言以对，他的脸胀成猪肝色，嘴唇紧闭，样子十分难看。气氛一时变得十分紧张。其他老师见势不妙，都低下头默不出声。最后由于校长不点头，这一条款还是被强行通过了。
第一次教代会，就在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了。方案的最后一条规定：对此次审议通过的方案，若要修改某些条款，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同意才行。对此，我心中亦喜亦忧。
此后，每个月月考核，教代会就履行一项职责——完成考核制度规定的“教代会评分”（占总分的25%）任务。第一次评分，由于我和生哥的积极作为，分数较为合理，领导得了高分，教师之间的悬殊也不大。结果公布后，老师们对“领导评分”议论纷纷，各怀不平，而对“教代会评分”则没有多大意见。可是，从第二次月考核开始，问题就出来了。教代会内部的那些掌权者玩起了“互相抬轿子”的把戏，狼狈谋私，有的给自己打高分。我和生哥虽然不满，但也不好驳人家的脸，只能保持沉默，致使评分失去了公平。当然，因差距不是很大，也没有引起教师太多的不平。
此后，每月的“教代会评分”慢慢变成了另一种“领导评分”，我的心便冷了下来。第二学期后，教代会几乎被学校领导丢弃，只当成一个“评分的工具”和装点门面的摆设。领导随意修改方案的条款，不再经教代会审议，教代会也不再召开“民主会议”。对这样的教代会我不再有任何兴趣。
期末，教代会主席发给我一张每年走过场的“学校行政领导评议表”，要我为每个领导打分。我知道学校工会不敢得罪领导，评议领导每年都是打高分。而我，既不敢给领导打低分，怕受到打击报复；又不愿违心地打高分，损害自己的人格，于是只好拒绝打分。教代会主席下不了台，恼怒地说：“你还没有写申请退出教代会，就应该履行你的职责！”我不吃他那一套，因为教代会不是由我写申请加入的。不管他在背后怎样骂骂咧咧，我径自扬长而去，不再理他。
从此，我就自己把自己“开除”出教代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教代会代表生涯。
（作者单位：贵州天柱县竹林中学）
责任编辑邹韵文
新学期伊始，第一次校务会上，各位领导轮流作完指示以后，校长意外地宣布，学校要成立教代会组织。教代会的组成人员是：工会主席是当然的教代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是钦定代表，学校行政班子内部选举一人担任代表，从普通教师中选举四名代表。我不知道，这样的代表结构和人数，这样的代表确定方式是否合理，是否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依据。因为我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的法律，向来是不大抱有信心的，因此，在普法学习的过程中就打了折扣，对于相关的法律知识也就知之甚少，不甚了然。接着就是投票，正式选举。先选普通教师代表，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结果是，竟然有我的名字，并且票数还高居第三位，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凭我本能的敏感，觉得领导同志似乎也感到有点意外，心中不是很高兴。因为我看见，他们刚才还阳光灿烂的脸，似乎已经晴转多云。与我一同被选上的，还有票数分居一二名的年轻教师阿勇和华仔，还有和我同龄、票数屈居我之后的生哥。接着选领导教师代表。毫无悬念，班子全体成员一致推选的是校长。
第二天下午，教代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地点在学校会议室。议题为审议“某某中学‘四制一目标’管理实施方案”。这套方案由校长起草，内容包括学校组织机构、聘任的岗位及其职数和要求、各类岗位职责、岗位目标考核细则、聘任程序、岗位工作量、教师结构工资实施办法等几个方面，非常具体细琐。此方案交由教代会审议。于是我们逐条审议，对自己认为不妥当的条款提出异议，交由大家讨论，最后由校长点头，拍板定案。在发言席中，唱主角的主要是在学校居于元老地位的老书记（他实际上也是新校长的后台）、在学校处于“异见人士”地位的我，以及年长资深的生哥等三个人。其他几位年轻教师（包括同样年轻的工会主席兼教代会主席）基本上是当配相的，只有当条款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才站起来发言，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的条款，经过我们三人提出异议，由大家磋商以及互相的妥协让步，达成了共识，被予以通过。对此，我很感慨，觉得民主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今天这么民主的讨论，许多条款都不切合实际，一旦付诸实施，不知会带来多少问题和怨愤。
可惜，这种和谐的民主并不能保持到最后。在一些关键的条款上，校长毫不让步，不容讨论，还是暴露出了一个权势者的霸道和蛮横的尾巴。主要体现在两个条款上。第一条，是出勤方面的签到制度。该制度规定，从周一到周五，早晨上第一节正课之前和下午上课之前，全体教师都必须签到，不签者即使你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任务，也视为旷课。我对这一条持有不同意见，建议取消为好。理由是，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初中，而且长期缺编，每个老师都担任了超量的工作任务，却没有一分多余的报酬，极不合理。早晚自习还必须按时下班辅导，由学生严格登记出勤。每个老师每周实际上课的节数高达二十多节，任教班数大多在三个以上，每班学生数平均在六十人以上。在条条框框甚多、管理过细、束缚太过、负荷超重的情况下，再来一个签到的束缚，每天让人高度紧张，弄得神经兮兮，不仅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会引起老师的怨恨和不满，降低工作积极性。更何况，签到制度除了给老师增加心理负担外，并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因为我校缺乏集体办公条件（缺桌少椅），又是寄宿制学校，不能真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老师每天的工作时间远不止八小时），老师们在没课的时候并不愿意呆在办公室里，而是一签完到就走人。这样的签到制度又有什么必要呢？但是，校长对我提出的意见大为恼怒，脸色一青，面孔一板，斩钉截铁地说：“这一条坚决不能动，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代表们都保持沉默。一时间气氛很尴尬。我碰了一鼻子灰，不好再说什么，为了顾及领导的面子，只好就此打住。
第二条是关于考核方面的“领导评分”项目。该项考核制度规定，在月考核、学期考核和年度考核中，“领导的评分均占总分的百分之25%”。“领导评分”，就是由领导给每个教职工（也包括领导自己）的思想表现评分，没有任何的评分标准，扣分之后也不作任何解释。这样的考核制度，在我看来形同儿戏，简直不可思议。我对此十分忧虑，当即站起来说：“这种凭印象给人打分的考核方法，很容易因为个人的偏见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而导致打分的不公，在中国现今的这种文化环境中是行不通的，最好还是去掉这个项目为好。”坐在我身边的生哥和我有相同的看法，也在一旁附和我的观点。可校长当即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回绝道：“这一条必须要保留！因为一个教师如果思想表现不好，能力再强，也不是一个好教师！”对于这种论调我不敢苟同，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反驳道：“问题是，人的思想是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一个老师遵纪守法，该干的工作都干了，你凭什么说人家的思想表现不好呢？要评定一个老师的思想表现，除非你平时专门派人注意其言行，随时作好记录，那样才能让人心服。可是，这一点做得到吗？”受到我的质问，校长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说：“不需要做什么记录，一个人的表现在平时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面对校长的强词夺理，我有些愤怒，情绪激动地回击道：“严格说起来，谁有资格去评定别人的思想好坏呢？！”这个重磅炸弹，炸得校长无言以对，他的脸胀成猪肝色，嘴唇紧闭，样子十分难看。气氛一时变得十分紧张。其他老师见势不妙，都低下头默不出声。最后由于校长不点头，这一条款还是被强行通过了。
第一次教代会，就在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了。方案的最后一条规定：对此次审议通过的方案，若要修改某些条款，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同意才行。对此，我心中亦喜亦忧。
此后，每个月月考核，教代会就履行一项职责——完成考核制度规定的“教代会评分”（占总分的25%）任务。第一次评分，由于我和生哥的积极作为，分数较为合理，领导得了高分，教师之间的悬殊也不大。结果公布后，老师们对“领导评分”议论纷纷，各怀不平，而对“教代会评分”则没有多大意见。可是，从第二次月考核开始，问题就出来了。教代会内部的那些掌权者玩起了“互相抬轿子”的把戏，狼狈谋私，有的给自己打高分。我和生哥虽然不满，但也不好驳人家的脸，只能保持沉默，致使评分失去了公平。当然，因差距不是很大，也没有引起教师太多的不平。
此后，每月的“教代会评分”慢慢变成了另一种“领导评分”，我的心便冷了下来。第二学期后，教代会几乎被学校领导丢弃，只当成一个“评分的工具”和装点门面的摆设。领导随意修改方案的条款，不再经教代会审议，教代会也不再召开“民主会议”。对这样的教代会我不再有任何兴趣。
期末，教代会主席发给我一张每年走过场的“学校行政领导评议表”，要我为每个领导打分。我知道学校工会不敢得罪领导，评议领导每年都是打高分。而我，既不敢给领导打低分，怕受到打击报复；又不愿违心地打高分，损害自己的人格，于是只好拒绝打分。教代会主席下不了台，恼怒地说：“你还没有写申请退出教代会，就应该履行你的职责！”我不吃他那一套，因为教代会不是由我写申请加入的。不管他在背后怎样骂骂咧咧，我径自扬长而去，不再理他。
从此，我就自己把自己“开除”出教代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教代会代表生涯。
（作者单位：贵州天柱县竹林中学）
责任编辑邹韵文